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堂食的第三天，一场卷土重来的北京疫情将天堂超市推上了热搜。6月9日至15日15时，北京累计报告327例新冠肺炎感染者，均指向一家名为天堂超市的酒吧聚集性疫情。6月18日的疫情发布会上，北京通报称，天堂超市酒吧疫情传播链条已基本阻断，进入收尾阶段。

许多人是第一次听到“天堂超市”这个名字，“以为天堂是天堂，超市是超市，从没想过天堂超市是一家酒吧”，甚至误以为这是家卖殡葬用品的商铺。这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酒吧？为什么是它吸引了数千人在堂食解封当天奔向这里？对这些年轻人而言，它又意味着什么？

文 | 钟艺璇

编辑 | 金匝

运营 | 绘萤

傻乐

每个去过天堂超市的人，或多或少都可以吐露一些它的过去。

最开始，它只是一家名叫天堂的便利店，贩卖烟酒和糖果。100平米的场子里，摆了几张桌椅，方便客人坐下来，直到不愿离开的醉汉越来越多，从店里挤到了街边，它干脆搬到了不远的新东路上。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总店又迁到了工体北路，它成了遍布北京的连锁酒吧。

十多年前，杨婉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几乎每周都会去三里屯喝酒。那时的三里屯太古里还叫village，对面的SOHO还没个身影，这里整日闹哄哄，文学愤青、艺术家来了又去。音乐人黄燎原记得，自己当时几乎所有的业务都在酒吧里诞生，要谈事可以，就来三里屯酒吧见。至于杨婉，去三里屯纯粹是为了解压。她做室内设计，平时特别忙，除去春节外，几乎全年无休，“我那个时候就开始996了”，两点一线的生活颇为烦躁，但凡有朋友喊她出去喝酒，她几乎有求必应，在天堂超市，她才能感觉到片刻的放松，“享受那种微醺的感觉”。

北京是座泾渭分明的城市，如果将三里屯看作一个标的，往西是老北京城——那是三里屯名字的由来，意味着离内城三里地，往东则是一大批外来务工者驻扎在环线边缘。那么多灯红酒绿的酒吧里，天堂超市或许是最友好的那一个。

那时，外国的精酿啤酒刚进入中国市场，三里屯的酒吧还在流行昂贵的鸡尾酒、洋酒，天堂超市的老板在供应商的推荐下，撤下了超市里的香烟、雪茄和巧克力，率先在三里屯卖起了一些价格低廉、口味甜腻的精酿啤酒。起先，外国客人是最捧场的那一批，他们本来就来自精酿文化的发源地，人生喝到的第一口啤酒可能就是精酿，但后来，这种啤酒也迅速占据中国市场，形形色色的人群坐进了天堂超市。

在杨婉眼里，天堂超市是“年轻人来的地方”。年轻，意味着口袋里没多少钱，穷得叮当响，可这里的酒便宜，就成了她常常流连之处。进店，提溜个篮子，指着酒柜点几下，带走几瓶啤酒，不过几十块，颜色漂亮的瓶子在篮子里叮当作响，再往店里或街边一坐，这是三里屯带给她的满足感。北京女孩柳星也是如此，她是老北京人，从小在西城的工厂宿舍长大，身边多数同学的父母也是工人，和她一起长大的这代人里，一些大学同学没什么目标，整日无所事事，没毕业的时候，她经常和这些同学一起去天堂超市，“那时候没钱，又想着玩”。

吴锦也是这里的常客，他将天堂超市形容为“一个巨大、轻松的空间”。他是90后，也是北漂，刚来北京工作时没什么朋友，公司的一个同事常常叫他一起去三里屯，他成了天堂超市的常客。这里提供桌椅板凳、廉价酒水，还有平价零食快餐，一桌人喝个够也只要一两百元。这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空间，不会有服务员常来光顾，更不会有隐形的压迫感。“在别的地方，无论你是吧台还是卡座，肯定有一堆人看着，给你加水，或者注意你这是不是要翻台了。”况且人一多，封闭的隐私感反而上来了，他曾经在三亚、成都见过类似天堂超市的酒吧，一模一样的大酒柜和木头桌子，唯独不够吵，不够大，就是不能完全放松。

“至于我们在天堂超市干嘛，我们就在傻乐呢。”他说。

一个窘迫的人可以在这里花十几元钱坐一夜，没人打量你，也不需要自我审视，大家凑在一起，不会有人在意你的职业，赚多少钱，“所有人都一样”，甭管这人白天是服务员、快递员还是一个白领或商务精英，“就像你坐在十块钱的拉面馆里，你会注意对桌穿了什么牌子的衣服吗？”

也没有人在意彼此在这里做什么，“千奇百怪，见怪不怪”。天堂超市很拥挤，有时候一转头，杨婉几乎就和隔壁桌的酒客脸贴脸，所以喧闹再正常不过，有人喝到趴在桌上吐个不停，身旁的朋友面不改色继续摇骰子，还有人喝高了，干脆脱了上衣站在凳子上手舞足蹈，要是对自己狠些的，喝到打120也不是没有，更多的，则是像杨婉一样尚有意识、身体发软的微醺酒客。

复杂多元

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夜晚的三里屯几乎成了北京夜生活的代名词，积蓄着这座城市沉稳背面的欲望与荷尔蒙，展示着北京最性感、疯狂、潮流的一面。工体西路已经有一条长长的夜店街，许多知名的夜店聚集在这里，PH、OT、Fresh、纯K，一到夜晚，这里就是北京最热闹、最明亮的区域。

天堂超市也跟着时代扩容，酒吧逐渐变成夜店。2016年12月，在工体西路的糖果B1，它开起一个1300平米的场子。开张的时候，街对面开便利店的老板娘曾经进去过，刚探进个身子，就被吓得直拍胸口，“好大的场面”。酒吧的面积几乎有一个操场那么大，顶棚很高，横排的酒柜有数米长，嵌在墙上，一眼望不到头，酒柜对面，DJ正在舞池里扭动身体。到2018年6月，第三家天堂超市，也是更大的一家工体旗舰店也开业了，就在工体西门院内，这次是2000多平，3层楼，增加了露台、舞池和DJ台。

但比起其他夜店数十平米外就能看到的巨大门牌，天堂超市的标志依然很不显眼，夹在其中，只是占据一个小小的空间。它们的价格差距也是如此鲜明。在PH酒吧，预定一个最多容纳4个人的散台，日常要500-1500元，如果是卡座，至少在3000-5000元之间，要是碰到周末、节假日就更贵了，至少5000元以上，而最中间的C位卡座，是在几万至十几万不等——这些都只是PH的最低消费门槛。

天堂超市依然没有门槛。关店前，总店的人均消费是127元，最贵的是望京店，149元。卖得最多的，是40多块钱的鸡尾酒和瓶装啤酒。，还有永远的 “脏乱差”，毕竟它和这个词已经挂钩了十多年。还不是一般的“脏乱差”永远黏糊糊的地板，鞋底踩上去，你能清楚感受到自己拔脚的动作，木桌缝里永远有擦不掉的油渍和酒水，鼻尖凑近，一股发霉的酸味儿。还有一帮酒醉的人挤在男女通用的厕所前排队，灯光太暗，时不时有人低骂一声，估计又是踩到了谁的呕吐物。就像天堂超市的老板詹小虎曾说的那样“没有人是来天堂找服务的。”早年间，他和妻子单红伟在三里屯酒吧街摆摊，后来开酒吧的打算也是，“让每一位客户能在天堂超市简单、随意、不拘束地自由消费”。

一入夜，工体路上的高档夜店就会爆满，人只能侧着身子，像条鱼一般，拐着弯、瞅着缝隙游进去。没有低消、“脏乱差”的天堂超市成了这里的“异类”，它吸纳着向往工体夜生活、但钱包干瘪的年轻人，进去一趟，“好歹都算工体了”，吴锦说。

6月6日，北京解封堂食当天，刚过凌晨，天堂超市已经人头攒动。1点前后，小亭走进天堂超市，灯光闪烁在密闭空间内，DJ所在的舞池下方，人们紧贴着彼此，伴随着音乐律动。舞池里的群体画像是复杂多元的，有人从怀柔、密云、门头沟、大兴赶来，有人住在胡同里，有人是清河湾高尔夫俱乐部的草地养护员，有人则在火锅店、环球度假影城工作。其中一位病例的流调报告显示，他1930从红螺寺公交站出发，先后转了三趟公交，历经三个小时，跨越73公里，才抵达天堂超市，去酒吧前，他只吃了一碗刀削面垫肚子，第二天早上从酒吧出来后，他又吃了一碗刀削面。

这次疫情中，还有一些未成年人抵达了天堂超市。一个高一学生告诉每日人物，他过去的初中同学们——现在就读于职高，几乎每周末都会去天堂超市。6月份，天堂超市开张后，他的同学，一个17岁的职高女生，还有一位15岁的学弟，这回都去了天堂超市。

变了

没人会把天堂超市当作品酒的地方。

“早期的天堂超市还算是精酿啤酒馆，但现在，它的业态已经变了，变成夜场、夜店这一挂，卖的啤酒都是一些廉价的流通产品。”叶戈说。他就职于国内一个知名的精酿啤酒平台，曾经为天堂超市供货的客户告诉他，“精酿啤酒的比例已经非常小了”。

杨婉从来不在意喝的是什么，她年轻时最快乐的时光就在三里屯“脏街”上。这条200米长的街道夹在三里屯北区和南区之间，出了街，一拐弯，进了胡同，角落就是过去的天堂超市。爵士、电音、摇滚和民谣飘扬在这条狭窄的脏街上，大大小小的酒吧挤在一块，店门口的马路边一溜过去都是小摊儿，做生意的人铺张桌子，摆几瓶酒和糖浆，有人要买酒喝，当场现调一杯，晃悠几下，加片柠檬，讲究点的再来片薄荷叶，在塑料杯里一搅合，“给，十块一杯的莫吉托”。

她接过这杯酒，从街头走到街尾，喝完再去趟天堂超市，买完再喝。到处都是年轻人，还有外国人，喝高了就和外国人练练口语，饿了就在脏摊上买炸鸡、烧烤和麻辣烫。现在她看流调报告，发现宿醉的年轻人竟然得吃牛肉面、黄焖鸡对付空空的肠胃，“我们那时候哪需要这个啊，旁边就有串”。

陈斐斐在2015年来到工体北路，带着她的吉他和自行车。她不是职业歌手，白天在一家教育机构工作，每天下班后，先骑车回家取吉他，再骑到三里屯，坐在自行车上唱歌，“刚好是一个三角形”。在那辆自行车上，她见过人们对三里屯的追捧，“有外地人一下车就拖个行李箱呼啦啦地来了”，明星常常出没，她见到过郑钧、王珞丹，穿一身廉价衣服的酒客和浑身名牌的时髦人总是混杂出现在同一条路上。

三里屯一直在变。SOHO中国获得三里屯的一块地皮，世茂地产以14亿元人民币收购另一地块，第二年，太古地产拿下三里屯北区地块，商业地产的介入不断刷新着三里屯的商业格局，翻倍的租金吓退了一些“脏街”的小摊，高端奢侈品、服饰、餐饮不断进驻三里屯，东侧取而代之的是一排五颜六色的商业酒吧，舞台中央立着两根钢管，这里开始成为潮流的代名词，成为北京的地标。到2017年，整治“穿墙打洞”后，脏街彻底消失在三里屯，这里现在彻底属于街拍和潮人的天下。

随之远去的还有天堂超市。这些年，它开了不少分店，从五棵松、望京、昌平，再到保定、西安这样的外省城市，杨婉常去的新东路老店也搬走了，她后来去了几回天堂超市在工体的新店，更大，人更多，却没有以前的味道，她和朋友们私下讨论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低价没变，但天堂的氛围变了。

有一回，杨婉在天堂超市碰到了给自己理发的Tony小哥。对方问她“要不要出来喝一杯，我在天堂。”正巧，那一晚她也在，走过去一看，一桌Tony们坐在一起喝酒，聊了才知道，原来他们有KPI要求，来天堂超市就是找客户的，想办法“加小姐姐微信”。

这让她想起过去的自由拼桌，在天堂超市，可以转头和隔壁桌喝起酒来，单纯的喝酒，单纯的傻乐，喝完就走，不会留下联系方式。等到了吴锦这样更年轻的一辈，拼桌已经有了更为先进的方式，无处不在的公屏，实时滚动着“有没有人愿意拼桌”的字样，一些男生、女生会把自己的自拍附在下方。等蹦迪的台子搭起来了，天堂超市越来越像一个夜店，有人游走在舞池里，举着酒杯四处寻找拼桌的人，被拒绝后一脸讪笑地走开。

永远有年轻人

天堂超市登上热搜后，杨婉特地翻了一下过去的微信聊天记录，北漂数年里，满屏都是“去天堂吗”。尤其是有外地的朋友来北京，她也一定会带他们去天堂超市坐坐。

杨婉的记忆里，天堂超市承接了她的青春。那时她和身边的朋友们失恋后，都是在天堂超市度过的。回头想，她已经忘记了是哪段恋情，只记得那一晚快哭晕了过去，天堂超市就是一个合适“哭”的地方。在来之前，她曾经想过要不要去“那里花园”——另一家她常去的酒吧，转念一想，那是喝鸡尾酒和干白的地方，捧着高脚杯哭实在寒碜了点，干脆打了辆车直奔天堂超市，人满了，抄起啤酒灌下去，就坐在门口的地上哭。

“嚎啕大哭。”她现在笑着形容。周边都是人，坐着，站着，斜靠在墙根的，但没人管她，各聊各的，包括她的朋友，安慰了几句后，也开始聊哪家的烤串味儿最正，“他们有没有人在听，其实不重要，我就是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

到了2018年前后，当初的朋友们也开始陆续迈入30岁，不少人结婚、生子，大家很少再去天堂超市，也从过去一周一次，到后来一个月可能才一次，干脆直接不去了。2019年，她跟一个曾经一块北漂、现在住在上海的朋友回京故地重游，一起去了天堂超市，本想着再追忆一次，结果刚踏进门，听到里头传来的土嗨的音乐，两人又一脸嫌弃地退了出来。

2013年，柳星也开始工作了，和过去的同学们也慢慢断了来往，她不再去天堂超市，“因为身边没人去那里”，直到去年，柳星的父亲提醒她，“那个谁，你小学同学结婚了”，她愣了会神才恍然，这个小学同学，这是当初和她一起去天堂超市的人。

某种程度上，天堂超市成为杨婉和柳星这一代人年轻的注脚，十余年过去，天堂超市旧址不在，脏街也没了身影，三里屯早不是当年那几栋居民楼，她们也慢慢和这里告别。

有人不再年轻，但天堂超市永远有年轻人。

对于黄梦而言，天堂超市也是她去过的第一家酒吧。她今年23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初到北京时，她连酒吧、夜店都无法区分，打开大众点评，发现天堂超市又便宜，排名靠前，就来了。在社交平台上，不少人称天堂超市是最适合新手蹦迪的酒吧，黄梦认同这个说法，酒柜挑酒，结账，找位置坐下，“就像在超市买东西一样”。她环顾四周，觉得周围也都是年轻人，甚至很难在这里看到30岁以上的人。

天堂超市涉疫流调报告显示，来过这里的顾客，有85%是90后。杨婉起初看到流调报告时，睁大眼睛反复确认了两三遍，“真的有人会坐几个小时公交去天堂超市待一夜吗，这劲头可比我们当时足多了”。在她工作的头几年，挤着时间才能去酒吧玩，那时候大家在工作上都是使不完的劲，恨不得多做一些，再卷一些。但现在的年轻人，普遍低迷，用她的话来说，“能量太低了”，大批年轻人涌向天堂超市，她觉得，是因为“别的地方已经无法给予他们这些快乐”。

6月12日，朝阳区市场监管局针对北京钰泰糖果娱乐有限公司（天堂超市酒吧）在经营过程中未按规定扫码、测温、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行为，对其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拟将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看到消息后，杨婉瞬间感觉，“一个时代结束了”，尽管她知道自己几乎不可能再去天堂超市喝酒，但只要有那样一个地方存在，仿佛自己的青春就有了存放地。另一位朋友也给吴锦发来了微信，那个朋友压根不爱喝酒，只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就发生在天堂超市。

天堂超市的聚集性疫情尚未解除风险，700家餐厅全部停止堂食，74家酒吧关停，现在，这里的夜晚重新变得宁静，只余下歌手陈斐斐，她突然发现，在这种宁静的衬托下，自己的声音好像被放大，变得陌生。到了晚上9点半，等她背上吉他，踏着自行车离开，三里屯的一丝歌声也消失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婉、吴锦、柳星、陈斐斐、小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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