文/陈小刀 李小飞刀

当地时间1日上午11时42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正式公布日本新年号为“令和”，出自日本古代典籍《万叶集》。

从公元645年，大中兄皇子仿照唐朝制度，设立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大化”以来，1374年时间，247个年号，出处全部来自于中国典籍。

即使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最想跟中国划清界限的那些年，这个传统也没有变。

“明治”取自《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

“大正”取自《易经》第十九卦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取自《书经•尧典》“百姓昭明、万邦协和”。

“平成”取自《古文尚书·大禹谟》“内平则外成也，地平则天成也”。

也就是说，这是1300多年来，日本年号成功“脱中”。

早在这次新年号的产生过程中，日本媒体就不断放出消息，首相安倍指示周围的人，年号出处最好来自于日本古典书籍。

媒体分析，安倍的心思大概是，为什么日本制定国号，要有借助中国帮忙的感觉？

赶在这个时候“脱中”，几个意思呢？

选拔

由于意义重大，日本年号的每一个字选择都非常讲究。

根据日本1979年颁布的《元号法》，如果天皇退位，年号也必须改变。按照日本政府规定的年号选定程序，日本首相需要钦点数名精通中国史、中国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等领域的学者，让他们提出两到五个新年号作为候选方案。

此次选出来的字要遵循6个条件

1.使用常用汉字

2.每个字最多12-15个笔画

3.第一个字的拼音不能使“MTSH”

4.尽量避开民间预想的年号名称

5.不要用经常作为人名的汉字

6.不要使用与大企业相同的名字

备选方案出来后，经过参众两院的商量，由内阁会议决定“胜出”方案。

过门关节在于，不管法律规定得多细，都由有内阁决定，内阁由谁决定呢，是首相本人。

从以往年号产生过程看，人为因素很大。在上世纪80年代末选定取代“昭和”的新年号时，日本政府委托东洋史、中国哲学、文学专家以及著名阴阳学者（阴阳师）等人参与选定。提出了“平成”、“修文”和“正化”三个方案。

当年具体负责操作的内阁审议室室长回忆，在恳谈会上，因为“昭和”的读音开头是S，而正化、修文的读音也是S，他就诱导恳谈会的8个专家选择“平成”。这个操作过程都是可以公开拿出来说的，而这个人不过是个负责实务的小官而已。

到首相这个级别，可想而知个人因素有多大。

正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年号有着特殊意义。它既是天子执政的时间单位，也是天子权威的标志。每一次更换年号都是国家大事。年号的取舍、含义，毫无疑问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寓意和政治考量。

如果一个年号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期间发生过一些历史大事，或者当朝的皇帝比较有个性，年号就变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尤其是明清两代皇帝“一世一号”（一任皇帝一个年号），年号就取代了帝号，成了民间称呼皇帝的一个代指。

不同的年号代表了不同的时代风貌。

比如“康熙”跟“光绪”这两个年号，在中国人脑海里反射出的画面是截然不同的。

又好像，看到“开元”就想跳舞，看到“乾隆”就想下江南。

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还保留着中国古代纪年法的国家，日本显然全盘接受，深度领会了年号和年号背后的那些东西。

比如日本第一个年号“大化”，出自中国的《易经》“大化流衍，生生不息，阴阳相动，万物资生。”这《易经》在描绘世界万物起源、变化的画面。

取这个年号，显然有从头开始，万象更新的意思。跟大中兄皇子发动政变搞改革、向唐朝学习的意愿很切合。

想出这个年号的人还挺懂行的。

再比如，后醍醐天皇在1334年改年号为“建武”，它原是东汉光武帝的年号。当时日本朝政由镰仓幕府把持，天皇被压制得很惨，他从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出发，希望恢复天皇权威，推翻幕府这个“奸臣王莽”，像汉光武帝一样，实现“中兴”。

虽说日本年号出处很爱往中国的典故上贴，但另一方面，年号这件事，也反映出日本“小九九”的一面。

年号是天子的年号，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年号也应该只有一个年号。也就是说，用谁的年号，谁就是“正朔”，就有权威。比如古代的朝鲜、越南、琉球等国，在其国内均使用中华王朝的年号。

而日本不但在年号上保留了独立性，历史上它还能常常趁着中原王朝衰落的机会反将一军。

晚唐时期，唐国力衰退，日本多次对中国的东北地方政权——渤海国威逼利诱，要求渤海王使用天皇年号。

近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向强大，向琉球王国扩张。1879年，日本强迫琉球使用天皇年号，随后派军侵略琉球。

在对朝鲜和中国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期间，日本在两地也用天皇年号纪年。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采用“一世一号”，年号成了日本国运的标志

明治时代，日本走上维新变法和对外扩张之路；昭和时代，日本经历二战、战败再到经济起飞；刚刚过去的平成年代，日本经历失去的三十年，经济泡沫破裂，少子化老龄化，国家日益暗淡，年轻人丧成了不思进取的“废宅”。

普遍流传的段子是，“明治养神、大正养士、昭和养鬼、平成养猪”。

再比如，二战战败后，号称日本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曾提议为了让全体国民都认清战败的事实，应该改年号，年号可以带有“新生日本第一年的含义”，或者带有“民主主义元年”“兴国元年”“投降2年”等含义。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选现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它的独立性呢？

脱中

实际上，在年号上摆脱中国的影响的想法，早在讨论“平成”的时候就已经萌生。

在“平成”年号决定前，世界上还有“日本第一”的讨论，内阁大臣在国会演说的时候，还会用“日本领导世界的新理念”之类的说法。再依赖中国典籍，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合时宜。

尽管日本泡沫经济应声破裂，但这个想法延续了下来。冷战结束后，日本进一步开始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既不是个东洋国家，也不是个西洋国家，既不处在美国的指挥下，也不是处在中国的威慑下，而是个有自主决定权的全球性国家。

在与欧盟的交往中，与东盟的交往中，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日本都抱持、强调着这样一种态度。

受制于中美两个大国，又不愿受制于两个大国，既想“脱中”，又想“脱美”，日本时时表现出一种纠结。

就安倍本人来说，他是成长于战后一代日本人的首相，对这代人来说，战争的责任不想再背负，战后体制是一种束缚，不管国民还剩多少心气，安倍认为他的使命就是让日本重回大国地位。“令和”这个新年号，也包含了让日本也“走进新时代”的意思。

，无论新年号是从中国典籍里选，还是从日本典籍里选，这都是日本自己的家务事，中国被捎上，都不过是躺枪。

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源头。我们也都清楚，鸦片战争之后，日本目睹清政府的软弱，转向学习西欧，早已不把中国文化当做憧憬和依托的对象。

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内掀起华夷之辨，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东亚文明的正统已转向了日本，日本已经是中华。

我们经常说，日本是个擅长学习的民族，却忽视了它学习消化之后，反过来藐视老师的一面。

在吸收了国外文化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产生所谓国风文化，再强调这个转化过了的国体、国学、国粹。

吸收一阵、沉淀一下、鄙视一段，时不时还要反过来抢个地主，这个过程在日本历史上反复上演，几乎成了日本文化心态中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经过这么多年，在社会层面，对日本文化的一个源头是中国文化这一点上，日本民众有时候处在无意识的无知当中。

很多人既不知道哪个年号是从中国古籍中来的，也不了解历史上中日文化的渊源。对中国当下的发展，既不关心，也不了解，亦没有亲近感。中国文化已经变成了日本的文化，而中国是个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存在。

这给我们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精英和媒体层面的偏见，以及社会民众层面的漠然无知，是中国走出去的一个障碍。

第二，对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有些人以往会陷入两种极端

一种是认为日本文化都是从中国文化剽窃所得，日本文化就是盗版得不太好的中国文化。

另一种是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已经在日本，要到日本去寻根。

对我们来说，这两个问题比日本年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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