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cciolina(自拍女王辛迪·舍曼：个性背后的人)
体育百科 2022-11-30 12:57www.1689878.com体育运动
【欧洲时报申忻编译】40年来，在她的摄像机下，她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奇装异服、光彩照人的女人。本文作者将去寻找这个在化妆术背后的艺术家。
1983年，辛迪·舍曼（CindySherman）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她称之为“她工作室里的艺术家”（The Artist in Her Studio）。照片中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周围都是摄影器材，身上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衬衫，化着淡妆，看上去一脸纯粹的高兴。再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她戴着一个金色的假发，大概是随便选的，地板上还扔着一个。在她的脚边，放着一个是装满了烟头的烟灰缸和一杯红酒，它们都是波希米亚生活的象征。这不是肖像照，而是讽刺。
4月的一个早晨，我站在舍曼位于曼哈顿的画室外，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这张照片。舍曼的英国回顾展正在伦敦的国家肖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举行。“她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对那些想要探究人物角色背后的人发出了警告。
图为辛迪·舍曼作品。（图片来源本文图片均来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官网）
过去40年里，舍曼一直在拍照时把自己打扮成别人的样子。1980年，受好莱坞和欧洲电影的启发，她拍摄了一组名为“无题电影剧照”的黑白照片，在这些照片中，她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都是多面而立体的，既是是金发美女又是绝望主妇。自此以后，“她的双面化身”层出不穷——交际花和时尚的受害者、被追捧的新星和内心沮丧的模特、邪恶的小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其他艺术家的肖像通常试图忠实地表现主题，或者探求人们的内心世界。，辛迪·舍曼的作品却是建立在谎言之上那些电视、电影和杂志兜售给我们的完美的假象，还有那些我们对自己说的谎言，以及那些我们用来掩饰真实自我的伪装。她没有试图掩饰她粗糙的化妆技巧，那些假体是突兀的。这种讽刺的笔调经常在她的画中营造一种不舒服的情绪，徘徊在悲剧、喜剧和残酷之间。
舍曼开门时，她兴奋地跟我打招呼“嗨！”并露出一个热情的微笑。她招呼我到她的工作室去，那是一套宽敞明亮的复式公寓的下半部分（她的公寓在楼上）。她现在独自生活，除了她28岁的宠物金刚鹦鹉弗丽达先生（Mister Frieda）。
如今，舍曼已经65岁了，但看起来要年轻些，长着精致的五官和略显歪斜的笑容，似乎有点淘气和阴谋论的味道。我们见面时，她穿着一件蓝白色扎染T恤，宽松的蓝色裤子，脚蹬一双白色运动鞋。她金色的长发扎成马尾辫，上面系着一条淡粉色的发带。这套服装，加上她毫无拘束的做派，给她增添了一种近乎乡下人的平凡气息。“我可以让你看看我的鸡！”她一度热情地说。舍曼的业余生活绝对是健康的她曾经说过，如果她不是摄影师，她想成为一名园丁，她目前的爱好是饲养家禽。她拿出手机给我看她在汉普顿家中安置的鸡窝，视频中正在直播喂鸡的画面。
接受采访是“符合他人意愿的” 拍视频吐槽自己“太社会化”
当我们在一张大木桌旁开始交谈时，我的目光被她那些黑暗艺术所吸引。我在房间的另一头看到一架子塑料和蜡制的人头。其中有一个长着桔黄色头发的男孩，他的脸上有可怕的抓痕和水泡。“他原本就是那样吗？”我问她。“不，是我把他变成这样的。”她热情地回答。旁边的橱柜里装满了分类整齐的身体部位臀部、胸部、牙齿和手，还有一个装满胎儿的托盘。她讲话很轻，字斟句酌。她打开其中一个橱柜，在靠近底部的一个抽屉里翻来翻去。“那些是屁股、肚子和乳头。”她说，脸上带着房地产经纪人列出房产特征时的那种冷静，“而这些只是脸部的部分。”说着，她拔掉了一副牙龈上有癌变的牙齿。
其中包括“专业的自我”——活泼、随和，她感觉微笑就像粘在自己脸上似的——而另一种状态是“在工作室工作的自我”。有一段时间，这些角色相互干扰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她雇了一名工作室助理，但发现自己花了太多时间给助理泡咖啡，询问对方男友的情况。现在她的助手们住在另一幢楼里——她现在有两个助手——这样她就可以不受因取悦他人而影响自己的工作了。从化妆到灯光，一切都是她自己做的。几乎没有人见过她的工作模式。艺术家苏珊·詹宁斯（Susan Jennings）做了舍曼6年的助手。她一次也没有看到过舍曼拍照。
辛迪·舍曼作品。
她的鹦鹉也帮她与世界保持一臂的距离。“弗丽达先生给了辛迪一个缓冲。”詹宁斯告诉我，“他不会让你靠得太近的。当我开始为辛迪工作时，他会攻击我。”我采访的那天早上，这只鸟被隔离在另一个房间里，对我而言这样正好。其实，舍曼讨厌接受采访。她之所以在大型活动前接受采访，只是因为“这是符合他人意愿的。我觉得如果我说不，将显的自己非常傲慢和势利。”我认为她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种强迫症。“没事，没事！”她快活地安慰我。我去了几天后，她在Instagram上发了一个小动画，从她的衣服判断，这是我去的那天拍的。在视频中，她不断地微笑、大笑以及眨眼，显得讨好却不真诚。这条帖子的标题是“当你过于社会化的时候”。
从小不受家庭重视 用别样方式渴望得到关注
舍曼对打扮的记忆可以追溯到童年。她回忆起在父母家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个装满旧衣服的箱子，里面有松边的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连衣裙和宽松的白色灯笼裤。“我不知道我的父母为什么要留着它们。”她说，“我只是对某个女人在某个时间会穿这件衣服的事实很感兴趣，在我的脑海里，我只能想象那是个老妇人。所以我拿起袜子，把袜子塞到衬衫的口袋里，这样看起来就像那位老妇人的胸部垂到腰上一样。”说完，她坐在椅子上，模仿一位退休老人，那样子有点吓人，她在座位上缩成一团，挺直脖子，用一只粗糙的手去拿一根想象中的拐杖，用一种高亢而颤抖的声音说话，声音里夹杂着老式的演讲。
1954年，舍曼出生在新泽西州的格伦里奇，但不久全家就搬到了长岛较穷的地区——亨廷顿海滩。她的母亲是一名教师，父亲是格鲁曼飞机公司的工程师。在许多方面，亨廷顿海滩是一个田园式的成长之地。“我记得当时我会穿着泳衣离开家，只拿了一条毛巾就去海滩。我整个夏天都光着脚。”舍曼说。有时她和她的朋友们会在她家上演小戏。
但他们的家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舍曼称她的父亲是一个憎恨孩子的种族主义者。当她出生时，她的父母正期待着退休。“我觉得我的到来正处于他们的倦怠期。”她告诉我，“他们可能准备过平静的生活，但突然又有了一个孩子。”她觉得自己和4个哥哥姐姐们疏远了，她们都比自己大得多。她出生时19岁的哥哥罗伯特（Robert）后来说“当怀上辛迪的时候，我非常生气。”
舍曼大约6岁的时候，她开始探索一箱箱的家庭照片。她选取了自己的照片，并在每张照片上圈出自己的形象——一个胖乎乎的蹒跚学步的孩子坐在沙滩上，或者在一个夏日的下午与家人一起摆姿势。然后，她把这些照片在一个小练习本上排成两行或三行，并在每一行下面写上“那就是我”。她在封面上用黑色字体题写了书名“辛迪的书”。“现在回想起来。”她告诉我，“我想那一定是我感到有点不自在的一种反应。”“辛迪的书”是一种向自己证明她对家庭很重要的方式。乔装打扮也是对她疏远感的回应。把自己变成怪物或女巫是她在一个她觉得被排斥的家庭中获得关注的方式。“如果你不喜欢我这样，那么那样怎么样？”
进入大学学习艺术时 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
还是孩子的时候，舍曼就开始画画，画得惟妙惟肖。她的父亲喜欢摆弄相机，但全家从未参观过博物馆或画廊。1972年，当她去纽约州北部城市布法罗的大学学习艺术时，她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她的大学男友罗伯特·隆戈（Robert Longo）是一名自信而有抱负的艺术系学生，他给她上了一堂速成课。除了擅长的绘画和雕塑外，她还被要求修一门摄影课，但她没有通过。“这都是些技术上的东西。”她说，“而且很无聊。”第二年，一位新老师带着全新的方法来了。刚从艺术学院毕业不久的芭芭拉·乔·雷维尔（Barbara Jo Revelle）自称是一名嬉皮士，她只用了大约两周时间讲授摄影技巧，然后布置了一些任务，鼓励学生发挥创造力。隆戈和舍曼都想比对方更激进。
雷维尔说“这两人的工作‘成了上课的乐趣所在’”。当雷维尔要求她的学生们制作一部无声短片时，舍曼带来了她的作品，视频中她自己的脸绷得紧紧的，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我恨你”。“她的脸越来越扭曲。”雷维尔回忆说，“快结束的时候，眼泪流了下来……非常感人。”还有一次，雷维尔让她的学生直面恐惧。舍曼带着一系列她自己扭曲的裸体照片来了。
大学三年级时，隆戈和另一个朋友查理·克拉夫（Charlie Clough）在布法罗的一家旧制冰厂创办了一家画廊兼聚会场所。隆戈和舍曼一起住在这栋建筑洞穴般的阁楼里，一起住的还有舍曼的宠物鸽子——小鸟（Birdie），这只鸽子视力不好，在一株盆栽植物里做窝。舍曼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大家都知道她会带着她的长笛去参加聚会，这样她就不用和别人聊天了，而且她对艺术谈话的容忍度也很低。她下定决心要一直保持安静。“她走进自己的工作室。”克拉夫回忆道，“你就知道有东西在酝酿。”
舍曼有时会把自己打扮成某个角色，隆戈鼓励她拍摄这些角色。那一年，她拍了23张照片，在这些照片中，她逐渐从一个留着短发、戴着大眼镜、沉默寡言、中性化的年轻女子，变成了一个嘴唇红润、脸颊涂了胭脂、嘴唇上挂着一根香烟的应召女郎。舍曼发现了角色的主题“外界对于一个人的印象，往往来自于这个人自己无意识的选择。”这一次，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创作艺术。
身价水涨船高 但她却对成功感到矛盾
舍曼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在评论界获得赞誉。没过多久，金钱随之而来，从那以后，她的身价一直在上涨。1980年，你可以花50美元买到一张《无题电影剧照》。2019年早些时候，其中一件在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拍出了81万美元的价格。对舍曼来说，这价格还算是适中的。2011年，她的一张照片拍出了390万美元的高价。当时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贵的照片。
舍曼一直对自己的人气持怀疑态度，所以她的事业一波三折。每一次她的作品被高价出售或是在展出时被订购一空之后，她都会立即再设计一组让观众倒胃口的作品。她讨厌别人认为她是一个容易看明白的艺术家，因为那种作品太容易过时。“每次我获得成功的时候，”她说，“我马上就觉得我必须做些什么来抵消这种影响。”
舍曼第一次进行这种自我破坏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
她和隆戈搬到纽约，没有指望靠艺术养活自己。他们都找到了工作隆戈当起了出租车司机，舍曼则是翠贝卡（Tribeca）一家画廊的接待员。他们在业余时间创作舍曼为隆戈的素描摆姿势，隆戈帮助舍曼拍摄《无题电影剧照》。当时，隆戈时常开着一辆装满戏服的破旧大众面包车带她在城里转。在这些作品中，舍曼充分展现出自己的才智。“有一张照片，”隆戈说，“照片中，她看起来就像一个乡下姑娘，坐在树叶间。但她实际上是坐在世贸中心旁边的一个花坛里。”
当这些照片在1980年展出时，市场反响不错，但也并非石破天惊。第二年，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舍曼展出了一系列照片，这次她展现了一些或沮丧或惊恐的女人形象，而这些作品不再是钉在墙上的照片，而是更像杂志插页海报。《艺术论坛》（Artforum）杂志主编英格丽德·西西（Ingrid Sischy）曾接手舍曼的这些照片，准备刊登在该杂志上，但这次合作最终还是流产了。后来，西西解释说，她发现这些照片“那么丰满，那么出乎意料，那么原始，那么震撼……我害怕这些照片”。但当它们继续展出时，这些作品吸引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赞助人的注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摄影机构买下了其中一件作品。
舍曼对这次成功感到矛盾。随着金融市场开始了为期5年的牛市，资金在20世纪80年代初涌入纽约艺术界。新买家通常是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士，他们想把钱砸在大卫·萨勒（David Salle）和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等艺术家的夸张画作上。并不是每个人都看好这些画家。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认为施纳贝尔的作品和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的表演是一样的“是对油腻胸肌的展示”。
摄影仍然处于泡沫之外。它被认为是一种次要的媒介，这一观点反映在销售数据中。“我们花了1000美元买了一张‘杂志插页’。”现代艺术博物馆前摄影总策展人彼得·加拉西（Peter Galassi）说。回首那段时光，舍曼曾说过，她对“那些少年艺术家、少年画家、收藏家、那些靠互相伤害而爬向顶端的竞争”感到厌恶。她陷入了艺术世界的谄媚和报复，却没有得到她应得的报酬。
作品一次次突破边界 舍曼似乎要踏入名人圈
她的反应是竖起中指。从1983年开始，在她嫁给同为艺术家的米歇尔·奥德（Michel Auder）前后，她开始创作充斥着烂纸杯蛋糕和呕吐物的画作。她逐渐从镜框中消失，在一张照片中，她只是一副太阳镜上一个痛苦的小身影。她彻底从照片中消失了。而照片中原本她的位置则换成了闪闪发光的球状物和发霉的薄片，看上去就像用鲜亮的绿色、黄色和紫色调色板做的蛋糕。“我想对收藏家说，‘嘿，如果你喜欢我，想买我的作品，看看这张呕吐照片！’”
1990年，她凭借一系列《历史肖像》再度声名大起。在这些肖像中，她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少女、蓄着络腮胡的市民和哺乳的圣母的形象示人，这些形象的灵感来自古代大师，并带有浓厚的讽刺意味。她喜欢圆头鼻子和假胸。那次展览的票卖光了，她的身价飞涨。“我知道我以前在批判方面是成功的，但在经济方面不是很成功。我只是突然觉得我在赚钱，但我会为此感到内疚。”
后来，舍曼的作品突破边界。为了拍性爱照片，她搜罗来了医疗用品目录上的塑料身体部位乳房和臀部，阴道和阴茎，她把这些部位安装成一个个生理上不可能的器官和姿势。再一次，她的艺术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性别鸿沟所推动的。杰夫·昆斯（Jeff Koons）最近创作了一组照片，显示他与未来的妻子、前意大利色情明星西西奥莉娜（Ciiolina）发生了性关系。舍曼发现他们那种华而不实的浪漫气氛还不够强硬。
“这太温顺了，”她回忆道。“它应该更生动一些，就像男性强奸女性之类的电影。”她想创作一个系列，毫不含糊地描绘强奸的恐怖和色情行业的低俗。她告诉我，面临的挑战是拿起一件医疗设备或一个塑料娃娃，“并给这些东西灌输一些看起来会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1997年注定是舍曼的奇迹之年。她导演了她的第一部电影《办公室杀手》（Office Killer），这是一部关于一个胆小羞怯的编辑的恐怖电影，剧中这个编辑有谋杀同事的嗜好，并与其地下室里的尸体成为朋友。，现代艺术博物馆正在纽约举办一场大型展览，展出的是她的作品，赞助商麦当娜（Madonna）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麦当娜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一直是舍曼的粉丝。舍曼似乎快要踏入娱乐名人圈了。
感情生活坎坷 通过工作表达痛苦
这部电影遭到了严厉的抨击——《纽约时报》称它“可悲地无能”——舍曼的私生活在混乱中暴露无遗。她和奥德的婚姻正在破裂。在他们交往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对上瘾，导致舍曼最终放弃了希望，不再指望他会戒掉毒瘾。她的名声加剧了这对夫妇之间的裂痕。为了挽救这段婚姻，她从聚光灯下隐退，大部分时间和奥德在他们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家中度过，避免出席开幕活动。电影和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的宣传使得她越来越难以避开公众的视线。
舍曼的离婚拖了很长时间，她通过工作来表达自己的痛苦。“我有时会去摄影棚，”詹宁斯说起她当助理的那段时间，“她会拿着一个电热锅在那里哭，然后她会戳玩偶的脸。”这些不幸的玩具最终出现在1999年展出的一系列名为《破娃娃》（Broken Dolls）的照片中，在这些照片中，舍曼摆出了这些残缺不全、被肢解的人物，摆出了古怪的性姿势。
大约在那个时候，舍曼遇到了保罗·长谷川-奥弗拉克（Paul Hasegawa-Overacker），他通常被称为保罗·H-O，是一个电视节目“画廊节拍”（Gallery Beat）的主持人。该节目以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幕后视角来审视纽约艺术界，讽刺其虚荣心和自命不凡。H-O问舍曼愿不愿意让他给她拍一期专题。令舍曼朋友们大为吃惊的是，她竟然同意了。詹宁斯说“她真的很讨厌做这种事，也很讨厌接受采访。但我认为她喜欢‘画廊节拍’的讽刺性。”当关于她的那一集播出后，很明显她也喜欢H-O这对情侣在屏幕上像青少年一样调情。
时隔多年，舍曼再一次出现在她自己的照片中。据詹宁斯说，“她决定在经历了婚姻失败之后，再拍一次肖像，重塑自己。”这些本该在2000年奥斯卡颁奖季期间在洛杉矶展出的照片，被设计成那些来好莱坞求名逐利者的头像。舍曼告诉我“他们真的在努力推销自己，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这里面既有希望，也有悲伤。”但这些人物，带着期待的微笑、美黑的皮肤、俗气的珠宝和可笑的妆容，但更多的是散发出了一种错失良机和自欺欺人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很难不把它们看作是舍曼对名人负面影响的反应。
等照片展出的时候，舍曼和H-O已经是一对了。他们一起去冲浪，看望他的父母，还在汉普顿斯（Hamptons）废弃的街道上骑车，舍曼刚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正如H-O在他拍摄的关于两人关系的纪录片《辛迪·舍曼的客人》（Guest of Cindy Sherman）中所展示的那样，她在艺术界的地位很快让他无法忍受。当他自己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时，他发现陪她参加晚会和聚会的经历“令人痛苦”。这部电影是关于男性虚荣心和背叛亲密关系的真实写照。舍曼最初支持这部电影是为了帮助H-O艰难的事业，但最终还是试图停止了。她现在对整个计划感到遗憾。“其实是他不过是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关注罢了。”
名人的环境影响她的作品 创作依旧带着讽刺
2019年5月的一个下午，辛迪·舍曼在威尼斯的西普里亚尼酒店的大厅里等着，准备参加为期一周的威尼斯双年展。当天刮着大风，舍曼穿着一件深色皮夹克和一条黑色围巾来御寒，脚蹬一双粉红色和白色相间的普拉达靴子，这双靴子似乎给她带来了一些麻烦（在下午的过程中，她变得一瘸一拐的）。当我们试图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话时，我们绕过一个角落，碰到了一小群人，他们站在一堆珠宝旁边。“看看这是谁！”舍曼喊道，就像一个宣布新行动的领军人，“这是斯威格小姐（Miss Swig）！”这次偶遇更像一场精心安排的会面。
利兹·斯威格（Liz Swig）是一位来自纽约的企业家，她的父亲是美国最大的地产大亨之一。她的公司Liz Works生产由艺术家设计的装饰品。2019年，她以舍曼Instagram上的那些摄影作品为原型，把它们立体化，做成了胸针、戒指和耳环。斯威格侃侃而谈，她认为把照片、自拍这种科技时代产物——应用到古老的匠人手工作品中会“酷得让人发疯”。舍曼也会帮她兜售这些东西。
舍曼的作品大多是关于电影、杂志、时尚和名人的，现在摆在她面前的问题是，她的作品力度是否减弱了。她曾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过富人和名人，用的是一种经常带有批判和恶意的眼光。现在她是他们中的一员。每年圣诞节，舍曼都会在她的公寓举办一场奢华的派对，派对上有成堆的龙虾、香槟酒和一大群名字响亮的人。她的大学朋友克拉夫（Clough）记得曾在那里待了一年。“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在那里，Lady Gaga也在那里。如果我年轻30岁，我肯定会行色匆匆，但现在我老了，我可以坐下来，然后说哦，看，那是黛比·哈利（Debbie Harry）。”已故的道格拉斯·克里普（Douglas Crimp）是一位艺术评论家，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认识舍曼，但后来慢慢失去了联系，他曾告诉我，“我是看《纽约时报》社会版上的报道才知道舍曼的。”在她的Instagram上，你可以看到她和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在一起的照片。
有时候，似乎是舍曼对这种环境的沉浸影响了她的作品。
2016年，她拍摄了一系列好莱坞黄金时代老年女演员的造型照片。这些形象模仿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和卡罗尔·隆巴德（Carole Lombard）的样子，穿着飘逸的连衣裙和毛皮披肩，优雅地斜倚着。她们的表情混杂着怀旧、忧郁和蔑视。舍曼以前作品中那些典型的假牙和假鼻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情绪——一种同情和豁达。舍曼后来说，这是她第一次尝试拍摄女性的“漂亮照片”，这些照片中的女性把自己打扮成最好的状态。舍曼总是觉得，当她在图像中认不出自己时，图像就起作用了。对于这些照片，她担心“我在改造它们方面做得不够，担心我暴露有关自己太多的东西”。
最近，她在Instagram上的作品有了一点新的变化。2017年，她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肋骨断裂，肺部穿孔。她躲在床上，开始晒自己的照片。一个朋友给她推荐了一款美颜App，很多人都用这个应用程序拍照“我想，马上，我要玩这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鼻子上插着鼻管，她给自己做了一次整容照片中她的皮肤变得非常光滑，睫毛膏很厚，脸颊上有健康的腮红。她写道“医生，我痊愈了吗？”然后她做了相反的事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牙齿的卡通老妪，干巴巴地说“修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帖子变成了文字和图片之间的小玩笑，嘲笑自拍文化对年轻人和自我推销的痴迷。在这些作品中，有一幅是舍曼的脸被PS到了一个婴儿的身体上，扭曲得面目全非。它的名字是“复兴时间”。
舍曼和斯威格第二天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约有100名嘉宾应邀到一家名为“哈利甜点”的餐厅共进午餐。舍曼穿了一套粉红色和白色相间的睡衣（几周后，在国家肖像画廊举办的个展开幕派对上，她穿着一件覆盖着反光银色鳞片的连衣裙，看上去就像一个会走路的闪闪发光的球）。我看见舍曼混在一群女人中间。这些女人没有理会诱人的自助餐——朝鲜蓟、芦笋烩饭、章鱼沙拉——她们站在那里，头发被刚刚精心做过，皮肤也被美黑过，旁边的桌子上摆满了起泡酒。他们的胳膊上挂着佳士得的手提袋或香奈儿的手袋，脚上穿着巴黎世家的运动鞋或饰有珍珠的皮高跟鞋。她们的脸多少都做过一些整容手术。
这些人让我想起了2008年舍曼的《社会肖像》中的女性，这些肖像描绘了纽约社会的女人们——走在公园大道的中年主妇，穿着昂贵的衣服，化着浓妆。但她们的装饰无法掩盖她们红肿的眼睛，她们颤抖的表情，以及她们打了肉毒杆菌的嘴巴，僵硬地无法控制微笑。当我环顾四周时，这种经历变得越来越离奇。这便是辛迪·舍曼，她被一群辛迪·舍曼包围着。
（原文来自经济学人副刊《1843》，作者Simon Willis，译者申忻，授权发布。英文原文请见《1843》官网 1843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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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访是“符合他人意愿的” 拍视频吐槽自己“太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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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专业的自我”——活泼、随和，她感觉微笑就像粘在自己脸上似的——而另一种状态是“在工作室工作的自我”。有一段时间，这些角色相互干扰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她雇了一名工作室助理，但发现自己花了太多时间给助理泡咖啡，询问对方男友的情况。现在她的助手们住在另一幢楼里——她现在有两个助手——这样她就可以不受因取悦他人而影响自己的工作了。从化妆到灯光，一切都是她自己做的。几乎没有人见过她的工作模式。艺术家苏珊·詹宁斯（Susan Jennings）做了舍曼6年的助手。她一次也没有看到过舍曼拍照。
辛迪·舍曼作品。
她的鹦鹉也帮她与世界保持一臂的距离。“弗丽达先生给了辛迪一个缓冲。”詹宁斯告诉我，“他不会让你靠得太近的。当我开始为辛迪工作时，他会攻击我。”我采访的那天早上，这只鸟被隔离在另一个房间里，对我而言这样正好。其实，舍曼讨厌接受采访。她之所以在大型活动前接受采访，只是因为“这是符合他人意愿的。我觉得如果我说不，将显的自己非常傲慢和势利。”我认为她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种强迫症。“没事，没事！”她快活地安慰我。我去了几天后，她在Instagram上发了一个小动画，从她的衣服判断，这是我去的那天拍的。在视频中，她不断地微笑、大笑以及眨眼，显得讨好却不真诚。这条帖子的标题是“当你过于社会化的时候”。
从小不受家庭重视 用别样方式渴望得到关注
舍曼对打扮的记忆可以追溯到童年。她回忆起在父母家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个装满旧衣服的箱子，里面有松边的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连衣裙和宽松的白色灯笼裤。“我不知道我的父母为什么要留着它们。”她说，“我只是对某个女人在某个时间会穿这件衣服的事实很感兴趣，在我的脑海里，我只能想象那是个老妇人。所以我拿起袜子，把袜子塞到衬衫的口袋里，这样看起来就像那位老妇人的胸部垂到腰上一样。”说完，她坐在椅子上，模仿一位退休老人，那样子有点吓人，她在座位上缩成一团，挺直脖子，用一只粗糙的手去拿一根想象中的拐杖，用一种高亢而颤抖的声音说话，声音里夹杂着老式的演讲。
1954年，舍曼出生在新泽西州的格伦里奇，但不久全家就搬到了长岛较穷的地区——亨廷顿海滩。她的母亲是一名教师，父亲是格鲁曼飞机公司的工程师。在许多方面，亨廷顿海滩是一个田园式的成长之地。“我记得当时我会穿着泳衣离开家，只拿了一条毛巾就去海滩。我整个夏天都光着脚。”舍曼说。有时她和她的朋友们会在她家上演小戏。
但他们的家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舍曼称她的父亲是一个憎恨孩子的种族主义者。当她出生时，她的父母正期待着退休。“我觉得我的到来正处于他们的倦怠期。”她告诉我，“他们可能准备过平静的生活，但突然又有了一个孩子。”她觉得自己和4个哥哥姐姐们疏远了，她们都比自己大得多。她出生时19岁的哥哥罗伯特（Robert）后来说“当怀上辛迪的时候，我非常生气。”
舍曼大约6岁的时候，她开始探索一箱箱的家庭照片。她选取了自己的照片，并在每张照片上圈出自己的形象——一个胖乎乎的蹒跚学步的孩子坐在沙滩上，或者在一个夏日的下午与家人一起摆姿势。然后，她把这些照片在一个小练习本上排成两行或三行，并在每一行下面写上“那就是我”。她在封面上用黑色字体题写了书名“辛迪的书”。“现在回想起来。”她告诉我，“我想那一定是我感到有点不自在的一种反应。”“辛迪的书”是一种向自己证明她对家庭很重要的方式。乔装打扮也是对她疏远感的回应。把自己变成怪物或女巫是她在一个她觉得被排斥的家庭中获得关注的方式。“如果你不喜欢我这样，那么那样怎么样？”
进入大学学习艺术时 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
还是孩子的时候，舍曼就开始画画，画得惟妙惟肖。她的父亲喜欢摆弄相机，但全家从未参观过博物馆或画廊。1972年，当她去纽约州北部城市布法罗的大学学习艺术时，她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她的大学男友罗伯特·隆戈（Robert Longo）是一名自信而有抱负的艺术系学生，他给她上了一堂速成课。除了擅长的绘画和雕塑外，她还被要求修一门摄影课，但她没有通过。“这都是些技术上的东西。”她说，“而且很无聊。”第二年，一位新老师带着全新的方法来了。刚从艺术学院毕业不久的芭芭拉·乔·雷维尔（Barbara Jo Revelle）自称是一名嬉皮士，她只用了大约两周时间讲授摄影技巧，然后布置了一些任务，鼓励学生发挥创造力。隆戈和舍曼都想比对方更激进。
雷维尔说“这两人的工作‘成了上课的乐趣所在’”。当雷维尔要求她的学生们制作一部无声短片时，舍曼带来了她的作品，视频中她自己的脸绷得紧紧的，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我恨你”。“她的脸越来越扭曲。”雷维尔回忆说，“快结束的时候，眼泪流了下来……非常感人。”还有一次，雷维尔让她的学生直面恐惧。舍曼带着一系列她自己扭曲的裸体照片来了。
大学三年级时，隆戈和另一个朋友查理·克拉夫（Charlie Clough）在布法罗的一家旧制冰厂创办了一家画廊兼聚会场所。隆戈和舍曼一起住在这栋建筑洞穴般的阁楼里，一起住的还有舍曼的宠物鸽子——小鸟（Birdie），这只鸽子视力不好，在一株盆栽植物里做窝。舍曼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大家都知道她会带着她的长笛去参加聚会，这样她就不用和别人聊天了，而且她对艺术谈话的容忍度也很低。她下定决心要一直保持安静。“她走进自己的工作室。”克拉夫回忆道，“你就知道有东西在酝酿。”
舍曼有时会把自己打扮成某个角色，隆戈鼓励她拍摄这些角色。那一年，她拍了23张照片，在这些照片中，她逐渐从一个留着短发、戴着大眼镜、沉默寡言、中性化的年轻女子，变成了一个嘴唇红润、脸颊涂了胭脂、嘴唇上挂着一根香烟的应召女郎。舍曼发现了角色的主题“外界对于一个人的印象，往往来自于这个人自己无意识的选择。”这一次，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创作艺术。
身价水涨船高 但她却对成功感到矛盾
舍曼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在评论界获得赞誉。没过多久，金钱随之而来，从那以后，她的身价一直在上涨。1980年，你可以花50美元买到一张《无题电影剧照》。2019年早些时候，其中一件在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拍出了81万美元的价格。对舍曼来说，这价格还算是适中的。2011年，她的一张照片拍出了390万美元的高价。当时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贵的照片。
舍曼一直对自己的人气持怀疑态度，所以她的事业一波三折。每一次她的作品被高价出售或是在展出时被订购一空之后，她都会立即再设计一组让观众倒胃口的作品。她讨厌别人认为她是一个容易看明白的艺术家，因为那种作品太容易过时。“每次我获得成功的时候，”她说，“我马上就觉得我必须做些什么来抵消这种影响。”
舍曼第一次进行这种自我破坏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
她和隆戈搬到纽约，没有指望靠艺术养活自己。他们都找到了工作隆戈当起了出租车司机，舍曼则是翠贝卡（Tribeca）一家画廊的接待员。他们在业余时间创作舍曼为隆戈的素描摆姿势，隆戈帮助舍曼拍摄《无题电影剧照》。当时，隆戈时常开着一辆装满戏服的破旧大众面包车带她在城里转。在这些作品中，舍曼充分展现出自己的才智。“有一张照片，”隆戈说，“照片中，她看起来就像一个乡下姑娘，坐在树叶间。但她实际上是坐在世贸中心旁边的一个花坛里。”
当这些照片在1980年展出时，市场反响不错，但也并非石破天惊。第二年，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舍曼展出了一系列照片，这次她展现了一些或沮丧或惊恐的女人形象，而这些作品不再是钉在墙上的照片，而是更像杂志插页海报。《艺术论坛》（Artforum）杂志主编英格丽德·西西（Ingrid Sischy）曾接手舍曼的这些照片，准备刊登在该杂志上，但这次合作最终还是流产了。后来，西西解释说，她发现这些照片“那么丰满，那么出乎意料，那么原始，那么震撼……我害怕这些照片”。但当它们继续展出时，这些作品吸引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赞助人的注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摄影机构买下了其中一件作品。
舍曼对这次成功感到矛盾。随着金融市场开始了为期5年的牛市，资金在20世纪80年代初涌入纽约艺术界。新买家通常是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士，他们想把钱砸在大卫·萨勒（David Salle）和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等艺术家的夸张画作上。并不是每个人都看好这些画家。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认为施纳贝尔的作品和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的表演是一样的“是对油腻胸肌的展示”。
摄影仍然处于泡沫之外。它被认为是一种次要的媒介，这一观点反映在销售数据中。“我们花了1000美元买了一张‘杂志插页’。”现代艺术博物馆前摄影总策展人彼得·加拉西（Peter Galassi）说。回首那段时光，舍曼曾说过，她对“那些少年艺术家、少年画家、收藏家、那些靠互相伤害而爬向顶端的竞争”感到厌恶。她陷入了艺术世界的谄媚和报复，却没有得到她应得的报酬。
作品一次次突破边界 舍曼似乎要踏入名人圈
她的反应是竖起中指。从1983年开始，在她嫁给同为艺术家的米歇尔·奥德（Michel Auder）前后，她开始创作充斥着烂纸杯蛋糕和呕吐物的画作。她逐渐从镜框中消失，在一张照片中，她只是一副太阳镜上一个痛苦的小身影。她彻底从照片中消失了。而照片中原本她的位置则换成了闪闪发光的球状物和发霉的薄片，看上去就像用鲜亮的绿色、黄色和紫色调色板做的蛋糕。“我想对收藏家说，‘嘿，如果你喜欢我，想买我的作品，看看这张呕吐照片！’”
1990年，她凭借一系列《历史肖像》再度声名大起。在这些肖像中，她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少女、蓄着络腮胡的市民和哺乳的圣母的形象示人，这些形象的灵感来自古代大师，并带有浓厚的讽刺意味。她喜欢圆头鼻子和假胸。那次展览的票卖光了，她的身价飞涨。“我知道我以前在批判方面是成功的，但在经济方面不是很成功。我只是突然觉得我在赚钱，但我会为此感到内疚。”
后来，舍曼的作品突破边界。为了拍性爱照片，她搜罗来了医疗用品目录上的塑料身体部位乳房和臀部，阴道和阴茎，她把这些部位安装成一个个生理上不可能的器官和姿势。再一次，她的艺术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性别鸿沟所推动的。杰夫·昆斯（Jeff Koons）最近创作了一组照片，显示他与未来的妻子、前意大利色情明星西西奥莉娜（Ciiolina）发生了性关系。舍曼发现他们那种华而不实的浪漫气氛还不够强硬。
“这太温顺了，”她回忆道。“它应该更生动一些，就像男性强奸女性之类的电影。”她想创作一个系列，毫不含糊地描绘强奸的恐怖和色情行业的低俗。她告诉我，面临的挑战是拿起一件医疗设备或一个塑料娃娃，“并给这些东西灌输一些看起来会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1997年注定是舍曼的奇迹之年。她导演了她的第一部电影《办公室杀手》（Office Killer），这是一部关于一个胆小羞怯的编辑的恐怖电影，剧中这个编辑有谋杀同事的嗜好，并与其地下室里的尸体成为朋友。，现代艺术博物馆正在纽约举办一场大型展览，展出的是她的作品，赞助商麦当娜（Madonna）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麦当娜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一直是舍曼的粉丝。舍曼似乎快要踏入娱乐名人圈了。
感情生活坎坷 通过工作表达痛苦
这部电影遭到了严厉的抨击——《纽约时报》称它“可悲地无能”——舍曼的私生活在混乱中暴露无遗。她和奥德的婚姻正在破裂。在他们交往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对上瘾，导致舍曼最终放弃了希望，不再指望他会戒掉毒瘾。她的名声加剧了这对夫妇之间的裂痕。为了挽救这段婚姻，她从聚光灯下隐退，大部分时间和奥德在他们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家中度过，避免出席开幕活动。电影和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的宣传使得她越来越难以避开公众的视线。
舍曼的离婚拖了很长时间，她通过工作来表达自己的痛苦。“我有时会去摄影棚，”詹宁斯说起她当助理的那段时间，“她会拿着一个电热锅在那里哭，然后她会戳玩偶的脸。”这些不幸的玩具最终出现在1999年展出的一系列名为《破娃娃》（Broken Dolls）的照片中，在这些照片中，舍曼摆出了这些残缺不全、被肢解的人物，摆出了古怪的性姿势。
大约在那个时候，舍曼遇到了保罗·长谷川-奥弗拉克（Paul Hasegawa-Overacker），他通常被称为保罗·H-O，是一个电视节目“画廊节拍”（Gallery Beat）的主持人。该节目以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幕后视角来审视纽约艺术界，讽刺其虚荣心和自命不凡。H-O问舍曼愿不愿意让他给她拍一期专题。令舍曼朋友们大为吃惊的是，她竟然同意了。詹宁斯说“她真的很讨厌做这种事，也很讨厌接受采访。但我认为她喜欢‘画廊节拍’的讽刺性。”当关于她的那一集播出后，很明显她也喜欢H-O这对情侣在屏幕上像青少年一样调情。
时隔多年，舍曼再一次出现在她自己的照片中。据詹宁斯说，“她决定在经历了婚姻失败之后，再拍一次肖像，重塑自己。”这些本该在2000年奥斯卡颁奖季期间在洛杉矶展出的照片，被设计成那些来好莱坞求名逐利者的头像。舍曼告诉我“他们真的在努力推销自己，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这里面既有希望，也有悲伤。”但这些人物，带着期待的微笑、美黑的皮肤、俗气的珠宝和可笑的妆容，但更多的是散发出了一种错失良机和自欺欺人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很难不把它们看作是舍曼对名人负面影响的反应。
等照片展出的时候，舍曼和H-O已经是一对了。他们一起去冲浪，看望他的父母，还在汉普顿斯（Hamptons）废弃的街道上骑车，舍曼刚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正如H-O在他拍摄的关于两人关系的纪录片《辛迪·舍曼的客人》（Guest of Cindy Sherman）中所展示的那样，她在艺术界的地位很快让他无法忍受。当他自己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时，他发现陪她参加晚会和聚会的经历“令人痛苦”。这部电影是关于男性虚荣心和背叛亲密关系的真实写照。舍曼最初支持这部电影是为了帮助H-O艰难的事业，但最终还是试图停止了。她现在对整个计划感到遗憾。“其实是他不过是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关注罢了。”
名人的环境影响她的作品 创作依旧带着讽刺
2019年5月的一个下午，辛迪·舍曼在威尼斯的西普里亚尼酒店的大厅里等着，准备参加为期一周的威尼斯双年展。当天刮着大风，舍曼穿着一件深色皮夹克和一条黑色围巾来御寒，脚蹬一双粉红色和白色相间的普拉达靴子，这双靴子似乎给她带来了一些麻烦（在下午的过程中，她变得一瘸一拐的）。当我们试图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话时，我们绕过一个角落，碰到了一小群人，他们站在一堆珠宝旁边。“看看这是谁！”舍曼喊道，就像一个宣布新行动的领军人，“这是斯威格小姐（Miss Swig）！”这次偶遇更像一场精心安排的会面。
利兹·斯威格（Liz Swig）是一位来自纽约的企业家，她的父亲是美国最大的地产大亨之一。她的公司Liz Works生产由艺术家设计的装饰品。2019年，她以舍曼Instagram上的那些摄影作品为原型，把它们立体化，做成了胸针、戒指和耳环。斯威格侃侃而谈，她认为把照片、自拍这种科技时代产物——应用到古老的匠人手工作品中会“酷得让人发疯”。舍曼也会帮她兜售这些东西。
舍曼的作品大多是关于电影、杂志、时尚和名人的，现在摆在她面前的问题是，她的作品力度是否减弱了。她曾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过富人和名人，用的是一种经常带有批判和恶意的眼光。现在她是他们中的一员。每年圣诞节，舍曼都会在她的公寓举办一场奢华的派对，派对上有成堆的龙虾、香槟酒和一大群名字响亮的人。她的大学朋友克拉夫（Clough）记得曾在那里待了一年。“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在那里，Lady Gaga也在那里。如果我年轻30岁，我肯定会行色匆匆，但现在我老了，我可以坐下来，然后说哦，看，那是黛比·哈利（Debbie Harry）。”已故的道格拉斯·克里普（Douglas Crimp）是一位艺术评论家，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认识舍曼，但后来慢慢失去了联系，他曾告诉我，“我是看《纽约时报》社会版上的报道才知道舍曼的。”在她的Instagram上，你可以看到她和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在一起的照片。
有时候，似乎是舍曼对这种环境的沉浸影响了她的作品。
2016年，她拍摄了一系列好莱坞黄金时代老年女演员的造型照片。这些形象模仿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和卡罗尔·隆巴德（Carole Lombard）的样子，穿着飘逸的连衣裙和毛皮披肩，优雅地斜倚着。她们的表情混杂着怀旧、忧郁和蔑视。舍曼以前作品中那些典型的假牙和假鼻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情绪——一种同情和豁达。舍曼后来说，这是她第一次尝试拍摄女性的“漂亮照片”，这些照片中的女性把自己打扮成最好的状态。舍曼总是觉得，当她在图像中认不出自己时，图像就起作用了。对于这些照片，她担心“我在改造它们方面做得不够，担心我暴露有关自己太多的东西”。
最近，她在Instagram上的作品有了一点新的变化。2017年，她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肋骨断裂，肺部穿孔。她躲在床上，开始晒自己的照片。一个朋友给她推荐了一款美颜App，很多人都用这个应用程序拍照“我想，马上，我要玩这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鼻子上插着鼻管，她给自己做了一次整容照片中她的皮肤变得非常光滑，睫毛膏很厚，脸颊上有健康的腮红。她写道“医生，我痊愈了吗？”然后她做了相反的事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牙齿的卡通老妪，干巴巴地说“修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帖子变成了文字和图片之间的小玩笑，嘲笑自拍文化对年轻人和自我推销的痴迷。在这些作品中，有一幅是舍曼的脸被PS到了一个婴儿的身体上，扭曲得面目全非。它的名字是“复兴时间”。
舍曼和斯威格第二天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约有100名嘉宾应邀到一家名为“哈利甜点”的餐厅共进午餐。舍曼穿了一套粉红色和白色相间的睡衣（几周后，在国家肖像画廊举办的个展开幕派对上，她穿着一件覆盖着反光银色鳞片的连衣裙，看上去就像一个会走路的闪闪发光的球）。我看见舍曼混在一群女人中间。这些女人没有理会诱人的自助餐——朝鲜蓟、芦笋烩饭、章鱼沙拉——她们站在那里，头发被刚刚精心做过，皮肤也被美黑过，旁边的桌子上摆满了起泡酒。他们的胳膊上挂着佳士得的手提袋或香奈儿的手袋，脚上穿着巴黎世家的运动鞋或饰有珍珠的皮高跟鞋。她们的脸多少都做过一些整容手术。
这些人让我想起了2008年舍曼的《社会肖像》中的女性，这些肖像描绘了纽约社会的女人们——走在公园大道的中年主妇，穿着昂贵的衣服，化着浓妆。但她们的装饰无法掩盖她们红肿的眼睛，她们颤抖的表情，以及她们打了肉毒杆菌的嘴巴，僵硬地无法控制微笑。当我环顾四周时，这种经历变得越来越离奇。这便是辛迪·舍曼，她被一群辛迪·舍曼包围着。
（原文来自经济学人副刊《1843》，作者Simon Willis，译者申忻，授权发布。英文原文请见《1843》官网 1843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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