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全诗的意思(杜牧《清明》是宋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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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传为晚唐杜牧所作的七绝《清明》，是当下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节日诗之一。每当一年一度的清明时节来临，就会在互联网上出现长长短短的热文。在大众传播中，《清明》一直被理解为专门歌咏“清明节”的诗作。比如《千家诗》就说是“此清明遇雨而作也”。再如在唐代文献研究方面成就极大的陈尚君教授，也在《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9期的采访中认为此诗写于宋代，并非出自杜牧。原因有二第一，杜牧文集及《全唐诗》中均没有收入此诗；第二，唐人重视寒食节而宋人更重视清明节。

被误读的杜牧《清明》

先说一个被长期误读的问题杜牧《清明》是专写“清明节”的诗篇，是“宋人更重视清明节”的文学呈现。事实并非如此。此诗虽然以“清明”为题，但全诗首句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按照诗题命名的一种惯例，诗题《清明》可能是由首句的前二字“清明”摘录而成，这是中国诗歌肇始于《诗经》的一种传统，例如李商隐的一些诗篇包括极其著名的《锦瑟》就是这样命名的。这是其一。其二，“清明时节”的范围是一段时间而非特指清明节当天。杜甫《春夜喜雨》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和《江南逢李龟年》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两诗的“时节”，均非特指某天某夜。杜牧的“清明时节”或“杏花时节”（详后），与杜甫的用法完全一致。其三，作者只写天空中的“雨纷纷”，而不是节日路上的“人纷纷”。如果“路上行人”很多，只要问一问迎面而来的其中一部分人，就完全能够知道前方哪里有酒家有村落了。“欲断魂”，就是冷雨纷纷，囧况已久，“快要没命了”。打听酒家，就是打听避雨之地，投宿之所。张籍《成都曲》“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南唐李中《离家》“投宿匆忙近酒家。”正因为无人可问，行人才会请教大路旁细雨中牛背上的牧童。可以想见，那一天凄风冷雨，诗人行经此地，对周边环境极为陌生，才会“欲断魂”而“问酒家”。“牧童遥指”也说明“杏花村”与问答地点距离较远，雨中的初来者难以发现远处的村庄。需要追问的是“杏花村”是村名还是村景？这决定“杏花村”是本来就有还是因诗附会。依照常理，牧童针对“酒家何处有”的回答，不会是杏花盛开的雨中村景而应该是当地准确无误的唯一村名前方有个“杏花村”，村里就有“酒家”。

据此，将杜牧《清明》理解为专咏“清明节”甚至是扫墓归途或见人扫墓而伤感的诗篇，都是学术史以及接受史上一个长期未曾觉察的极大误会。这个误会，不仅影响正确理解杜牧《清明》的诗旨、诗艺及其作于唐代的事实，而且影响对唐宋时代寒食、清明风俗的正确认知。所谓“宋人更加重视清明节”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宋人将清明节与祭祀活动结合得比唐代更为紧密。最著名的诗作，莫过于南宋高翥的《清明日对酒》“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但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明杜牧《清明》是宋诗既然“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外出祭扫的行人，就不会只是零星出现，而是所在多有。可是祭祀活动的痕迹，诗中却分毫未见，可以肯定不是南宋城乡居民进行祭祀活动的清明节。因为清明节的前一天，白天全国禁火，只有到了清明启用新火之后，才可能出现“纸灰飞作白蝴蝶”的祭祀场景。也许正是《清明》诗与清明节全无关联，《锦绣万花谷》的编者，才会一方面将《清明》称为“唐诗”，一方面又将《清明》的诗题改作《杏花村》。，厘清杜牧《清明》的原始情景与清明节的关系，并不影响现代读者继续将《清明》当作节日诗来理解和使用，毕竟“清明节”当天也包含在“清明时节”之中。

被误解的唐代“清明”

接下来的问题是，唐人是否不够重视清明节呢？答案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唐人是两节并重。唐明皇李隆基《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即说“可怜寒食与清明，光辉并在长安道。”有时则是更加重视清明，因为寒食只能享用冷饮冷食，而清明可以热饮热食，使人各个方面更加舒坦愉悦欢快。韦应物《清明日忆诸弟》就说“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后人之所以形成唐代更加重视寒食的印象，那是因为两节相连而寒食在前，一切节日活动包括祭祀活动，都从寒食开始。王泠然《寒食篇》云“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纵使遨游今日罢，明朝尚自有清明。”意思是寒食与清明一玩就是两天，不少年份连带上巳就是三天，远胜重阳与腊日的单日休闲。寒食白天禁火，王建《寒食行》说“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古人认为纸钱必须经过燃烧，才会被逝者收取。这个“三日”特指“三月三日”，亦即与寒食节重叠的上巳节。甚至民间制作新火，或皇帝颁赐新火，都是从寒食夜开始的。中唐韩翃为皇帝所熟知的通天之作《寒食日即事》，可以看作是汉唐一以贯之的赐火传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清明因为有火而更加热闹，更加受到从帝王到平民的普遍热爱。张说《奉和圣制寒食作应制》写道“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皇情爱嘉节，传宴与箫韶。”表明皇帝更为喜爱重新用火的清明节，因而大开筵席，宴赏重臣，演奏古乐。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活动几乎年年举行，所以张说还有类似的诗篇，如《奉和圣制初入秦川路寒食应制》的“今岁随宜过寒食，明年陪宴作清明”，《清明日诏宴宁王山池赋得飞字》的“今日清明宴，佳境惜芳菲”。孟浩然写于长安的《清明即事》曾对此颇有不平“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顾况之子顾非熊的《长安清明言怀》也说“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京城如此，民间亦然。即使是经过安史之乱，地方上的清明节，依然盛况如前。杜甫《清明》说“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某些年份，三月三日上巳节因与寒食节或清明节重叠，形成节上加节的双倍热闹。王维《寒食城东即事》的“清明兼上巳”，就是清明与上巳同为一天。李穆的《三月三日寒食从刘八丈使君登迁仁楼眺望》，则是上巳与寒食重叠“花柳清明节，亲宾上巳筵。”诗人将重叠的双节“三月三日寒食”，提前并入次日的第三个节日清明节，称作“花柳清明节”。因为清明兼有自然节气和人文节日的双重特性，所以唐代诗人尤其是晚唐五代诗人，往往像李穆那样，将寒食、清明和上巳相连或偶有重叠的那段时间，统称为“清明”或“清明时节”。又因为寒食与上巳只是民俗节日，所以从未出现“寒食时节”或“上巳时节”的说法。皮日休的《登第后寒食杏园有宴……》就是这样“雨洗清明万象鲜，满城车马簇红筵。”诗题是“寒食”，诗句却是“清明”。温庭筠《禁火日》同样如此“骀荡清明日……春鬓杏花红。”或者将这段时间写作“近清明”。温庭筠《寒食前有怀》“春寒寂历近清明。”诗题明明是“寒食前”，时间上更靠近寒食，但诗句却是“近清明”。清明节多出现在农历三月，二月次之，四月极少见，唐诗中又有“清明二月天”的说法。既然唐人将“寒食”归并到“清明”，且以“清明”作为这段时间的指代，这一现象，显然与“唐人重视寒食节而宋人更重视清明节”的说法不尽吻合。

被化用的杜牧《清明》

一旦“清明”指代以清明为中心的一段时间，“清明时节”的说法就会应运而生，成为晚唐五代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个时间概念。除了杜牧《清明》的“清明时节”之外，来鹏、李中、苏癿、魏承班、杨徽之（入宋前）的相关作品都出现了“清明时节”。类似结构则有张籍、司空图、张泌的“时节近清明”、王建的“清明好时节”、韦庄的“时节正是清明”、毛熙震的“杨柳杏花时节”等等。中晚唐特别是晚唐五代宛如一个以“清明时节”“杏花时节”“雨”“杏花”“梨花”（此处不论）为时尚表达的文学季节。温庭筠是小杜牧10岁的诗人和词人，如果说杜牧的多数名作，温庭筠能够读到，应该问题不大。温词《菩萨蛮》其十一，是较早将“清明雨”“杏花”“时节”写入词中的著名作品“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憀独倚门。”南唐冯延巳的《蝶恋花》紧随温词之后“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高度类似杜牧《清明》片段的词作，就是北宋词人宋祁《锦缠道》的下阕“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醉醺醺、尚寻芳酒。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薛砺若《宋词通论》说三句化用杜牧《清明》的句意。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是先有杜牧诗还是先有宋祁词？按杜牧卒年至宋祁生年，大约150年之久，确实相距太远。陈尚君先生称杜牧《清明》是“唐诗中最有名的伪诗”“这首诗收于南宋中期两种类书《合璧事类》和《锦绣万花谷》，但都没说是杜牧所作。最早将其作为杜牧的诗，现在能看到的是《分门簒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日本所藏宋刻善本）。从宋末开始，《千家诗》及其他一些诗集都收了此诗，附会给杜牧，又出现在以后各代小学的读本中。”（同前引）徐辰先生则在《杜牧真的写过“清明时节雨纷纷”吗？》的网文中指出，《锦绣万花谷》所收《清明》，题作《杏花村》，无作者，仅说明“出唐诗”。

如果仅仅从文献角度看，《清明》确实来路不明。，如果换个角度观察，就会发现另有传承路径与空间《锦绣万花谷》不会无缘无故称《清明》（《杏花村》）为“唐诗”，来路不明并不直接等于或者完全等于其诗不真，而宋祁词又与《清明》诗部分同构，这一点就和宋词常常化用唐诗的创作习惯高度吻合了。宋祁自己就在《鹧鸪天》中多处引入唐诗“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身无……心有”一联，见于李商隐的《无题二首》。“车如流水马游龙”，化用盛唐苏颋《夜宴安乐公主新宅》的“车如流水马如龙”；又见于南唐李煜的《忆江南》“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只是将“马如龙”变为“马游龙”（众多的马队变成了在水里游动的蛟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化用李商隐《无题》的“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由“一万重”变成“几万重”。稍改唐诗之后，再加倍着重表达情绪，正是宋祁这首词的特点。《锦缠道》的“醉醺醺、尚寻芳酒”也是加倍表达的方式。相比之下，杜牧只是急切盼望有一个休憩寄宿之地外加解乏之酒而已。如果否认这是对《清明》诗的化用，将难以解释宋祁《鹧鸪天》词与唐诗的关系。“醉醺醺”之语唐诗多有，杜牧也在《并州道中》说过一次。苏颋诗、义山诗、李煜词，以及杜牧含有“醉醺醺”的诗都是全篇俱在，所以宋祁所见的《清明》，不会仅仅是词中化用的后两句。《清明》诗全篇以“雨纷纷”为基调，一气呵成，远比宋祁词的化用流畅自然，完全不像是好事者将宋祁词纵游兼纵酒的片段扩充而成。

，宋祁大史学家的资历也值得重视，他历官龙图阁学士、史馆撰修、知制诰。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是《新唐书》的首要作者，历时十余年，有条件接触和饱览皇家图书馆的全部文献，不排除当年他曾见过杜牧的《清明》原诗而在创作时加以化用的可能。以上论述表明《清明》并非专咏清明节，《锦绣万花谷》称《清明》为“唐诗”，宋祁词多处化用唐诗包括化用《清明》后二句，“清明时节”的时间概念出现并贯穿于晚唐五代，这些证据均不支持“杜牧《清明》宋诗说”。不仅如此，刘学锴先生在《唐诗选注评鉴》中，举出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昇州所记“杏花村在（江宁）县理西，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可证此前已有杜牧沽酒于杏花村之传说，则此诗传为杜牧作在五代时或五代前即已如此。”这个说法在没有出现颠覆性证据之前是可以信从的，因为民间传说只有流传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进入文人著作。如果“杜牧沽酒于杏花村”的传说产生在“五代前”，就与前文讨论“清明时节”这一时间概念的出现时间互为映照并相得益彰了，也和杜牧《寓言》的“杏花时节在江南”、《遣怀》的“落托江南载酒行”、《泊秦淮》的“夜泊秦淮近酒家”、《江南春》的“水村山郭酒旗风”、《闲题》的“借问春风何处好”、《村行》的“蓑唱牧牛儿”等等，若有呼应了。

大数据时代的文献检索优势，可能也会将考察的目光带入认识的死角以为相关文献已经尽收囊中，相信个人掌握的是全息世界，在这个全息世界里没有被发现的，一定属于伪造。但存世文献仅仅是原生文献的一部分。随着文献主人的离世或其他原因，有的文献不幸灭失，有的藏匿不出，有的分散、游走、变形、寄居在后起文献的丛林之中，有的如韦庄《秦妇吟》、敦煌词等则因某种机遇而重见天日。判定一首诗的时代身份，不仅需要顾及直接引用关系、整体呈现关系，也要重视共生关系、化用关系。以唐诗而言，唐人创作的唐诗多于唐集所收的唐诗，唐集所收的唐诗又多于今人所见的唐诗。原因很简单，不少零散的唐诗和一些唐集失传了。如果仅仅根据传世的文献信息来判定整体原生文献的缺失部分，然后聚焦一点不及其余，有时难免风险太高。那些认为《清明》是宋诗的论述，一概不提宋祁之词和乐史之记，不能不说是“杜牧《清明》宋诗说”的最大遗憾。

（作者罗漫，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