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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世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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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世奎(1863-1942)近代天津著名书法家。字启臣，号璧臣、思暗。祖籍江苏无锡，后迁居于天津。1864年生于天津老城厢东门里。汉族。天津“八大家”之一。因家资丰厚，家中常聚各方名士吟诗谈词。
　　16岁时得中秀才。19岁时中举人由内阁中书考入军机处，荐升为领班章京。1911年奕劻组亲贵内阁，又被升任清内阁阁丞。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时，升正二品。“百日维新”后，以省亲为名弃官隐居天津，在意租界购置房产，以清朝遗老自居，自号“北海逸民”，终生不剪辫子，不用民国年号，不再入仕，不再参与政事，惟以诗文、书法自娱。
　　华世奎作为名书法家，订有“笔单”，往年天津各南纸局多代收书件。在当时与孟（广慧）、严（修）、赵（元礼）并称为四大家。因自小父亲对他寄望颇高，4岁时就指定书目让他学习，经常站立书写，腕力、臂力达到超人程度，为日后成为津门四大书法家之首创造了条件。华世奎的书法，真、草、隶、篆诸体，无有不精。而最能代表其书法风格的要算他的楷书作品，走笔取颜字之骨，骨力开张，功力甚厚，有馆阁气魄。手书的“天津劝业场”五字巨匾，字大1米，苍劲雄伟，可谓其代表作。被国家定为中华历代名匾。东北角的“正兴德”茶庄、估衣街的“德昌公”等著名商号匾额招牌题字也都是他的手笔。
　　华世奎经过长期的书法实践和探索，将苏东坡的巧结构和篆隶的笔法与颜的拙字相结合，形成了拙巧相间的“华体”书法；而且在理论上出了富于自己个性内涵的六种笔法，即“提、按、顿、挫、内颤、外颤”。他为人写了许多牌匾和碑记、墓志铭等，在天津留下了不少可资纪念的文物。书法作品小至蝇头小楷，大至径尺以上榜书，结构都很凝重舒放，晚年更加苍劲挺拔。著有《思暗诗集》留世。他的书法作品也被各美术出版社相继出版，如《津门华世奎孝经帖》等等。
　　华世奎对天津的文化事业十分关心，经他主持的有“崇化学会”、“国文观摩社”、“城南诗社”等文化团体，并长期作文庙主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在做人方面可谓楷模，在他身上体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程克任天津市长时，因受商震嘱托，每月从市财政局给华世奎拨出千元，用以其生活之需，被他坚持拒绝。于是后来每月拨出600元为崇化学会经费，余款400元为文庙修缮费，直至日本侵入天津为止。
　　1942年春夏之交，华世奎故于天津里第，终年79岁。其家属及在津遗老联名向伪满溥仪请谥，得赐予“贞节”谥号。

　　吴佩孚 (1873-1939)北洋军阀首领,山东蓬莱人,近代书画家,工书,擅墨.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