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志愿者是奥运会赛场不可缺少的人员。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你也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穿着深蓝色衣服，为选手引路，奔跑着捡球，或者在短暂的间隙冲上赛场擦地。镜头一扫而过，不会留下姓名和面貌，但对他们来说，这份经历依旧弥足珍贵。

文| 周航 编辑| 王姗

“我爱的是女排，不是金牌”

大胆点吧，走上去，告诉她们你也是中国人。看着近在咫尺的中国女排队员，张宇欣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作为志愿者，在日本读大三的张宇欣分配到排球馆整理选手信息，7月22日下午，偶遇来训练的中国女排，这个西安“00后”女孩傻傻停住了。眼前这身鲜艳的红色她再熟悉不过，电影《夺冠》看过几遍，好多队员都叫得出名。隔着十多米远，她一直紧张搓手，不知道该不该上前。

直到队员收拾东西，即将离开，张宇欣才鼓足勇气走上去“我是中国人，可以提供翻译服务。”

她帮上了忙，排协工作人员正不知道去停车场的路，需要人翻译日语。跟着走到大巴车，她又为教练组解决了问题，将带冰块的储物箱留在了场馆。这天起，张宇欣给自己添了任务，只要女排来，就去服务她们。

几天后，女排首战对阵土耳其，张宇欣提前几个小时就到了赛场。带队员绕过复杂通道去洗手间，拒绝媒体赛前的采访，或是看着机会递上物品箱里最能迅速补充体力的香蕉，工作琐屑，她却因帮助到中国队而觉得满足。她说，出国久的人才能体会这份家国情怀。

近距离接触女排队员，张宇欣看到的也不再是群明星，而是可爱的姐姐们，上场前她喊加油，朱婷探了脑袋，回一声“嘿”，最可爱的是年过六十的郎导，丝毫没有架子，还称呼张宇欣同事“小可爱”。

这毕竟是最重要的奥运会赛场，私下简单交流，女排队员也会说到“有些紧张”。而且，土耳其女排七人因在飞机上成为密接者曾被隔离，赛前张宇欣听到有队员发出担忧——“天哪，她们还没戴口罩”。

志愿者不能被镜头扫到，比赛时，张宇欣只能待在接近通道的位置，她依旧能看到，面对对手扣杀，选手们反本能地跳起来，几乎是拿头在拦。

这天，中国女排输了比赛。接下去的两场，也没能拿下。这就是竞技体育，没有长胜之师，接受失败也是比赛的一部分。第三场惜败俄罗斯奥委会队后，姑娘们沮丧着低着头，主教练郎平告诉她们，“抬起头来”。

即便出线的机会已经渺茫，张宇欣仍看到，训练时女排队员们早早来到场地，一次次为救球将自己扔在地上，她不忍心说任何埋怨的话。“我爱的是女排，不是金牌。”她说。

7月31日晚，女排对阵意大利，队员进场时，张宇欣主动问能帮忙拿什么，教练递给她一条毛巾，“给你个轻的吧”。所有人对这个中国小姑娘友善，她说自己想做翻译，随队翻译还开玩笑，让她等自己退休。

这天张宇欣手都鼓疼了，她看到女排队员明显比之前的比赛“更燃”，场上对话也更有力，“保护！”“集中！”最终3比0战胜了强敌意大利的主力阵容。尽管大家在赛前就已经知道，女排已经无缘八强。

在乒乓球馆，中国志愿者乃云也见证了国乒罕见的失利，混双决赛，许昕刘诗雯不敌日本组合，自2004年后失掉奥运金牌。

中国队员压力太大了，乃云有直观感受，上场前的训练刘诗雯就几乎不说话。她两腿贴满肌肉胶带，这是其他任何选手都没有的，乃云惊讶，一个女孩的腿怎会如此伤痕累累。

相比之下，一些外国选手则很放松。预选赛，一个北欧选手突然在通道上停了下来，对她说“我都停下了，你怎么不停呢”。这让乃云慌了神，看到他笑，才意识到这是个玩笑。

许昕刘诗雯半决赛对阵法国，乃云带他们入场，路上她则感到“气压很低”，不敢说话，生怕打扰一分，直到他们上场前，才轻声说出一句“加油”。

选手上了赛台，乃云也坐到了自己的位置，就在裁判对面，刘国梁在观众席打气，“积极主动积极主动”“不要慌不要慌”，她也听得一清二楚。

别说选手，乃云都很紧张。比赛中她负责擦球台，电视里那个拿毛巾跑上去的女生就是她——如果你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脚步带有某种慌张。她曾作为学生代表在校庆大会发言，镇定自若，这天的奥运舞台，尽管做着简单到不需要培训的事，她却生怕犯错，影响中国选手发挥。

倒是她爸爸很激动，在电视机上看到女儿和最喜欢的刘诗雯同框，直夸很棒。两年前她考取早稻田大学研究生，爸爸都没夸奖一句，“第一次看到他那么激动。”她说。

赛场缔造的友谊

对乃云来说，这些天最美好的体验，不是为父亲给刘诗雯喊了加油，也不是见证孙颖莎战胜伊藤美诚，而是一段意外的友谊。

志愿者不能找选手聊天，但预选赛上，一个欧洲大叔看到她胸牌，主动问是不是中国人、家在哪。乃云是兰州人，大叔不知道兰州在哪，还把妻子叫过来一块聊。

他的妻子倪夏莲58岁，上海人，第五次参加奥运会，如今代表卢森堡出战。开始乃云还以为她是教练呢，等她脱去外套准备上场，才意识到竟也是选手。她很亲切，看起来就跟平时小区里见到的长辈一样，没有昔日世界冠军的架子，她给丈夫解释乃云家乡兰州的位置，中国的大西北，她曾经去过。倪阿姨也告诉乃云，她先生很喜欢中国。他们俩都说了中国队加油。

上场前，阿姨往她口袋里塞了个东西，乃云以为是糖果，拿出来一看，惊喜发现是卢森堡代表团的pin（徽章）。奥组委会为每个代表团制作pin，数量有限，志愿者最想得到它们。遗憾的是，阿姨说下场再去候场区找她，乃云正好带其他运动员上场了，错过了见面，也没留联系方式。那天阿姨苦战7局惜败给17岁的韩国小将，很快就离开了日本。

志愿者工作没有报酬，每天只有一千日元（人民币约59元）交通补贴，甚至不够很多人坐电车的费用。但谈到为什么参加时，除了共襄盛举的参与感，很多人会说，在这里他们能认识不同的朋友。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在选手村做代表团助理的衢州女孩赵翊雯说。线下研修（日语指学习）时，她认识了一位日本阿姨，学了很多种语言，到处玩，还有自己的旅游网站。她们留了联系方式，现在还会聊上几句。

在伊豆的越野自行车赛场，志愿者谷灯也收获了礼物，西班牙皇家自行车队的一个水瓶。那位选手练习时需要风扇，谷灯找大叔搬了一台给他。

谷灯本应在横滨的足球场服务观众，但赛前十天却收到邮件，因为取消现场观众，她的岗位也取消了。收到邮件她看了两遍，才确信自己失业了。

这注定是特殊的一届奥运会，延期一年依旧为疫情所困扰。7月，东京第四次发出了疫情紧急事态宣言，但感染人数依旧激增。志愿者们相比其他日本国民优先打上了疫苗，但很多人第二针还没打，志愿者工作却消失了。

谷灯申请到了越野自行车赛场的新岗位，她花了三个半小时，倒了五次车，才从东京来到了伊豆海边。

在这里，她看到了体育精神如何像旗帜一样展现在赛场。女子赛恰逢台风登陆，上午开始大雨，很多选手都摔了，但她们依旧坚持，比赛结束时身上全是泥巴水。还有的打着赤脚走回来。中国选手张鹏也摔倒了，腿都在抽搐，只有谷灯会讲中文，她帮忙找负责人拿到了休息室的钥匙。

她也看到了失利带给选手怎样的痛楚，男子卫冕冠军尼诺·舒尔特第四个骑到了终点，无缘领奖台，从谷灯面前经过回休息室时，他眼睛里满是泪水。

同样珍贵的还有和其他志愿者的友谊，赛事为期三天，谷灯小组六个人，就像同处一场战争，比赛结束，他们用日语互相告别“一期一会”。

这大概也是奥运会的应有之义，一边是更高更强更快的赛场竞争，另一边则是了解彼此、缔造友谊的地方。一个组员是伊豆本地人，开着车把谷灯送到了车站。“下次来伊豆，记得找我，来我家住。”她说。谷灯能从她的语气听出来这是真诚邀请。“好啊，来东京也联系我，我请你们吃饭。”谷灯说。

不同的文化

郑州女孩侯嘉怡已经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志愿者工作了。

2014年，她参加了索契冬奥会，两年后的暑假，又飞到里约，继续在媒体中心做志愿者。今年，她在网球馆做技术服务，录入每个球的技术特征——你在电视机上看到的统计数据，就是她和同事工作的结果。

侯嘉怡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奥运会的志愿者工作。在索契，志愿者队伍大概只有30个中国人，官方公布了志愿者人数前十的国家，一些不熟悉的国家都上榜了，却没有中国。

两年后的里约奥运会赛场，她看到了更多中国人的身影，大概超过了三百人。这次东京奥运会，参与的中国人更多了，仅她组织的一个志愿者群，就有300多人——她也交到了更多朋友。

对侯嘉怡自己来说，到不同国家参加奥运会，最大收获是能领略不同的文化。

俄罗斯的索契冬奥会，志愿者管理严格，所有人住到一个酒店，早上集合出发，都有时间规定，秩序井然。里约奥运会则风格完全不同，巴西志愿者会热情地邀请外国同伴吃饭，也显得很随性，经常突然不见了，“他们早上起来想去海边晒太阳，可能就直接去了。"侯嘉怡这样的海外志愿者则不得不到处借调到其他岗位工作。她也看到了这个国家足球成功的奥秘，在贫民窟，不知道是泥地还是什么路上，一群小孩围着足球在狂奔。

这次东京举办奥运会，侯嘉怡也体会了日本人在一些细节上的认真。她和朋友一起组织了个交流会，计划教一些日本志愿者几句英文，惊讶地发现这么小活动他们都准备了排练，确定每个时间流程，好像显得过于认真了。另有志愿者对赛场临时由板房搭建的厕所印象深刻，内部配有空调，整洁得像酒店。志愿者能享受一顿午餐，一些志愿者对发放的严格印象深刻，一个人只能拿一份盒饭和一个冰激凌，甚至水都是限量的，两瓶。

不像里约对志愿者几乎毫无管理，东京奥运会关于志愿者的规定有许多，接受采访要申请报备，有志愿者说自己在赛场不能鼓掌，更不能喊出加油声。

在选手村，服务代表团的志愿者有最高权限，也有最多防疫规定。和代表团交流要保持两米距离，如果必须纸笔交流，要当着对方面先消毒。如果要指引盲人（残奥会参赛者），要先消毒手，告诉对方，再去挽对方的胳膊。除了口罩，每个志愿都有一瓶小的消毒水，暴露在公共空间的城市志愿者还有护目镜。

不过，和东京的紧急事态宣言一样，许多规定只是建议，没有被强制实施。选手村的几个志愿者就抱怨，餐厅里一些志愿者没有遵守规定，依旧在聊天。配发口罩只有两个，要一直使用就得重复清洗。相比中国志愿者不少会佩戴自带的N95口罩，日本的志愿者对此也不那么在意。在某个大场馆，工作人员和选手有各自通道，但又不是完全独立的，仍会产生接触。

和其他志愿者一样，选手村的志愿者也不封闭管理，每日坐电车来往。当他们穿着深蓝色服装坐在电车上，普遍感觉是有些扎眼——因为疫情，东京奥运会面临着许多民众的抗议声。7月31日，日本确诊人数再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连续第三日破万，张宇欣收到邮件，排球馆和体操馆附近第二天会有“恐怖游行活动”，让他们别穿志愿者衣服。今年3月，侯嘉怡作为火炬手在枥木县传递时还感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大道旁边站满了人，但这些天，她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没人讨论奥运会，“只想着疫情早点结束吧。”

另一些人也感受到了日本国民的礼貌和体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志愿者回忆，自己在下电车时被一个老奶奶感谢“今天辛苦了”。还有人得到了老年朋友的道歉——“代表”前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就性别歧视言论向身为奥运志愿者的她致歉。

但相比对普通民众的理解，志愿者们也对官方的组织能力有所怨言，许多决定像突然宣布无观众，看起来匆忙而草率。起初，只有接触选手的志愿者才被组织打疫苗，这引发其他志愿者抗议，许多人辞职了，于是开幕三周前，剩下的人陆续得到了安排。

或许因为缺乏疫情下举办大赛的经验，东京奥运会总在调整。有志愿者安排开幕式当天下午四点负责带路，但直到上午，诸多细节也没有敲定，要到下午两点才有相关研修。原本，选手领奖时仍需佩戴口罩，但几天后为了方便留影，允许他们有30秒的时间不佩戴口罩。

调整也产生新的混乱。在一个场馆，原来服务观众的志愿者被安排到其他岗位，却因为没有证件被拦在门口。而一些转岗志愿者缺乏培训，无法胜任新岗位。尽管如此，大部分志愿者依旧热情投入其中。“再委屈能有选手委屈么？”一位志愿者说。

“很多情况其实可以预想到，更早点作出安排。”侯嘉怡说，原本她有8月1日决赛的排班，两天前临时取消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她奥运会期间收到的第二封邮件，上一封是告知台风不会影响比赛，而在往届，她不仅会收到更频繁的邮件，志愿者小组也会用社交软件群聊及时沟通。

如果不是因为大学毕业来到日本工作，侯嘉怡会错过这次奥运会。她在里约认识的一些朋友就是这样。今年4月，有申请者接到邮件，所有海外志愿者不会得到志愿者签证。

侯嘉怡同样申请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工作。没能赶上2008年，她不想再错过这次家门口的盛会，她也相信，那会是正常的没有那么多困扰的一届奥运会。

（文中乃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