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奥运会会徽的图案(奥运奖牌的“首饰语言”—

奥运奖牌不仅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对运动员成绩的肯定，也是奥运会举办地文化底蕴凝聚的产物，更是奥运会视觉形象景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经验背景的人在看待事物时，会有其特定的视角与维度。刘骁老师曾亲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奖牌的创意构思、打样及工艺监制的全过程，他应邀写就本文，从首饰艺术的视角与维度，围绕首饰的佩戴性、装饰性、象征性、工艺性、主体性等角度，对此次奥运奖牌设计的内涵与特质进行了阐述。

首饰是随着人类诞生和发展而来的装饰物，有别于其他艺术表达媒介的特点和属性。仔细分析归纳，首饰的属性可被大致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首饰（戒指、项链、耳环等）与身体之间产生的关系，即其佩戴属性；第二，首饰用于彰显、吸引或区别于他者的基本需要，即装饰性；第三，从历史中沿袭和变革下来的首饰，被作为特定符号来指涉“崇拜”“财富”“荣誉”“身份”“情感”，即题材与内容的象征属性；第四，将首饰的佩戴、装饰和题材与内容等属性通通去掉之后，留下的材料、工艺等要素，关联着作坊式的手工技艺和工业化生产方式，即制作性，且区别于绘画、装置、雕塑、多媒体等其他艺术语言；第五，无论是“学院式”首饰教育或“师徒传习式”的经验，还是首饰工业生产的行业经验，创作者与之有关的经历与背景，即创作者的主体性，独特的思维习惯、工作方法和艺术语言，都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其创造性工作上。

一、兼具视觉体验与情感联结的佩戴

奥运奖牌是奥运会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是传播奥运会理念、展示举办地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重要载体，由每一届举办地的奥运会组委会提供，属于国际奥委会所有，并且由国际奥委会向获胜运动员颁发。奥运奖牌的设计须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价值与目标，充分体现当届奥运会的理念与愿景。

早期的冬奥会奖牌是装在盒子里递给获奖运动员的，从第9届1964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开始，奖牌才开始配上绶带，运动员可以挂在胸前。正因如此，奖牌的设计必然需要考虑其佩戴在运动员身上时的视觉效果，冬季冰雪环境下运动员通常着装厚重，所以冬奥会的奖牌普遍偏大，2006年都灵冬奥会奖牌直径更是达到了奥运史上的最大尺寸107毫米。此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奖牌在经过反复打样和实际佩戴比较后，直径最终定在87毫米。奖牌的绶带长度也进行了相关测试，以保证运动员佩戴时的位置最合适。

在1964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奖牌上第一次刻上了竞赛项目名称。从此，每块奖牌与其获奖运动员的联结更加紧密。冬奥会与冬残奥会共生产一千五百余枚奖牌，每一块奖牌都通过金银铜颜色以及刻印在背面的体育单项名称，对应获得此荣誉的运动员，如同刻上了个人或家族专属符号的纹章戒指，强化了奖牌与获奖运动员的专属关系。

“黄金”与“咬”的动作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运动员被授予奖牌后冲着镜头做出“咬金牌”或亲吻金牌的动作以表达激动之情。按照国际奥委会的惯例，奖牌更注重的是其承载的荣誉象征性，尽管今天的金牌一般通用银材质，仅在表面镀上一层薄薄的黄金（不少于6克），也丝毫不会影响人们对“黄金”的想象与期待。最早运动员获得金牌后放在口中咬的场景——如在《纽约时报》对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报道中，美国游泳运动员里克·凯理（Rick Carey）获得金牌后，兴奋地将金牌放在口中并使劲用牙咬了一口，这个场景被许多在场的摄影师抓拍，该运动员成为奥运赛场上第一个被公开报道咬金牌的人。“咬金牌”的传统也曾造成意外，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中赢得仰式雪橇银牌的德国选手默勒（David Moeller），就被拍到不小心咬断了门牙。还有很多选手选择亲吻金牌的方式，来表现获胜的喜悦。不管是亲吻奖牌还是咬金牌，一方面，运动员用最本能的、最直接的感官来“检验”他们的金牌，或是“品尝”冠军滋味，这些动作暗示了人们对黄金在物质层面最基本的认知——说明它是柔软的，另一方面，运动员试图在奖牌上留下的咬痕，也呈现了他们与奖牌之间联结的某种特殊情绪——这些咬痕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独一无二，运动员以此方式把自己“铭刻”在奖牌之上。

二、充满文化底蕴的形制与装饰

正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形象景观总监林存真所说“此次冬奥形象景观的整体设计都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核，来源于对自然规律的理解与感悟，依托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及美学特征，呈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

冬奥奖牌的设计也不例外。奖牌整体形制来源于中国古代同心圆玉璧，表达了“天地合，人心同”的中华文化内涵。玉璧造型来源有多处，其中一件是距今约5300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双联玉璧。根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敬国介绍这枚双联玉璧发掘于1987年5月，双联玉璧共设三环，形成双联同心圆，大圆与小圆象征着宇宙空间和人类社会的关系。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基于冯时先生对中国天文考古的研究，认为圆形玉璧的形象应来源于《周髀算经》的“七衡六间图”（古人主要用来描述太阳周年视运动规律和节气变化间的关系，揭示了天文与历法之间的渊源）。

冯时强调所谓“七衡六间图”，其核心实际就是“三环图”，即内衡象征夏至日道，以中衡象征春分日道，以外衡象征冬至日道，这也证明了三环形玉璧就是对“七衡六间图”的直观描述。到战国时期，一些玉璧的形制不仅保留了三环的基本形式，还出现了“四衡三间”或“五衡四间”的复杂变化（即多个同心环），象征意义极为明显，玉璧纹饰又常以云气为其主要内容，与古人所具有的以圆形璧象征天，天又由气所充盈的古老的宇宙观极为吻合。奖牌背面的圆环上刻有24个点及运动弧线，象征着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运动员如群星般璀璨，也象征着中国古代在农学领域的重大创造——二十四节气，意为华夏文明中的“观象授时”对指示物候时令、指导农耕生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理念。

奖牌正面的浅刻装饰纹样，均来自中国传统的冰雪纹与云纹。其中冰雪纹的设计源于清康熙年间的冰裂梅花纹，又称“冰梅纹”，仿于宋朝官窑冰裂片纹，作为瓷器或丝织锦缎装饰之用，亦可见于古典建筑门窗的应用。奖牌的纹样设计是将梅花纹转化设计为雪花符号，映衬冬季奥运会的特征。云纹是中国古老的吉祥图案之一，据《论衡·卷十六·乱龙》描述“神灵之气，云雨之类”，体现了古人对云的崇拜情结，认为云是天地之本，而且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的创意就来自祥云纹样，这一次云纹又被巧妙体现在奖牌的纹样细节中，展现了“双奥之城”的文化传承。

三、传递国家政治话语的信使

英国设计理论家安东尼·邓恩指出，“所有的设计都具有意识形态，所有的设计过程也都基于特定世界观的价值观或基于某种看待和理解现实的方式。审美即政治，美学的主动，就是政治上的主动。”纽约艺术与设计物馆馆长大卫·里维尔·麦克法登认为，一件小小的首饰具有神奇魔力，除了能够传达佩戴者的信息，还具有建立人与人以及各种事件之间联系的巨大力量。例如，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将胸针作为外交工具，反映自己在不同外交场合中的态度和立场，以此传递政治信号。在她的著述《读我的胸针》一书中提到，普京曾对克林顿说他平常也会通过看奥尔布赖特佩戴什么样的胸针来分析她想释放的信号。在一次于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谈判中，关于核武器问题以及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修改争论最为激烈，俄罗斯外长看到她特地佩戴了一枚形状似箭的胸针，便问“那是不是你们的拦截导弹？”奥尔布莱特回答“是啊，你也看见了，我们知道如何把它们做得很小，所以你们最好准备谈判。”

冬奥奖牌的设计从命名，到形制与装饰的文化内涵，再到绶带材质的选择，无不体现着国家通过冬奥会的舞台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理念与价值。2022年北京冬奥会奖牌设计团队负责人杭海教授介绍奖牌的五个“同心圆环”这一视觉设计是跨越文化隔阂的，它让所有人都能体会到“向心”“团结”的理念，也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在疫情面前，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所以奖牌也被直接命名为“同心”。“同”字，在《玉篇》里被解释为“共”，在《礼记·礼运》里被解释为“大同”，是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而全球抗击疫情历程也说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要为人民福祉着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实际行动为建设美好世界做出应有贡献。

奖牌坚持使用桑蚕丝面料也有其深意。“帛”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本义指一种白色的丝织品，后作为丝织品的总称。“化干戈为玉帛”比喻使战争化为和平，最早见于《左传·僖公十五年》，古汉语习惯“玉帛”并称。《国语》中观射父解说玉帛神圣价值，提出“玉帛为二精”的神话措辞，可知这两种圣物早在先秦信仰体系中就占据核心位置。杭海教授介绍“和田玉产于我国西北部地区。在典故中，中原地区的穆天子带着丝绸去西北交换和田玉，表明企盼和平的愿望。奖牌镶‘玉’和挂带‘丝绸’，便是想借此来传达‘世界和平共处’的理念。”

四、“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制作性

首饰艺术家对珠宝有关的贵重材质如黄金、宝石的加工工艺尤为敏感，并据此展开过许多艺术实验与创作。黄金材料的意涵与象征可被一分为二。在1896年雅典举行的第1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据说因东道主认为金子常常与游戏连在一起，显得俗气，故奖牌只有银、铜牌两种，冠军获得的是法国艺术家儒勒·夏普朗设计的银牌和橄榄枝环，亚军被授予的则是铜牌和月桂花冠，第三名则只有铜牌。由此可见，关于不通过材料本身的贵重与否来体现奖牌的荣誉和纪念性，人们在很早时候就有了共识。

以首饰创作为专业背景的设计师，对奖牌的尺度感、分量感，对材质色泽的认知感受，以及对质地肌理产生的触感等设计要素进行推敲与拿捏更加细致微妙。因为黄金是电镀在银材质上的，从电镀的技术参数到表面肌理颗粒度的差异，都会影响黄金色泽的表现，所以既要满足大众对黄金色泽习惯性的认知，又要通过细微的质感对比，让金属色泽达到良好的审美品位，这就需要对人们习以为常的黄金色泽的呈现，进行不同工艺技术的反复试验比较。让金牌奖牌表面有光泽，但又不是“贼光锃亮”，就需要内敛含蓄一些；而文字与纹样下凹雕刻的部分，则要有“镜面光亮”，这样能与表面的柔和光泽形成对比，易于识别文字信息。银、铜奖牌的色泽处理采用氧化做旧的方式，让银和铜的色泽体现出一定的厚重感，但又不能太古旧，这些都通过了多次尝试与比较。为实现这些细微差异，将喷砂、抛光、压光等多种表面处理工艺灵活运用，须专门调配抛光研磨粉料，还须兼顾现有的造币工艺、机械化工业制造技术和贵金属的手工工艺特点。

五、独特视角与体悟的首饰语言

创作者与首饰有关的经历与背景，不论是“学院化”的首饰教育，还是“师徒传习式”手艺作坊的经验，抑或是“首饰工业化”的生产经验，即创作者的主体性，以及独特的思维习惯、工作方法和艺术语言等，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于工作成果。历史上也有由首饰艺术家设计奥运奖牌的例子。最有代表性的是大卫·沃特金斯（David Watkins）和张翠莲（Lin Cheung），他们分别操刀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奖牌和残奥会奖牌的设计。大卫·沃特金斯非常愿意在创作中尝试新材料、新技术，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便开始尝试用亚克力、树脂、塑料等工业材料，以激光镭射切割等方式讨论首饰的概念与边界，是首饰艺术的先锋探索者。由他设计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奖牌起用了大胆而抽象的元素，奖牌正面是国际奥委会规定的胜利女神形象，背面正中刻着伦敦奥运会会徽，艺术家将会徽图形的线条延长放射，纵横交错构成奖牌整体形象，宝石切面般的线条是现代城市的隐喻，代表着运动员的“能量与活力”。

华裔首饰艺术家张翠莲设计的2012年伦敦残奥会奖牌则体现了残奥会“精神寓于运动”的座右铭和对胜利的追求。奖牌表面是抽象的肌理与起伏，这些肌理质感来自藏于大英物馆希腊胜利女神雕像身上飘逸的衣服，对雕塑的局部翻模放大之后形成粗粝厚重的触感与视觉体验，以此来暗示与胜利女神的联系，反映残奥会的精神。

这种设计手法的运用与艺术家首饰艺术的背景与经验具有紧密的联系。张翠莲说“我对人性有着浓厚的兴趣，好奇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和个人经验，好奇我们收藏和佩戴着的物品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首饰的概念本身是抽象而空洞的——需要我们的体验、思想和价值观来填充和定义它，而不仅仅是一件装饰性的物品。我试图将首饰中潜藏的价值可视化。了解一件首饰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乐此不疲地探索‘首饰是什么’‘可以是什么’，并以此来窥探生命本身。”

“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奖牌是有特殊精神与荣誉象征的符号物，能与特定的“佩戴者”发生有意思的关联，其基本属性特征与首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运动员挂在胸前的那一刻，这枚小小的符号承载着多种的内涵与象征，并在特定的语境下传递着国家文化政治理念与信息。

刘 骁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首饰设计专业方向负责人；2022年北京冬奥会奖牌设计团队成员

（此文章已发表于《中国宝石》杂志2022年3-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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