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世界杯还有活着的吗(1950年世界杯，他一拳
世界足球物馆所有的藏品都是意大利乌布塔家族四代人花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收集而来，今天已经拥有30万件藏品，10万张珍贵的图片，以及多数独一无二具有特殊意义的原创物品。
每件球衣，都能说出瞬间；每个藏品，都值得赞颂千篇。
世界杯是世界上最高荣誉、最高规格、最高知名度的足球比赛，是各个国家在足球领域最梦寐以求的神圣荣誉，也是每个足球运动员的终极梦想。这些英雄梦想，就珍藏在世界足球物馆里。今天，我们从1950年世界杯说起。
1950年是二战后第一届世界杯，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提及它了。
在开篇语《错版邮票没少听说过，错版奖牌呢？1950年世界杯，巴西居然被“内定”夺冠……》中，我们曾介绍过冠军乌拉圭队获得的奖牌，原本是制作给亚军的；我们在《扼杀1950年巴西足球冠军梦的凶器，我们找到了》一文中介绍了攻入制胜一球的乌拉圭射手吉贾的球鞋，1950年代的球鞋，原来长这样。
1950年是巴西第一次举办世界杯，痛失冠军让举国人民陷入悲伤，贝利的父亲甚至第一次当着儿子的面哭泣。这段经历给年仅9岁的贝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下定决心：一定要为哭泣的爸爸，把冠军赢回来。
在自传《足球之美》中，贝利描述了他这一视角的1950年世界杯决赛：
收音机里的解说员开始逐一介绍巴西队的成员。这是一支可怕的队伍，是高超的球技和生机与活力的混合体。
济济尼奥，我最喜欢的巴西队球员，他被誉为球场上的达·芬奇；巴萨，世界顶级守门员，在6场比赛中仅失4球；阿德米尔，就是“下巴”；还有左后卫“小胡子”，他正在里约最大俱乐部之一的弗拉门戈队效力，他入场时得到了热烈的欢呼。
终于，解说员念到了1950年巴西国家队队长的名字。他是个令对手胆寒的防守队员，还是球队的精神领袖；他似乎对这次大赛的压力毫不动容，也许跟他以前的工作经历有关吧，在踢足球之前，他是一名联邦警察。他是防守端的中流砥柱，是球场上的镇静剂，所以，他是这种决赛上不可或缺的队员。
他就是奥古斯托。就是那个8年前在米纳斯吉拉斯的比赛中与我父亲撞在一起的人。
时运弄人。一个人痊愈了，成了巴西队的队长；而另一个带着膝伤黯然返乡，在收音机前听着前者的比赛。
也许当天父亲心怀羡慕，但他并没有说出口；我想，他最想要看到的是巴西队能赢下比赛，别的都不重要了。
上半场的比赛异常激烈，巴西队的进攻一波接着一波。我们由5位前锋组成的强大攻击线，在可怕的“下巴”的带领下，向乌拉圭的球门狂轰滥炸。看过那场球赛的人都说，上半场的比分本应是巴西2：0或3：0领先，但乌拉圭的守门员罗克·马斯波利把所有的射门都挡在了外面。人们都说，他有几个扑救非常幸运。其实在随后的岁月里，罗克得到了一个“幸运儿”的外号——他曾两次中了乌拉圭国家大奖。所以我猜，1950年7月16日这一天，巴西队碰上了罗克的幸运日。
下半场开始，弗里亚卡的射门终于突破了罗克的十指关。母亲和父亲拥抱在一起，我和朋友们冲出屋外，外面到处都在放烟花，我的耳朵都震得发出欢快的嗡嗡声。在马拉卡纳球场内，现场的观众也在抛撒彩色纸屑、燃放烟花。人们的情绪终于引燃了，全国大狂欢拉开了序幕。
我和朋友们返回屋里的时候，家里的庆祝仍在继续。父亲和朋友们喝着啤酒，谈论着当初在BAC踢过的比赛，并未十分关注收音机里的声音。
这时，我们听到国家电台的解说员冲口而出：
“乌拉圭进球了！”
嗯——什么？
“乌拉圭进球了！”
那位解说员后来解释说，他之所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是因为他知道听众在听到第一遍时不会相信自己的耳朵。
屋子里一片死寂，我们听着解说员复述进球经过。
“精彩的进攻配合，最后带来扳平比分的进球。”解说员讲道，声音突然低沉了很多，“‘小胡子’的球被吉贾断下，他传出一记低球……漂亮的传球……斯基亚菲诺从左路插上，破门得分。”
巴西1，乌拉圭1。
到现在为止，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1950年世界杯采用的是循环制赛事，主要是因为参赛的球队太少了。根据前面的积分，巴西只要在决赛中与乌拉圭打平，就能获得冠军。再说，比赛只剩20分钟了，而我们的球队在前面的比赛中平均每场丢球数还不到1个。所以，我们的防守队员是不会允许对方再进第二个球的。
但是，就在乌拉圭破门那一刻，一种奇怪的感觉出现了。马拉卡纳球场的观众感觉到了，远在巴鲁的我们也感觉到了。我们所有的自信和大吹大擂似乎一下子灰飞烟灭，就像气球突然漏光了气。我们把自己抬得太高了，摔下来就是致命的后果，而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巴西人都感觉站在了悬崖边上。
我偷看了父亲一眼，他眼睛睁得很大，瘫坐在椅子里。
在马拉卡纳球场内，现场的20万名观众也不知怎的突然鸦雀无声。
这种静默，科斯塔教练后来说：“把球员们吓坏了。”
而打进一球之后的乌拉圭，这只赛前并不被看好的猎犬，嗅到了血腥味儿。
足球跟国家大小无关，跟球员的身材无关，勇气、技术和努力才是其决定因素。老天啊，我本应比其他人更明白这个道理。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竟然忘记了——乌拉圭的足球传统一点儿都不亚于巴西。乌拉圭曾获得两次奥运会足球金牌，甚至夺得过世界杯的冠军——就在1930年于乌拉圭举办的首届世界杯上！
当乌拉圭人来到里约参加决赛，却发现被人当成巴西队夺冠的陪衬时，他们做出的正是一个昔日王者的反应——他们不服。乌拉圭的球员怒不可遏，憋着劲加强训练；而在他们的怒气中，球队教练和随队官员看到了机会。
比赛当天上午，乌拉圭驻里约的领事曼纽尔·卡巴雷罗拿着20份印着《巴西是世界冠军》大标题的报纸来到乌拉圭队下榻的酒店，这时队员们正准备吃饭。卡巴雷罗把报纸扔在餐桌上，说：
“我是来慰问你们的，你们被打败了。”
队员们立刻炸了锅。其中有个名叫尤西比奥·特杰拉的球员，一贯以脾气暴躁而闻名，他站起身来，一拳捶在墙上。
“不，不，不！他们不是冠军！”他高叫道，“让他们看看谁是冠军！”
▲1950年世界杯决赛，乌拉圭球员尤西比奥·特杰拉（1922-2002）身穿的球衣。他在签名下面特地标注上“马拉卡纳”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乌拉圭的队长奥布杜里奥·瓦雷拉随后把这摞报纸拿到酒店的厕所里，他把报纸扔在地上，队员们鱼贯而入，往巴西球员的照片上撒尿。
在踏上球场的那一刻，乌拉圭队员的紧张感消失了，而上半场的平局也让他们不再对巴西心怀畏惧；战无不胜的巴西队也不过如此，而下半场巴西队的首个进球更激起了乌拉圭队的斗志。奥布杜里奥从球网里把球拿出来，抱在怀里，朝在场的每个人—裁判、观众——咆哮了整整1分钟。当他最后把球放下，让比赛继续时，他对队友们喊道：
“打败他们！不然就没命回家了！”
这么说有点夸张了，但他并不是当天第一个在巴西夸大其词的人。乌拉圭队员随后的劲头正是奥布杜里奥所希望看到的，接着他们就打进了扳平的一球。又过了10分钟，阿尔西德斯·吉贾这位乌拉圭优秀的右边锋又有了一次独自面对巴西球门的机会。
电台里继续解说着比赛：
“吉贾回传……朱利奥·佩雷斯长传右路……吉贾冲向球门……射门。球进了。乌拉圭进球了！吉贾！乌拉圭的第二个进球！乌拉圭2比1领先了……下半场比赛已经过去了33分钟……”
也许是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失败，也许是被客厅里的静默吓到了，也许因为我仅仅是个孩子，在乌拉圭打进第二个球之前，我就跑到外面跟朋友们玩去了。我们心不在焉地踢着球，为自己的进球而欢呼庆祝，但我们能感觉到屋里的气氛不大对劲儿。
过了一会儿，父亲的朋友们慢慢地拖着脚步从我们家走出来，脸上带着苦恼的表情。那时，我就猜到结果了。我把球放在地上，深吸了一口气，走回屋里。
父亲背对着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
“爸？”
他转过身来，脸上挂着泪。
我愣住了。我从未见过父亲流泪。
“巴西输了。”他嘶哑着声音说道，似乎无法说出这四个字，“巴西输了。”
“我这一辈子，再没有见过像那场比赛失利之后巴西人那样的悲伤。”多年以后，为乌拉圭打入制胜一球的阿尔西德斯·吉贾如此说道。接着，他又稍带自豪地说：“历史上只有3个人能用一个动作让马拉卡纳球场安静下来——教皇，弗兰克·辛纳屈 ，还有我。”
终场哨声响起，看台上数千球迷哭了起来。那一刻巴西国内有多少人流下眼泪，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马拉卡纳球场外面，愤怒的球迷点燃了一堆堆的报纸，其中就包括那份贸然宣称巴西是冠军的报纸。
球场并未烧坏，但市长立在门口的雕像被人们推倒了，还将其脑袋扔到了附近的马拉卡纳河里。几个小时之后，巴西队队员们茫然地从球场里走出来，其中几个恍惚着走进附近的酒吧里，一连几天在里面借酒消愁。
在随后的数周、数月时间里，这种悲伤的情绪与日俱增。赛前的大肆宣传已是耸人听闻，现在的哀伤和反省比之更甚。在人们看来，我们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巴西战败，伤亡无数。他们认为，这场比赛不是11名队员技不如人，而是整个国家的挫败，它说明巴西永远都摆脱不了“落后”的禁锢。有些人甚至灰心丧气地说，巴西永远都不会赢得世界杯，永远都不能跟世界强国一较高低。
这场失利恰恰发生在这个国家刚刚有了点梦想的时候——在体育项目上，在国家声望上；我们冒着风险，刚想施展一下手脚，就碰壁了。又过了很多年，巴西的国家自尊心才得以恢复。
1950年这批巴西国家队的球员们随后在各自的俱乐部球队里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令人悲哀的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获得世界杯冠军。有些人到死都念念不忘那次近在眼前的机会。济济尼奥，那届国家队里我最喜欢的球员，他说他把世界杯亚军奖牌放在奖品箱子的角落里，任其氧化黯淡。“我不愿擦它，”多年后他如此说道，“在巴西，足球亚军就是废物，还不如打不进决赛。”尽管他极力想要忘记，别人却不放过他。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每年的7月16日，济济尼奥都会接到电话，“要是不接，它就会响上一天。巴西各地打来的电话，问为什么我们输了那届世界杯。”
有一些球员承受的痛苦比别人更大，那就是黑人球员。著名记者马里奥·菲里奥在《巴西足球里的黑人》一书中说，很多巴西人都将此次失利归咎于巴西的“人种劣势”——一个让黑人球员出赛的黑人国家总是低人一等的。这种观点无疑是迂腐而令人作呕的，但事实——或巧合——恰恰佐证了这种说法，因为巴西国家队的两位“最黑的”球员都跟乌拉圭的两个入球有关。“小胡子”是负责盯防斯基亚菲诺的人，而后者打入了乌拉圭的首个进球；在此后多年时间里，“小胡子”一直被人奚落为“懦夫”。他此后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不愿跟国家队的朋友们来往，因为他怕有人会提到那场比赛。还有守门员巴萨……他承受的指责更多、更重。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见到过巴萨。他住在里约，那届世界杯之后继续为俱乐部踢球，直到41岁才带着诸多荣誉退役。但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人们的指摘、嘲笑和埋怨，几十年后依然如此。1994年他想到特雷索波利斯 的训练场探望国家队，希望能在他们去参加美国世界杯前为他们鼓劲送行，但被对方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巴萨是个“灾星”。他于2000年4月去世，在世的时候他曾数次对我和别人说：“在这个国家要是犯了罪，最高量刑是30年，我不是罪犯，却过了远远超过30年的牢狱般的生活。”
其实，巴西的失利并不怪巴萨，也不怪其他队员。济济尼奥说，所有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的言论，不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你亲手赠给敌人的利刃”。科斯塔教练则将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在球迷、媒体、管理者身上泛滥的"我们已经赢了"的气氛”。巴西是被自吹自擂杀死的。每个想借世界杯谋利的人—尤其是那些政客—都应该为失利承担责任。他们凭空造出力不能及的期望值，而当现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时，巴西队就注定了失败。
“打败我们的不是乌拉圭的第二个进球，”科斯塔教练说道，“而是第一个。”
话虽如此，很多人还是不会接受这种解释。悲哀的是，马拉卡纳失利的阴影至今还笼罩在我们心头。巴萨说，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日子不是1950年7月16日，而是20年后一个普通的下午，一位妇女和她年幼的儿子在商店里认出了他。
“看，”那个女人指着巴萨对儿子说，她的声音很大，足以让巴萨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他伤了全国人的心。”
那届世界杯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对巴萨，对其他很多人而言，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那一天的经历极其宝贵——它将我们凝聚成一个民族，在此后几十年时间里令我们持续受益。
围聚在收音机旁边，共同承受着失利的痛苦，巴西人终于有了共同的体验。
在巴西的历史上，第一次，富人和穷人有了共同语言；不论是在里约、巴鲁、圣保罗还是亚马孙平原深处，不论是在街头巷尾、面包店还是办公室，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可以跟任何人谈论。现在人们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当时，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它制造了一个故事，让大家意识到身为一个巴西人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再彼此陌生，从此再也没有隔阂。
并且，此事过后，巴西人脱掉了一层单纯和幼稚——甚至可以说是头脑简单，不再像决赛那天下午以及之前的几个月一样了。这种品质并未完全消失，但我们的确变得成熟了一些，不再轻信政客、媒体的话。这在后面的岁月里，对我们的政治，对我们的文化都意义重大。
最后一点：对像我一样心怀足球追求的那一代人而言，1950年7月16日给了我们极大的激励。看到父亲在客厅里哭泣，母亲在旁边竭力安慰着他，我走进了父母的房间里。那里墙上有一张耶稣的画像，我泪如雨下，对着画像说：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我们？上帝啊，我们为什么要受到惩罚？”
上帝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失望慢慢平息下来，转而被另一种情绪，一种深刻而坚定的信念所代替。我擦干眼泪，走回客厅，把手放在父亲胳膊上。
接下来我说出口的——说实话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许只是一个9岁的孩子安慰父母的话，但鉴于此后所发生的事，这句话真的意义非凡。
“没关系的，爸，”我对他说道，“有一天，我发誓，我会给你赢一个世界杯。
为蚍蜉撼大树的乌拉圭队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