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永报道 反思中国足球的“30年之困”，我们必须要说的是，15到20年前的一系列乱政是引发困局的主要因素，而更令人寒心的是，这样的乱政，似乎从未真正停下脚步。

30年困境 始于15到20年前的乱政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改革，2001年，国家队晋级世界杯，但变数其实在国足杀入世界杯的诞生——这一年，爆发了甲B五鼠事件。实际上，围绕“豪世界杯”，2001年初，中国足协宣布取消升降级，当时的调查显示，2000年甲A场均1.99万人，但2001年甲A场均已经下滑到1.83万人。

2004年，甲A变为中超，但中超也取消了升降级，这一次原因是“奥运战略”。数据显示，2004年中超场均上座1.10万人，2005年1.03万人，可以说，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顶级联赛的场均上座率被“腰斩”——这是崩盘式的下滑。

围绕“奥运战略”，中国足协在2002年推出了“U21政策”，随后围绕2008奥运战略，中国足协也开始漠视国家队建设，结果连续多届亚洲区预选赛，国家队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线。

，影响深远的“七君子事件”（北京国安、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上海中远、四川冠城、青岛颐中和辽宁队）也对中国足球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俱乐部提出了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诉求，最终被足协强力压制。

问题的关键有两点其一，7家俱乐部中的5家也不是什么“好鸟”——实德系和健力宝系为害之烈不亚于足协的乱政。如今，这7家俱乐部只有只剩下一个半在中超——北京和大连（大连只能算半个）；其二，这7家俱乐部提出的方向并无问题，即便不支持这7家，中国足协完全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积极的探索，但直到今日，职业联盟还没有成立。

给中国足球一击的是国企退出潮2004年年初，《足球》曾经对此进行了报道，结果被取消采访资格，但事实证明，在民企并不给力（比如实德系、健力宝系）的情况下，国企的大面积退出给了中国足球重重一击。随后的事实证明，在中国青训最黑暗的时候，始终系统坚持青训的恰恰是山东鲁能，目前山东鲁能在中超本土球员的比例超过10%，，徐根宝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球员，但背后的支持者上海东亚同样是一个国企，当时民企中始终坚持青训的只有绿城。

如今，仍旧有声音抨击国企投资足球，包括有关方面也不断“督促”鲁能退出足球，难道悲剧还要再一次重演吗？国企投资足球有利有弊，但至少可以保证中国足球资本构成的多元化，保证中国足球的抗风险能力，毕竟国企的社会责任担当在目前来看还是私企无法比拟的。

今日乱政 还要重复昨天的故事

21世纪已经走到了第20个年头，但今日中国足球的决策机制就理顺了吗？并没有。

2019年12月31日，中国足协公布了2020赛季的一系列政策，当时记者给中国足协点了一个大大的赞，原因很简单提出并列入预案，以及提出但没有列入预案的“想法”很多，其中不少可谓是“恶政”，但让人欣慰的是，中国足协最终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是比较符合俱乐部预期的，也是比较符合球迷及媒体预期的。

“其中之艰难，不足为外人道”。中国足协的一位人士在政策落地之后对记者感慨。

就今年新推出的政策而言，我们需要给足协的这一届领导班子点个赞，，就整个中国足球的决策机制而言，我们看到的仍旧是乱象。

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外援名额，2017年，时任中国足协的决策层决定中超减少外援，从此前的注册4 1、上场3 1，更改为注4上3，但仅仅3年之后，现在中国足协又恢复了外援注册和上场的限制，变成注册6报名5上场4，三年就绕了一个圈。

当时减少外援，说的是给中国本土球员更多的机会，尤其是让前锋有机会得到锻炼，以利提升国家队水平。听起来很有道理，现在增加外援，最初的动议其实也是围绕国字号，是希望通过提升联赛质量，让本土球员“国内留洋”，进而提升实力，后来则是为了世俱杯以及和亚足联政策接轨。

第二个例子2018年，中国足协决定进行机构改革，由原来的10多个部门变更为30个，理由很充分扁平化管理、功能细分，解决足协人员严重匮乏的难题。看起来，也是有道理。

现在最新的方案是，中国足协要进行机构改革，由原来的30个缩减为十几个，理由同样很充分原来足协机构之间互相推诿，效率低下，现在需要提升效率。同样，也很有道理。

还有两件被遗忘的事情

其一，中国足协今年没有举行“中国足协技术发展大会”。这个会议的前身是“中国足协教练员大会”，最早在2011年举办，2016年12月和2017年12月举办，2018年11月更名为“中国足协技术发展大会”，当时与会人员高达500人，这是一个进行研讨和统一理念的会议，但到目前为止，这个会议没有迹象要召开。

随着李铁出任国家队主教练，足协提出“大国家队”建设——连“中国足协技术发展大会”都不开了，还谈什么“大国家队”建设？

其二，中国足协今年没有举办“青训工作会议”。这让很多从事青训的人士很纳闷怎么就不办了呢？而在一年多前，2018年12月，足协在武汉召开了“青少年足球竞赛工作会议”，2019年1月，在深圳召开了“中国足协青训工作会议”。

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这其实也是中国足球乱政的几个典型特点

乱政之一缺乏方向感。足协每次换届都不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是“寻求另一条出路”，所以，自然是换一届主管领导，就换一个思路，而且，足协主管领导还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比如一会儿“世界杯战略”，一会儿“奥运战略”，他们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走，所以这么多年来思路变来变去，中国足球也便像无头苍蝇一样。

乱政之二多头领导。比如刚才所说的，新一届足协领导班子在联赛政策上做得很不错，为什么却忘了“教练员大会”和“青训工作会议”呢？原因是，新一届足协领导班子一度没有独立的决策权，主管领导或者相关人士总会发出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指令，中国足协决策层的内部协调机制都是混乱的，中国足球的决策机制又如何理顺？什么这会议那会议，真顾不上了，能解决联赛政策这个燃眉之急，已经不容易了。

至于政策之混乱，只是多头领导带来的副产品而已。

乱政之三迷失的技术官僚。这个提法有些奇怪，中性的角度就是拥有专业背景的官员，足球领域就是拥有足球背景或者长期足球从业经历的中层官员（高层基本轮不到他们），他们好或者不好，取决于高层管理者，如果高层管理者充分放权但又合理监督，他们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如果高层管理者自己都搞不明白，他们自然就随波逐流了。

良好的机构是，技术官僚责权利明细，是在长期目标和有效机制下工作的，如此，即便高层领导变动，整个机构的决策和运作都会很顺畅。但现在，所谓的“中国足协技术官僚们”都在为自己的位置忧心呢——这是决定养家糊口或者能否过上更好日子的大事情，中国足球的成与败，且放一边去。他们不作为，这足球的事情就真的很难搞了。

其实，具体到中国足协管理层的每一个人，他们可能都是全心全意想搞好足球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一直在作祟，朝令夕改的毛病从来没改变（因为乱政，有些也不得不改），加上内部机制的混乱，每个人都在其中身不由己，随波浮沉，再加上很多人根本不懂足球，不乱政才怪了呢。

必须要说的是，俱乐部也别装清高，他们同样是中国足球乱政的推动者被足协否决的一些神奇的提案和预案，比如什么合同到期顶薪强制续约，以及现在就废除原有合同重新签订新合同等，其始作俑者都是俱乐部，有大俱乐部，有小俱乐部，有新俱乐部，有老俱乐部。这和当年卑劣的“实德系”、“健力宝系”一样，都是为了一己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