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愿一般怎么用(刘柠︱《藏书票之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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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
有一类书名气甚大，史上被过多谈论，但论者往往语焉不详，所论也不无讹误或自相矛盾处，以至读者始终不甚了了——《藏书票之话》就是这样的书。此书问世九十三年来，因造价高、印数少，存量原本就极为有限，且多庋藏于私人书箧，即使偶有在古书店或拍卖会等场合一露“峥嵘”者，也是标价奇昂，殊难与一般文人书客结缘，几成一部湮灭于世纪烟尘中的奇书。
作者藏《藏书票之话》日文初版本（文艺市场社1929年8月版）和中文版（魏大海译，七楼书店·金城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据台湾地区学者吴兴文先生在《我的藏书票之旅》中记述，九十年代初，他来京，去东总布胡同拜访出版界大佬范用先生
他为我展示叶灵凤收藏的藏书票书刊。当时我曾和他约定，等他请人把斋藤昌三著《藏书票之话》翻译完成，并把送去装修的墨绿色羊皮装初版本取回，我就为他找人出版。（吴兴文《我的藏书票之旅》，三联书店2001年8月初版，267页）
由此可见，至少在三十年前，海峡两岸的出版人便有把这部书译介到华语世界的打算。其间种种蹭蹬，秘辛鲜为人知。直到2021年8月，《藏书票之话》终于被迻译成中文，由中图网·七楼书店出品，金城出版社付梓，总算揭开了蒙在这部奇书上的神秘面纱，了却国中不止一代文化人的夙愿。
《我的藏书票之旅》，吴兴文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中文版腰封上打出的官宣式广告语，如“日本藏书票鼻祖斋藤昌三力作”“东方藏书票的圣经”“亚洲藏书票研究的开山之作”，及“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如果没有收藏此书，或写一篇关于此书的长文，便是极大的‘与身份不符’”等，除了连续五个惊叹号显得用力过猛、“鼻祖”说略嫌证据不足之外，应该说大致是靠谱的，这部书确实当得起那些名头，有些其实就是当初日文版刊行时的宣传语或业界评价。译者魏大海是有口碑的翻译家，以译文晓畅而著称。可饶是如此，中文版并不等于日文原版是明摆着的事实
此书作为“藏书票圣经”，文字只是内容之一，藏书票及其呈现的方式和作为文图媒介的书本身的物理形态，也是重要的面向。而就这个面向来说，中文版之逊于原版，真不可以道里计。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如果说日文原版是一幅重彩的油画，中文版基本上只是一帧速写草图而已。单就开本而言，中文版做成半裸脊小精装，不及日文初版本的一半大，导致内页画幅过于袖珍，加上用纸一般、印刷品质不高，原书所呈现的藏书票之美被折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历来主张，对域外书籍，特别是那些在出版史上早有定评的珍本佳构，要么别染指，若要引进则宜贯彻“拿来主义”，力求保留原汁原味，否则意思就不大，此一例也。
作者藏《藏书票之话》初版本编号页（No.431）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一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二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文世界对这本“圣经”的阅读，几乎可以写一本《〈藏书票之话〉受容史》。范公回忆他的藏书票启蒙时说
我之知道藏书票，早在三十年代，在一本文学期刊读到一篇题为《藏书票与藏书印》的文章，可能是叶灵凤写的，一下子就吸引住我。此后，随时留意有关藏书票的介绍，至今兴趣不减。（范用《书香处处》，294页）
叶文启蒙了范用，而叶灵凤自己的藏书票启蒙，则源于斋藤昌三。确切地说，是斋藤和一本叫做《版艺术》的东洋版画杂志，“时常见到日本版画家所设计的藏书票”。正是那本杂志上的书籍广告，让叶灵凤知道了“以研究藏书票著名的斋藤昌三写过一部《藏书票之话》，便写信向他去购买”
他回了信，并且赠了几枚他自己的藏书票给我，又告诉我日本有一个爱好藏书票者的组织，像搜集邮票一样，可以彼此交换所藏，叫我将自己的藏书票寄一批去，就可以交换到一批别人的藏书票回来。我依照他的话做了，果然换到了不少日本藏书家的藏书票。后来他们又将我的藏书票在会员的刊物上介绍，说我是他们所知道的“在中国唯一的一个热衷于藏书票搜集的藏书家”。（叶灵凤《藏书票与我》，载香港《新晚报》1962年9月13日）
据陈子善先生考证，叶灵凤与斋藤昌三通信应该是1932到1933年之间，“交换藏书票，承斋藤昌三馈赠《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和《纸鱼繁昌记》各一册，叶灵凤则回报以叶德辉的名作《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从此开始了两人十多年虽不密切却很动人的神交”。叶文中提到的“爱好藏书票的组织”，应该是1933年7月成立的日本藏书票协会，其宗旨就是向海外介绍、输出日本藏书票，引进海外的藏书票，以促进藏书票文化的发展。而在那之前，斋藤昌三还与丰仲清共同主持过另一个藏书票同好组织日本藏票会，从1922年7月到1928年4月，分别在东京和大阪做过五回藏书票展览会，刊行了五种藏票作品集。第六回藏书票展览会原本也计划举行，但在筹备阶段，因斋藤、丰仲二人不睦，无果而终。
1933年12月，叶灵凤在《现代》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的长文《藏书票之话》，在中国藏书票史上是公认的权威文字，颇具启蒙之功。据陈子善先生的研究，此文“不但文题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而且内容上也深受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的影响”
叶灵凤此文分所谓藏书票、藏书票小史、藏书票的制作和余话四个部分，第二部分藏书票小史借鉴《藏书票之话》尤多，关于日本藏书票发展史更几乎是一字不落地照录。，如果说中国的藏书票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受到日本这部藏书票“圣经”的启发，恐不为过。
另一个斋藤昌三的拥趸是鲁迅。他生前对斋藤的编著几乎是一网打尽，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还入藏了斋藤昌三新出版的书话集《纸鱼供养》。那部由书物展望社于昭和十一年（1936）5月出版的书话集，系限定五百部的特装版，据陈子善先生调查，鲁迅所藏是第四百九十号——此乃题外话。就《藏书票之话》而言，先于叶灵凤，鲁迅应该是更早的购读者。《鲁迅日记》1930年6月13日记载“夜往内山书店买《蔵書票の話》一本，十元。”不过，鲁藏《藏书票之话》并非1929年8月的初版限定本，而是1930年4月出版的普及版（或曰改版本），无编号，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周作人应该也很早就被斋藤昌三圈粉。据学者周运在《知堂藏书聚散考》中对现存于国图外文书库中的周作人旧藏的发掘、整理，周至少藏有四种斋藤昌三的编著，如“1930年7月14日购买过该作者的《变态崇拜史》”，还藏有《近代文藝筆禍史》（东京崇文堂，大正十三年一月。扉页朱文方印周作人）一书，并在《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中引用过其内容。“1933年11月6日在东亚公司购有斋藤昌三编的《現代筆禍文獻大年表》（东京粋古堂書店，昭和七年十一月），此书完全替代了《近代文藝筆禍史》。”
《藏书票之话》作者、少雨叟斋藤昌三与文鸟（摄于1953年4月25日）
而与鲁藏《藏书票之话》同样的版本，周作人也曾入手过一本
357. 斋藤昌三，《蔵書票の話》，东京书物展望社，昭和五年（1930）四月。扉页朱文方印苦雨斋藏书印，羊皮书脊，书脊破损严重，黄色纸面，印五百部，有店标玉英堂书店Tokyo神田店 本乡店。（周运《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合丛书”，2021年11月版，550页）
六合丛书·《乘雁集》，周运著，上海文艺社2021年11月版
那本书显然是购于玉英堂书店。周应该是那家店的老主顾，《知堂藏书聚散考》中颇不乏购自那家店的记录。玉英堂位于神保町一丁目一番地，是书街核心中的核心。作为一家专营文艺珍本的古书店，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本乡创立，神保町店开业于大正十五年（1926），现任店主斋藤孝夫是传奇的“神保町古书鉴定第一人”、已故弘文庄店主反町茂雄的弟子。不过，知堂所藏《藏书票之话》，到底是本人所购还是受赠于人，尚不得而知。至于入手的时间，据止庵先生代为查证未公开的周作人日记，给我的回复是
1941年2月9日“得玉英堂寄书一册。”后列“斋藤昌三 蔵書票の話”。
甭管周作人入藏此书的确切时间，根据北平图书馆复原后第一次馆务会议讨论“接收各汉奸书籍案”的决议精神，“知堂藏书于1947年6月24日被查验无误后即移交北平图书馆保管了”（周运语）。自此，这本“圣经”从大陆的传媒视野中彻底消失，重新“浮出水面”已是近半个世纪后的事。本文开头说到九十年代初，吴兴文先生在北京拜会范公后，约定由范公“请人把斋藤昌三著作《藏书票之话》翻译完成”，吴先生答应“为他找人出版”。彼时，范公已经把手中的“墨绿色羊皮装初版本”“送去装修”，而那本“装修”过的初版本，应该就是三十年代初，叶灵凤受赠于斋藤昌三本人的那一本，后辗转流入范公之手，“现已入藏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陈子善语）。
在北京见过范公之后，吴先生似乎受到鼓舞，“回程路过香港时，我一时心急，先向黄俊东借来该书的修订版（背革装，内容和初版本一样，但多了一款藏书票）”。在此需补叙一下，谁是黄俊东？陈子善先生在《藏书票之话》中文版的序文中写道
香港书话家黄俊东，也是一位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承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的美意，黄俊东得到了一部《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如获至宝，曾撰《藏书票之话》一文记其事。……虽仅千余言，却是中国第一篇专门介绍《藏书票之话》的文字。
不料，吴先生从黄俊东处借来的书，却在回家的路上落在了计程车上，“为了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终于在1997年初买到一部相同版本，并于6月中旬还给书主”。后吴先生对我说，他其实一下子购入两本，一本还给书主，一本自己留用。陈子善先生说黄俊东所藏是“初版本”，似有误，应以吴先生自己的话为准，即“背革装”（真皮书脊）的“修订版”，与他自己手中的那本一样，无编号。
这基本就是这本“圣经”自出版后，到九十年代末为止大约七十年间，在华语文化圈大致的接受情况。从见诸出版物和媒体的资料来看，从二周到黄俊东、吴兴文，所藏均为“修订版”，只有叶灵凤、范用保有初版本，且为同一本书。那么问题来了《藏书票之话》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初版本与修订版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在初版本的自序中，斋藤昌三写道
《藏书票之话》这本书的出版反复被提及，却总是空喊口号未有进展，前前后后已有五个年头。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也早有难以求全的思想准备。温顾书房的坂本负责出版事宜，去年（1928）春天完成了大部分排版，只待印刷，最终却因市场关系再度搁置。惭愧的是，速递过来的德富苏峰先生的题字、小岛乌水及斯塔尔的序文都搁置了一年半有余。后来又出现了令人困扰的藏票原图遗失、印刷样本模糊的问题。煞费苦心的出版构想，包括许多迄今未能介绍到日本的珍贵文献。有幸的是去年年末梅原先生热心地表示关切。我看他对出版工作有热情且充满敬意，索性就将这个选题全部交给了他。
文字不长，透露的信息却相当浓密。我们知道，该出版计划早在初版刊行的五年前（1924）便已开始运作，可谓命途多舛。文中提到两位出版家——坂本和梅原，牵出了一段现代出版史上的逸话。但中文版序文中的一处漏译，对了解出版背景多少有些影响。原文是说起初，温故书店的坂本“抱着亏本的打算”接受了出版事宜，可还是撂了挑子。这个出版项目有多冒险，可想而知。坂本即温故书屋的老板坂本笃，是《文艺市场》杂志的主要发行商，而当初说服坂本承担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斋藤。《文艺市场》是一份传奇的文艺杂志，大正十四年（1925），由怪咖出版家梅原北明创刊，素以选题猛、料足、尺度大而著称，销售虽然差强人意，却屡遭“发禁”（发行禁止）处分，前途堪忧。北明本人早就上了当局出版审查的黑名单，被打上“猥本出版狂”的标签，经济处罚不在话下，且动辄招致缧绁之祸，有时不得不躲到“东亚最自由的城市”上海去，在魔都的租界，利用治外法权的庇护，大胆从事“知识生产”，再把印好的成书走私回日本，颇受东洋内地秘本爱好者的尊崇，被称为“我们的梅原”。斋藤作为核心作者之一，希望刊物能存续下去，遂向梅原力荐坂本这个“最靠谱的发行商”，顺带着把自个的“私货”——藏书票选题塞给了坂本。
“猥本出版狂”梅原北明（1901—1946），摄于1934年8月6日
不过，客观地说，坂本撂挑子也在情理之中。斋藤和丰仲清主持的日本藏票会，六年间办过五次藏书票展，最好的业绩是1923年于上野池之端蒹葭堂举办的第二回展会，入会者九十三名，出品一百零六幅。旋即遭遇关东大地震，其后便每况愈下，会员数始终不过百。作为出版商，坂本担心《藏书票之话》没市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加上《文艺市场》杂志连遭发禁，出版人梅原也不得不逃往上海。昭和二年（1927）9月，北明在编完《文艺市场》九、十月号合刊后，随刊物给全体会员读者寄了一纸“编辑部迁移通知”，落款由北明与刊物同人佐藤红霞、酒井洁三人联署
在小官僚日益跋扈的日本做杂志，做满两年，感觉连敷衍都腻了。鉴于此，我们终于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来到了“世界的浅草”、言论自由之都上海。
至此，这本满打满算存活两年，共出了十九册的文化刊物寿终正寝。不过法律上，出版社还在。在上海的租界区，北明编辑、出版了印度《爱经》（The Kamasutra），因系在沪刊行，全书无删节，无代字符（指有些需避讳的敏感词用×、△、○等符号替代），读起来如行云流水，畅快淋漓。但毋庸讳言，这同样是一本禁书。
翌年（1928）春，北明甫一回国，即遭拘捕，获释已是夏天。同年秋，斋藤与北明在品川车站不期而遇。斋藤在《我的坏蛋朋友北明》（轍悪の友北明）一文中回忆
初秋的品川站。我居然碰到了久违的北明，当时他正把脑袋探出车窗。……他要去大矶，说当晚会在友人的别墅借宿。于是，我们便一直聊到我下车的茅崎站。
他说手头的问题已基本处理就绪，换了一拨人马，准备重新打鼓另开张。然后问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计划，说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接过来，我便对他端出难产了五六年之久的《藏书票之话》的选题。对他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出版项目，故打算未来两三年内，先把手头积压的项目清理一过，再回过头来做这本藏书票。不承想，刚出了六七本，就轮到了拙著。六月，做出付诸印刷的决定之后，他强忍着三期花柳病带来的痛苦，四处寻找优质的纸张，从一间纸店转到下一间，好歹算凑齐了印务所需的十数种豪华纸。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的“目次”后面，是限定版的编号页（“五百部限定出版”）。在那页上，除了用红色铅笔手写的编号之外，还标明了那一版所用纸张的种类共列了九种纸，多为洋纸，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言中列出了其中的六种。要知道，在昭和初年的日本，纸张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管控。如果没有梅原的社会资源和能量，难以想象会有如初版本那样的美本问世。关于这一点，只消看一下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物的用纸即可明了。
用纸之考究自不待言，印装之高标、上品也堪称现象级。四六倍版（日本制本规格，相当于十六开）开本，精装函套，纯小羊皮封面，手工压回纹，书名四色烫印，天金（即上书口烫金）。内文采用双色印刷，根据不同的纸张，分别以四种印刷工艺——活版、丝网、珂罗版和木版来呈现藏书票之美。其中，大正期至昭和初年的二十五帧藏书票是原拓贴付纯黑的奥地利罗纱纸上，印有绿丝栏边框，书票贴在边框正中或略靠上处，翻阅时，有种捧读老相册的效果，也成了初版本的卖点之一。
斋藤作为“书痴”，本是对装帧极其挑剔之人，但因为书稿托付给了北明，而不是别人，便一百个放心，稿本和图版脱手后，就去温泉旅馆躺平了，可偏偏这次出了差池。北明那边做了该做的一切，自以为万无一失，看到部分印成品后，发觉书脊的烫金书名——拉丁文“藏书票”的拼写错误“EXLIBRIS”写成了“EXLIBLIS”。立马改正，余下的部分应是正确的拼写——“EXLIBRIS”。错版的大部分，用德富苏峰题写的书名“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烫金印在条状小羊皮上，再把烫金印条手工贴到书脊上，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是“两张皮”，即使用手触摸，也几乎觉不出厚度差。
发现误植后，书脊用德富苏峰题写“藏书票之话”加方框的烫金小羊皮印条补救的贴付本
这大概是日本出版史上最出名的一处误植。说到误植的原因，也颇耐人寻味，可以说相当“日本”。斋藤本人通英文，还用英文出过关于藏书票的书（《日本的藏书票》，明治书房，昭和十六年版），而梅原更是早稻田英文科肄业（中退），本身就是翻译家，按理说不该出这样的低级错误。但一方面藏书票在日本落地未久，还是舶来的新事物；另一方面，日语的发音“R”“L”不分，听上去都像是“li”。也许是通英语的梅原，为了规避日人发音上的问题，刻意把“R”写成了“L”，结果反而弄巧成拙，也未可知——这是笔者的揣测。
就结果而言，经过及时的补救、止损，对出版物本身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只是这样一来，客观上又多了一个版本。于是，问题就来了《藏书票之话》的初版，到底有几种版本？各印了多少部？这也是长久以来困扰我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各种史料相互抵牾，莫衷一是，以至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开始松动、游离，确有正本清源的必要。
对不代的各路说法稍加梳理会发现，人们的目光多聚焦于两点一是五百部限定全编号版，二是五百部之中，又分成几个版本，分别印了多少部。前者俨然已成“共识”，而关于后者，却始终言人人殊，众口纷纭。如日本书志学者樋口直人在《藏书票之美》（『蔵書票の話』，小学館1998年12月版）一书中写道“五百部中的十一部是白皮装帧，其余为赤褐色全真皮装帧，精美绝伦。”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中说“初版限定五百部，其中十二部是作者自存本，四百八十八部为豪华本，编号出售。”不同的说法，其实都源自斋藤本人在不同场合的记述——客观上，“系铃人”也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
，在初版本的“五百部限定出版”页上，共有四项记述，第一项“明细”载“十二部由私人分发，四百八十八部豪华版发售”（——内译十二部私的頒布、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す）。陈子善先生的说法即源于此。可在初版自序中，斋藤又写道“本书的受众只是少数笃志博学者，印数仅限五百部。其中十部是超级特制版，四百九十部为特制版，自然与市面上常见的出版物不可同日而语。费用也略高。”其中的“超特版”应该就是指“私人分发”的版本，但数量不是十二部，而是十部；所谓“特制版”即“豪华版”，数量也不是四百八十八部，而是四百九十部。樋口直人显然注意到了作者的两种说法，但究竟哪个更接近事实，他并无准谱，于是便在著作中采用了折中方案“十一部”——此乃笔者的推测。
学者止庵也注意到了斋藤两处记述的自相矛盾。他在《游日记》一书中写道
书中著者自序（写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关于两种版本的数量亦是同样说法（指超特版十部，豪华版四百九十部的说法——笔者注）。但标明“五百部限定出版”的一页则云“十二部私的頒布、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该页署“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装幀并出版者識”。
但他认为，同一本书中出现了不同的记述，“是乃出版过程中有所调整”。就是说超特版从当初计划的十部增加到十二部，而豪华版则从四百九十部缩减至四百八十八部，但初版本总印数不变，仍维持五百部。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中之橄榄色全皮版（只印二十部）
《藏书票之话》改版本（普及本），书屋展望社1930年版
关于这两处记述，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关注的细节这是两个人的记述，而不是一个人。出现在前面的自序（时间也在前），署名是“著者”，即斋藤昌三；出现在后面（时间也靠后）的“五百部限定出版”页上的记述，署名是“装帧并出版者”，即梅原北明。著者与出版人的记述出现于同一本书的同一版中，且内容不一致，十分罕见。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如止庵先生所说的那样，反映了“出版过程中”的“调整”，这我也说不好。否真做了“调整”，结果如何，且容后叙。
初版本中虽然提到了两个版本，但点到为止，并没有对超特版的详细介绍。关于那个神秘版本的具体情况，包括出版的缘起等，著者日后在其他场合，曾做过一个说明
梅原北明出版的最初的《藏书票之话》（指初版本——笔者注），实际上出过三种。基本款是茶色全皮精装本，因书脊文字“EX LIBRIS”中出现了误植，结果用日文题字贴上——此种占大多数。是橄榄色全揉纹皮本，出了二十部。以上这些就是初版本的五百部。
当时我手头的外国藏书票，有些是出版检查时很难过关的货色。自揣“不合时宜”，差不多有二十来枚，并没有用于上述两种限定版中。可攥在手里白白葬送掉亦觉可惜，遂制作了十部增补版。增补版清一色用纯白全仔牛皮装，仅皮革材料费一册也要八元。这算是特制版，单价二十元。印好后的书被便衣敛走一册，著者自留第一号，流通于世者应有八册。我可以断言见诸古书目录上的所谓“特制版”，其实是上制版，而真正的特制版，实际上并未上古书目。
这篇《藏书票私言》写于昭和八年（1933）9月16日，收录于同年12月出版的《闲版书国巡礼记》一书中，距《藏书票之话》初版付梓已逾四年。时过境迁，连内务省便衣警察顺手牵羊的事都可以公开，显然已无甚顾虑，其所云可信度应不低。由此，可确认三点一是关于初版本印数，五百部的“共识”实难成立，准确的数据应该是五百一十部。二是撇开封面装帧的区别，单就内容本身来说，初版应包括两个版本，即“上制版”和“特制版”，或用著者自序中的表述，“特制版”和“超特版”——注意，前面的“特制版”不同于后面的“特制版”。为避免混淆，本文一律采用特制版和超特版的指称。二者内容不同相比特制版，“超特版多粘贴藏书票页十五，印刷藏书票页八”，除此之外，在初版本“目次”之后，多了一个“超特版特别目录”，还“夹带十六页小册”（止庵语）；价格亦不同特制版十元，超特版二十元。
因初版本价格昂贵、印量少，加上彼时日本出版的纳本制度和版本图书馆不甚完善，以及某些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理由（如出版人梅原北明的“猥本出版狂”的名声，及为规避针对他个人的一些特殊审查措施的风险等），九十三年来，此书一直笼罩在雾中。多数出版史、藏书票史的介绍都很笼统，浅尝辄止，人云亦云，不足为信。据笔者有限的学术视野，只有斋藤昌三的两种传记——《斋藤昌三书痴的肖像》（『書痴斎藤昌三と書物展望社』，八木福次著，平凡社2006年１月初版）和《书痴斋藤昌三与书物展望社》（『斎藤昌三 書痴の肖像』，川村伸秀著，晶文社2017年6月初版）对此做了一番相对比较深度的检证，但主要依据也只是斋藤其人的《藏书票私言》。倒是中国国内的一些藏家，不懈地关注版本研究的情况，并以自己的方式，在推动这种研究。布衣书局论坛上，有一个题为“《藏书票之话》版本小议”的帖子，是我所见识过的关于初版本的最翔实论证，尽管由于时间较早（2010年5月），未能涵盖最新信息，也不无讹误，但确是颇有价值的讨论。
『斎藤昌三 書痴の肖像』、川村伸秀 著、晶文社2017年6月初版
如关于超特版到底出了十部，还是十二部的问题，帖子的作者玻璃电台认为，“有10部为特装本（即超特版——笔者注），是作者自存的非卖品。另490部为发卖品”，但“这其中还有2部亦为作者留存，未发卖实为12部”。这的确不失为一种较比合理的推断，通过这样的推理，他把初版本中著者在自序中的表述（“十部”），与“装帧并出版者”在“五百部限定出版”页上的记述（“十二部”）给统一起来，似乎比止庵先生的“是乃出版过程中有所调整”一说更自然，也显得更有说服力。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中的表述——“初版限定五百部，其中十二部是作者自存本，四百八十八部为豪华本，编号出售”——也许曾受到此贴的影响。可问题是，原贴中所谓“作者自存的非卖品”的判断，似缺乏证据。因为，这十或十二部书，同样也是编了号的，而且有定价（二十元），并不是“非卖品”。接下来的问题是，包括作者自存本在内，初版本到底出过几种版本。对此，玻璃电台认为有三种
其一，1—10号，为非卖品特装本。这个封面是什么样子？国内未有人提及，但日本继斋藤昌三之后最著名的藏书票研究家樋口直人教授在《藏书票之美》一书中提到过。这十部都是用白色猪皮作特别装帧的。这有点类似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的《乔叟作品集》了，在425部的限定本中，有48部白色猪皮的特装本。斋藤昌三是知道这部书史名作而效仿威廉·莫里斯，还是东西方的爱书家心有灵犀，就不得而知了。
其二，11—？号，为误植本。即陈子善先生访得的那本，赤褐色小羊皮装帧，封面饰有彩色花叶，烫金书名，书脊烫金印“EX LIBRIS”。
其三，？ 1—500号，为改换本。墨绿色小羊皮装帧，封面压印一圈回纹花边及“EX LIBRIS”字样，棕色书脊，从上至下烫金印有书名、著者和出版社。
玻璃电台的考据颇有价值，也有相当的代表性，故有必要做一个总体回应。第一，关于编号。他的论证仍基于初版印数是五百部的“共识”，但我认为这种“共识”本身就值得商榷。斋藤在《藏书票私言》中写得很清楚，茶色基本款加上橄榄色的二十部，就是五百部的全部。后作为增补版，又做了十部纯白本，加起来共五百一十部。至于编号，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前面两种是No.1—500，但具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是从某个编号起变换另一种颜色，还是两种颜色相互穿插，不得而知；纯白本是单独的编号，No.1—10。，玻璃电台根据不同的装帧及数量，对各版所占的编号区域的划分基本不成立。而且，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之处既然已经把超特版的十部和十二部做了“统一”（统一为十二部），为何又在“其一”中，只划到十（1—10号）呢？
第二，关于纯白版。关于超特版的封面装帧材料，玻璃电台在“其一”中说，“这十部都是用白色猪皮作特别装帧的”，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番引申。我不知道“白色猪皮”说的由来，但这显然是一个误解，且影响颇大。作者曾提及樋口直人在《藏书票之美》一书中对超特版的描述，可樋口只是说“白皮装帧”，而不是“白色猪皮”；而关于那个版本的印数，樋口说的是“十一部”，而不是“十部”。（『蔵書票の話』，小学館1998年12月版，202页）
樋口直人《藏书票之美》（『蔵書票の話』、小学館1998年12月版）
第三，装帧的种类。玻璃电台认为，五百部初版本中，包括超特版，共有三种装帧。而据笔者考证，五百一十部初版本中，至少有五种装帧。除超特版（十部）和墨绿色全小羊皮装封面（即橄榄色全揉纹皮，二十部）之外，因书脊文字的误植，便多出了三种装帧1、误植版“EX LIBLIS”本；2、发现误植后，用苏峰题写“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的烫金小羊皮印条补救的贴付本（用这种方式补救了大部分误植版，但不是全部）；3、误植改正后的“EX LIBRIS”本。还有一个细节问题是函套，套脊也分两种“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版和无字版。而哪种函套配哪个版本的书，应是随机的，并无定规。
由此可见，初版本的装帧种类和印数问题，真是一笔糊涂账，我估计连斋藤自己也没能彻底搞清，这恐怕也是多数出版史、藏书票史著作不愿深究，甚至绕着走的缘由。日本书票协会编纂的《日本藏书票》（日本の書票，海野弘/坂本一敏/クリフ・パーフィット共著、日本書票協会编，文化出版局1982年5月初版）一书，是日本藏书票史的权威著作，在谈到《藏书票之话》时写道
1929年，斋藤昌三的《藏书票之话》由文艺市场社刊行。四六倍版全小羊皮封装五百部限定本，美到不行，受此书启蒙的藏书票作家、爱（藏书）票家可谓多矣。翌年推出改版，改为菊版（日本制本规格，相当于大三十二开）背革本（书脊羊皮装）五百部，由书物展望社刊行。《藏书票之话》作为日本藏书票的启蒙书，至今仍为众多爱书者、爱票家所珍视。
基本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到信息不足的地步。不过，文中既提到了“改版”的话，倒不妨稍加展开。
『日本の書票』、海野弘/坂本一敏/クリフ・パーフィット共著、日本書票協会編、文化出版局1982年5月初版
所谓“改版”，即再版。斋藤在初版的自序中，“对梅原北明先生自我牺牲般的出版热情表示衷心感谢，并祝他身体健康”，其实并不全是客套。，梅原确实是带病工作；，初版本的付梓，也确实是作为“赤字项目”强弩的结果。可意外的是，初版本竟卖得出奇的好，不菲的材料成本很快回收，只差印装工本费有待填补，但已然不是大问题。斋藤觉得既然初版如此走俏，何妨再版？便说服梅原，得蒙后者慨允。于是，昭和五年（1930）4月，改版增补本刊行。因初版时的文艺市场社已倒闭，改版本由书物展望社出版。
，彼时已是“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战色愈浓，纸张作为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管控。故改版已不复初版时的“任性”十六开本变成三十二开，双色印刷改为单色印刷，从全羊皮揉纹精装到真皮书脊荷兰板精装，从限定五百部全编号本到五百部无编号本，“无论用纸还是装帧都不及初版本”（陈子善语）。可虽说如此，日本独有的木版藏票选用藤浪吟庄翁刻本，且有所增补，印刷工艺更加考究、函套更富于设计感等，改版本仍可谓品位独逸，“趣味别具”，如用斋藤自己的话说“倘若单就木版藏票来说，改版的品质远优于初版……所以，若是将木版内容前后两版对调一下的话，那真是再理想不过了。”（《闲版 书国巡礼记》，154—155页）
斋藤昌三《闲版 书国巡礼记》，平凡社·东洋文库1998年8月版
改版本甫一推出，好评如潮，没几天便热销三百部，连上海的内山书店都来函邮购。斋藤也很仗义，作为著者，替出版人负担了部分印装费欠款，梅原却病倒。可偏偏这个时候，又出事了百余部图书在制本屋装订，装好的成书暂时由制本屋代管。不承想，因隔壁失火，制本屋遭池鱼之殃——救火时，代管的图书被水泡了。这是一个事故，但火灾属于不可抗力，出版方只好自认倒霉。可过了些日子，出版社的人偶然注意到，附近的古书店惊现《藏书票之话》，且每次上货都有五到十部，上了不下三次。细看那些书，发觉是水渍本，损坏程度不一，但显然都经过了修复。出版社这才意识到，是被制本屋杀了熟。后报案，牟利者虽进了局子，但也只是被教育了一通，就给放了。为维护正版购买者的权益，斋藤以出版人的名义在《书物展望》杂志上刊登启示，郑重声明古书店所廉价兜售的版本为“不正品”。如此珍本在一年之内，先后两版幺蛾子迭出，既令人唏嘘，客观上也强化了“传奇之书”的色彩。
出于印量、价格、地理、战乱等原因，这本“传奇之书”的大陆藏家极其有限。上文中说到二周生前均入手过无编号改版本，现分别藏于北京鲁博和国图。黄俊东初藏改版本被吴兴文先生不慎丢失，后由吴先生从东京重购一本“完璧归赵”，吴先生自己也入藏一部相同版本。叶灵凤三十年代受赠于斋藤昌三、后流转到范用先生手中的初版本，现藏于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据说那一本是“墨绿色羊皮装”（吴兴文语），如果吴先生的记述没问题的话，那本应该就是斋藤本人所说的“橄榄色全揉纹皮本”，只印了二十部，是初版本中相当珍贵的一册，惜编号未详；玻璃电台说“这种寒斋亦藏有一册，编号463”——关于此版本，我只知道这两位藏家。1997年，陈子善先生入藏了一部初版本，编号113，据玻璃电台说，系“赤褐色小羊皮装帧……书脊烫金印‘EX LIBLIS’”。据此可推断，陈先生所藏应为斋藤所说的茶色基本款中，发现误植后书脊题名的改正版。同样的基本款，谢其章先生也藏有一部，系止庵先生在日本旅游时为其代买，编号为485。笔者自己亦入藏一部茶色基本款，书脊为误植版，后用德富苏峰挥毫“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烫金羊皮印条手工贴付，编号为431。据止庵先生在《游日记》中透露，2016年9月，他从本乡森井书店购得一部白皮超特版，编号为8，是我所知此版本唯一的藏家。鉴于当初此版出炉后，著者（斋藤昌三）自留一本（1号），被便衣警察敛走一本，也许还给了出版人（梅原北明）一本，实际流通的只有七部，其版本价值已无需多言。
九十三年来，《藏书票之话》作为经典案例，不断被各种出版史、藏书票史和书籍装帧史议论，但多流于泛泛而谈，有价值的持论其实不多。据笔者有限的关注，陈子善先生的中文版序言（后以《藏书票，书斋长物》为题发表于《文艺报》2021年10月13日号）是最为翔实、靠谱的文字，论及此书的内容和学术价值，其在中国的被接受过程和影响，包括对斋藤昌三其人其学的介绍等方方面面，笔者受益良多，已毋需赘言。兹就陈先生论评中未涉及之处略补充一二，以使中国读者更立体、详尽地了解这本出版史上卓尔不群的名作
笔者所持茶色基本款的环衬后面，有扉页二页。扉三页印有斋藤昌三私人藏书票，其右页（扉二页的背面）有毛笔题写的识语“本书为藏书票文献三部作品之中的第二部。”（本書は蔵書票文献三部作の中、第二部に当るものである。）落款为“著者少雨叟しるす”。“しるす”（即中文的“记”）的旁边，盖有一方朱文印赏雨草屋。应是少雨庄（少雨叟斋藤的书斋号）的一方闲章。因扉页的特种纸张厚实、不反光，且本文亦系双色印刷，识语究竟是斋藤在印后题写的，还是印上去的，笔者暂时无从判断。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中著者题识语（扉二页）和少雨叟私家藏书票（扉三页）
从识语中“藏书票文献三部作品”的话来看，斋藤似乎有一个类似三部曲的架构，准备一弹接一弹，依次推出，但其实《藏书票之话》是第一弹，也是日本藏书票史上的破天荒之作。“三部作品之中的第二部”云云显然是指他自己写作的顺序，而非作品的出版时间。因为除了《藏书票之话》和英文本《日本的藏书票》之外，其两部藏书票著作——《日本的古藏票》（日本の古蔵票）和《日本好色藏票史》的出版，已是战后的事了前者，于昭和二十一年（1946）由书物展望社出版；后者于昭和二十二年（1947），由青园庄付梓。
识语的后一页，是硕儒、大藏书家德富苏峰的题字“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落款为“苏峰陈人”，下面是两方名章。语出自《魏书·李谧传》，意为人若坐拥书城，何需靠做百城之官来自证？透着读书人的文化自信，应该也是少雨叟其人的写真。
《藏书票之话》中卷头之德富苏峰的题字“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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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
有一类书名气甚大，史上被过多谈论，但论者往往语焉不详，所论也不无讹误或自相矛盾处，以至读者始终不甚了了——《藏书票之话》就是这样的书。此书问世九十三年来，因造价高、印数少，存量原本就极为有限，且多庋藏于私人书箧，即使偶有在古书店或拍卖会等场合一露“峥嵘”者，也是标价奇昂，殊难与一般文人书客结缘，几成一部湮灭于世纪烟尘中的奇书。
作者藏《藏书票之话》日文初版本（文艺市场社1929年8月版）和中文版（魏大海译，七楼书店·金城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据台湾地区学者吴兴文先生在《我的藏书票之旅》中记述，九十年代初，他来京，去东总布胡同拜访出版界大佬范用先生
他为我展示叶灵凤收藏的藏书票书刊。当时我曾和他约定，等他请人把斋藤昌三著《藏书票之话》翻译完成，并把送去装修的墨绿色羊皮装初版本取回，我就为他找人出版。（吴兴文《我的藏书票之旅》，三联书店2001年8月初版，267页）
由此可见，至少在三十年前，海峡两岸的出版人便有把这部书译介到华语世界的打算。其间种种蹭蹬，秘辛鲜为人知。直到2021年8月，《藏书票之话》终于被迻译成中文，由中图网·七楼书店出品，金城出版社付梓，总算揭开了蒙在这部奇书上的神秘面纱，了却国中不止一代文化人的夙愿。
《我的藏书票之旅》，吴兴文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中文版腰封上打出的官宣式广告语，如“日本藏书票鼻祖斋藤昌三力作”“东方藏书票的圣经”“亚洲藏书票研究的开山之作”，及“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如果没有收藏此书，或写一篇关于此书的长文，便是极大的‘与身份不符’”等，除了连续五个惊叹号显得用力过猛、“鼻祖”说略嫌证据不足之外，应该说大致是靠谱的，这部书确实当得起那些名头，有些其实就是当初日文版刊行时的宣传语或业界评价。译者魏大海是有口碑的翻译家，以译文晓畅而著称。可饶是如此，中文版并不等于日文原版是明摆着的事实
此书作为“藏书票圣经”，文字只是内容之一，藏书票及其呈现的方式和作为文图媒介的书本身的物理形态，也是重要的面向。而就这个面向来说，中文版之逊于原版，真不可以道里计。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如果说日文原版是一幅重彩的油画，中文版基本上只是一帧速写草图而已。单就开本而言，中文版做成半裸脊小精装，不及日文初版本的一半大，导致内页画幅过于袖珍，加上用纸一般、印刷品质不高，原书所呈现的藏书票之美被折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历来主张，对域外书籍，特别是那些在出版史上早有定评的珍本佳构，要么别染指，若要引进则宜贯彻“拿来主义”，力求保留原汁原味，否则意思就不大，此一例也。
作者藏《藏书票之话》初版本编号页（No.431）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一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二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文世界对这本“圣经”的阅读，几乎可以写一本《〈藏书票之话〉受容史》。范公回忆他的藏书票启蒙时说
我之知道藏书票，早在三十年代，在一本文学期刊读到一篇题为《藏书票与藏书印》的文章，可能是叶灵凤写的，一下子就吸引住我。此后，随时留意有关藏书票的介绍，至今兴趣不减。（范用《书香处处》，294页）
叶文启蒙了范用，而叶灵凤自己的藏书票启蒙，则源于斋藤昌三。确切地说，是斋藤和一本叫做《版艺术》的东洋版画杂志，“时常见到日本版画家所设计的藏书票”。正是那本杂志上的书籍广告，让叶灵凤知道了“以研究藏书票著名的斋藤昌三写过一部《藏书票之话》，便写信向他去购买”
他回了信，并且赠了几枚他自己的藏书票给我，又告诉我日本有一个爱好藏书票者的组织，像搜集邮票一样，可以彼此交换所藏，叫我将自己的藏书票寄一批去，就可以交换到一批别人的藏书票回来。我依照他的话做了，果然换到了不少日本藏书家的藏书票。后来他们又将我的藏书票在会员的刊物上介绍，说我是他们所知道的“在中国唯一的一个热衷于藏书票搜集的藏书家”。（叶灵凤《藏书票与我》，载香港《新晚报》1962年9月13日）
据陈子善先生考证，叶灵凤与斋藤昌三通信应该是1932到1933年之间，“交换藏书票，承斋藤昌三馈赠《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和《纸鱼繁昌记》各一册，叶灵凤则回报以叶德辉的名作《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从此开始了两人十多年虽不密切却很动人的神交”。叶文中提到的“爱好藏书票的组织”，应该是1933年7月成立的日本藏书票协会，其宗旨就是向海外介绍、输出日本藏书票，引进海外的藏书票，以促进藏书票文化的发展。而在那之前，斋藤昌三还与丰仲清共同主持过另一个藏书票同好组织日本藏票会，从1922年7月到1928年4月，分别在东京和大阪做过五回藏书票展览会，刊行了五种藏票作品集。第六回藏书票展览会原本也计划举行，但在筹备阶段，因斋藤、丰仲二人不睦，无果而终。
1933年12月，叶灵凤在《现代》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的长文《藏书票之话》，在中国藏书票史上是公认的权威文字，颇具启蒙之功。据陈子善先生的研究，此文“不但文题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而且内容上也深受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的影响”
叶灵凤此文分所谓藏书票、藏书票小史、藏书票的制作和余话四个部分，第二部分藏书票小史借鉴《藏书票之话》尤多，关于日本藏书票发展史更几乎是一字不落地照录。，如果说中国的藏书票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受到日本这部藏书票“圣经”的启发，恐不为过。
另一个斋藤昌三的拥趸是鲁迅。他生前对斋藤的编著几乎是一网打尽，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还入藏了斋藤昌三新出版的书话集《纸鱼供养》。那部由书物展望社于昭和十一年（1936）5月出版的书话集，系限定五百部的特装版，据陈子善先生调查，鲁迅所藏是第四百九十号——此乃题外话。就《藏书票之话》而言，先于叶灵凤，鲁迅应该是更早的购读者。《鲁迅日记》1930年6月13日记载“夜往内山书店买《蔵書票の話》一本，十元。”不过，鲁藏《藏书票之话》并非1929年8月的初版限定本，而是1930年4月出版的普及版（或曰改版本），无编号，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周作人应该也很早就被斋藤昌三圈粉。据学者周运在《知堂藏书聚散考》中对现存于国图外文书库中的周作人旧藏的发掘、整理，周至少藏有四种斋藤昌三的编著，如“1930年7月14日购买过该作者的《变态崇拜史》”，还藏有《近代文藝筆禍史》（东京崇文堂，大正十三年一月。扉页朱文方印周作人）一书，并在《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中引用过其内容。“1933年11月6日在东亚公司购有斋藤昌三编的《現代筆禍文獻大年表》（东京粋古堂書店，昭和七年十一月），此书完全替代了《近代文藝筆禍史》。”
《藏书票之话》作者、少雨叟斋藤昌三与文鸟（摄于1953年4月25日）
而与鲁藏《藏书票之话》同样的版本，周作人也曾入手过一本
357. 斋藤昌三，《蔵書票の話》，东京书物展望社，昭和五年（1930）四月。扉页朱文方印苦雨斋藏书印，羊皮书脊，书脊破损严重，黄色纸面，印五百部，有店标玉英堂书店Tokyo神田店 本乡店。（周运《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合丛书”，2021年11月版，550页）
六合丛书·《乘雁集》，周运著，上海文艺社2021年11月版
那本书显然是购于玉英堂书店。周应该是那家店的老主顾，《知堂藏书聚散考》中颇不乏购自那家店的记录。玉英堂位于神保町一丁目一番地，是书街核心中的核心。作为一家专营文艺珍本的古书店，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本乡创立，神保町店开业于大正十五年（1926），现任店主斋藤孝夫是传奇的“神保町古书鉴定第一人”、已故弘文庄店主反町茂雄的弟子。不过，知堂所藏《藏书票之话》，到底是本人所购还是受赠于人，尚不得而知。至于入手的时间，据止庵先生代为查证未公开的周作人日记，给我的回复是
1941年2月9日“得玉英堂寄书一册。”后列“斋藤昌三 蔵書票の話”。
甭管周作人入藏此书的确切时间，根据北平图书馆复原后第一次馆务会议讨论“接收各汉奸书籍案”的决议精神，“知堂藏书于1947年6月24日被查验无误后即移交北平图书馆保管了”（周运语）。自此，这本“圣经”从大陆的传媒视野中彻底消失，重新“浮出水面”已是近半个世纪后的事。本文开头说到九十年代初，吴兴文先生在北京拜会范公后，约定由范公“请人把斋藤昌三著作《藏书票之话》翻译完成”，吴先生答应“为他找人出版”。彼时，范公已经把手中的“墨绿色羊皮装初版本”“送去装修”，而那本“装修”过的初版本，应该就是三十年代初，叶灵凤受赠于斋藤昌三本人的那一本，后辗转流入范公之手，“现已入藏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陈子善语）。
在北京见过范公之后，吴先生似乎受到鼓舞，“回程路过香港时，我一时心急，先向黄俊东借来该书的修订版（背革装，内容和初版本一样，但多了一款藏书票）”。在此需补叙一下，谁是黄俊东？陈子善先生在《藏书票之话》中文版的序文中写道
香港书话家黄俊东，也是一位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承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的美意，黄俊东得到了一部《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如获至宝，曾撰《藏书票之话》一文记其事。……虽仅千余言，却是中国第一篇专门介绍《藏书票之话》的文字。
不料，吴先生从黄俊东处借来的书，却在回家的路上落在了计程车上，“为了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终于在1997年初买到一部相同版本，并于6月中旬还给书主”。后吴先生对我说，他其实一下子购入两本，一本还给书主，一本自己留用。陈子善先生说黄俊东所藏是“初版本”，似有误，应以吴先生自己的话为准，即“背革装”（真皮书脊）的“修订版”，与他自己手中的那本一样，无编号。
这基本就是这本“圣经”自出版后，到九十年代末为止大约七十年间，在华语文化圈大致的接受情况。从见诸出版物和媒体的资料来看，从二周到黄俊东、吴兴文，所藏均为“修订版”，只有叶灵凤、范用保有初版本，且为同一本书。那么问题来了《藏书票之话》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初版本与修订版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在初版本的自序中，斋藤昌三写道
《藏书票之话》这本书的出版反复被提及，却总是空喊口号未有进展，前前后后已有五个年头。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也早有难以求全的思想准备。温顾书房的坂本负责出版事宜，去年（1928）春天完成了大部分排版，只待印刷，最终却因市场关系再度搁置。惭愧的是，速递过来的德富苏峰先生的题字、小岛乌水及斯塔尔的序文都搁置了一年半有余。后来又出现了令人困扰的藏票原图遗失、印刷样本模糊的问题。煞费苦心的出版构想，包括许多迄今未能介绍到日本的珍贵文献。有幸的是去年年末梅原先生热心地表示关切。我看他对出版工作有热情且充满敬意，索性就将这个选题全部交给了他。
文字不长，透露的信息却相当浓密。我们知道，该出版计划早在初版刊行的五年前（1924）便已开始运作，可谓命途多舛。文中提到两位出版家——坂本和梅原，牵出了一段现代出版史上的逸话。但中文版序文中的一处漏译，对了解出版背景多少有些影响。原文是说起初，温故书店的坂本“抱着亏本的打算”接受了出版事宜，可还是撂了挑子。这个出版项目有多冒险，可想而知。坂本即温故书屋的老板坂本笃，是《文艺市场》杂志的主要发行商，而当初说服坂本承担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斋藤。《文艺市场》是一份传奇的文艺杂志，大正十四年（1925），由怪咖出版家梅原北明创刊，素以选题猛、料足、尺度大而著称，销售虽然差强人意，却屡遭“发禁”（发行禁止）处分，前途堪忧。北明本人早就上了当局出版审查的黑名单，被打上“猥本出版狂”的标签，经济处罚不在话下，且动辄招致缧绁之祸，有时不得不躲到“东亚最自由的城市”上海去，在魔都的租界，利用治外法权的庇护，大胆从事“知识生产”，再把印好的成书走私回日本，颇受东洋内地秘本爱好者的尊崇，被称为“我们的梅原”。斋藤作为核心作者之一，希望刊物能存续下去，遂向梅原力荐坂本这个“最靠谱的发行商”，顺带着把自个的“私货”——藏书票选题塞给了坂本。
“猥本出版狂”梅原北明（1901—1946），摄于1934年8月6日
不过，客观地说，坂本撂挑子也在情理之中。斋藤和丰仲清主持的日本藏票会，六年间办过五次藏书票展，最好的业绩是1923年于上野池之端蒹葭堂举办的第二回展会，入会者九十三名，出品一百零六幅。旋即遭遇关东大地震，其后便每况愈下，会员数始终不过百。作为出版商，坂本担心《藏书票之话》没市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加上《文艺市场》杂志连遭发禁，出版人梅原也不得不逃往上海。昭和二年（1927）9月，北明在编完《文艺市场》九、十月号合刊后，随刊物给全体会员读者寄了一纸“编辑部迁移通知”，落款由北明与刊物同人佐藤红霞、酒井洁三人联署
在小官僚日益跋扈的日本做杂志，做满两年，感觉连敷衍都腻了。鉴于此，我们终于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来到了“世界的浅草”、言论自由之都上海。
至此，这本满打满算存活两年，共出了十九册的文化刊物寿终正寝。不过法律上，出版社还在。在上海的租界区，北明编辑、出版了印度《爱经》（The Kamasutra），因系在沪刊行，全书无删节，无代字符（指有些需避讳的敏感词用×、△、○等符号替代），读起来如行云流水，畅快淋漓。但毋庸讳言，这同样是一本禁书。
翌年（1928）春，北明甫一回国，即遭拘捕，获释已是夏天。同年秋，斋藤与北明在品川车站不期而遇。斋藤在《我的坏蛋朋友北明》（轍悪の友北明）一文中回忆
初秋的品川站。我居然碰到了久违的北明，当时他正把脑袋探出车窗。……他要去大矶，说当晚会在友人的别墅借宿。于是，我们便一直聊到我下车的茅崎站。
他说手头的问题已基本处理就绪，换了一拨人马，准备重新打鼓另开张。然后问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计划，说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接过来，我便对他端出难产了五六年之久的《藏书票之话》的选题。对他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出版项目，故打算未来两三年内，先把手头积压的项目清理一过，再回过头来做这本藏书票。不承想，刚出了六七本，就轮到了拙著。六月，做出付诸印刷的决定之后，他强忍着三期花柳病带来的痛苦，四处寻找优质的纸张，从一间纸店转到下一间，好歹算凑齐了印务所需的十数种豪华纸。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的“目次”后面，是限定版的编号页（“五百部限定出版”）。在那页上，除了用红色铅笔手写的编号之外，还标明了那一版所用纸张的种类共列了九种纸，多为洋纸，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言中列出了其中的六种。要知道，在昭和初年的日本，纸张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管控。如果没有梅原的社会资源和能量，难以想象会有如初版本那样的美本问世。关于这一点，只消看一下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物的用纸即可明了。
用纸之考究自不待言，印装之高标、上品也堪称现象级。四六倍版（日本制本规格，相当于十六开）开本，精装函套，纯小羊皮封面，手工压回纹，书名四色烫印，天金（即上书口烫金）。内文采用双色印刷，根据不同的纸张，分别以四种印刷工艺——活版、丝网、珂罗版和木版来呈现藏书票之美。其中，大正期至昭和初年的二十五帧藏书票是原拓贴付纯黑的奥地利罗纱纸上，印有绿丝栏边框，书票贴在边框正中或略靠上处，翻阅时，有种捧读老相册的效果，也成了初版本的卖点之一。
斋藤作为“书痴”，本是对装帧极其挑剔之人，但因为书稿托付给了北明，而不是别人，便一百个放心，稿本和图版脱手后，就去温泉旅馆躺平了，可偏偏这次出了差池。北明那边做了该做的一切，自以为万无一失，看到部分印成品后，发觉书脊的烫金书名——拉丁文“藏书票”的拼写错误“EXLIBRIS”写成了“EXLIBLIS”。立马改正，余下的部分应是正确的拼写——“EXLIBRIS”。错版的大部分，用德富苏峰题写的书名“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烫金印在条状小羊皮上，再把烫金印条手工贴到书脊上，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是“两张皮”，即使用手触摸，也几乎觉不出厚度差。
发现误植后，书脊用德富苏峰题写“藏书票之话”加方框的烫金小羊皮印条补救的贴付本
这大概是日本出版史上最出名的一处误植。说到误植的原因，也颇耐人寻味，可以说相当“日本”。斋藤本人通英文，还用英文出过关于藏书票的书（《日本的藏书票》，明治书房，昭和十六年版），而梅原更是早稻田英文科肄业（中退），本身就是翻译家，按理说不该出这样的低级错误。但一方面藏书票在日本落地未久，还是舶来的新事物；另一方面，日语的发音“R”“L”不分，听上去都像是“li”。也许是通英语的梅原，为了规避日人发音上的问题，刻意把“R”写成了“L”，结果反而弄巧成拙，也未可知——这是笔者的揣测。
就结果而言，经过及时的补救、止损，对出版物本身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只是这样一来，客观上又多了一个版本。于是，问题就来了《藏书票之话》的初版，到底有几种版本？各印了多少部？这也是长久以来困扰我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各种史料相互抵牾，莫衷一是，以至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开始松动、游离，确有正本清源的必要。
对不代的各路说法稍加梳理会发现，人们的目光多聚焦于两点一是五百部限定全编号版，二是五百部之中，又分成几个版本，分别印了多少部。前者俨然已成“共识”，而关于后者，却始终言人人殊，众口纷纭。如日本书志学者樋口直人在《藏书票之美》（『蔵書票の話』，小学館1998年12月版）一书中写道“五百部中的十一部是白皮装帧，其余为赤褐色全真皮装帧，精美绝伦。”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中说“初版限定五百部，其中十二部是作者自存本，四百八十八部为豪华本，编号出售。”不同的说法，其实都源自斋藤本人在不同场合的记述——客观上，“系铃人”也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
，在初版本的“五百部限定出版”页上，共有四项记述，第一项“明细”载“十二部由私人分发，四百八十八部豪华版发售”（——内译十二部私的頒布、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す）。陈子善先生的说法即源于此。可在初版自序中，斋藤又写道“本书的受众只是少数笃志博学者，印数仅限五百部。其中十部是超级特制版，四百九十部为特制版，自然与市面上常见的出版物不可同日而语。费用也略高。”其中的“超特版”应该就是指“私人分发”的版本，但数量不是十二部，而是十部；所谓“特制版”即“豪华版”，数量也不是四百八十八部，而是四百九十部。樋口直人显然注意到了作者的两种说法，但究竟哪个更接近事实，他并无准谱，于是便在著作中采用了折中方案“十一部”——此乃笔者的推测。
学者止庵也注意到了斋藤两处记述的自相矛盾。他在《游日记》一书中写道
书中著者自序（写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关于两种版本的数量亦是同样说法（指超特版十部，豪华版四百九十部的说法——笔者注）。但标明“五百部限定出版”的一页则云“十二部私的頒布、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该页署“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装幀并出版者識”。
但他认为，同一本书中出现了不同的记述，“是乃出版过程中有所调整”。就是说超特版从当初计划的十部增加到十二部，而豪华版则从四百九十部缩减至四百八十八部，但初版本总印数不变，仍维持五百部。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中之橄榄色全皮版（只印二十部）
《藏书票之话》改版本（普及本），书屋展望社1930年版
关于这两处记述，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关注的细节这是两个人的记述，而不是一个人。出现在前面的自序（时间也在前），署名是“著者”，即斋藤昌三；出现在后面（时间也靠后）的“五百部限定出版”页上的记述，署名是“装帧并出版者”，即梅原北明。著者与出版人的记述出现于同一本书的同一版中，且内容不一致，十分罕见。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如止庵先生所说的那样，反映了“出版过程中”的“调整”，这我也说不好。否真做了“调整”，结果如何，且容后叙。
初版本中虽然提到了两个版本，但点到为止，并没有对超特版的详细介绍。关于那个神秘版本的具体情况，包括出版的缘起等，著者日后在其他场合，曾做过一个说明
梅原北明出版的最初的《藏书票之话》（指初版本——笔者注），实际上出过三种。基本款是茶色全皮精装本，因书脊文字“EX LIBRIS”中出现了误植，结果用日文题字贴上——此种占大多数。是橄榄色全揉纹皮本，出了二十部。以上这些就是初版本的五百部。
当时我手头的外国藏书票，有些是出版检查时很难过关的货色。自揣“不合时宜”，差不多有二十来枚，并没有用于上述两种限定版中。可攥在手里白白葬送掉亦觉可惜，遂制作了十部增补版。增补版清一色用纯白全仔牛皮装，仅皮革材料费一册也要八元。这算是特制版，单价二十元。印好后的书被便衣敛走一册，著者自留第一号，流通于世者应有八册。我可以断言见诸古书目录上的所谓“特制版”，其实是上制版，而真正的特制版，实际上并未上古书目。
这篇《藏书票私言》写于昭和八年（1933）9月16日，收录于同年12月出版的《闲版书国巡礼记》一书中，距《藏书票之话》初版付梓已逾四年。时过境迁，连内务省便衣警察顺手牵羊的事都可以公开，显然已无甚顾虑，其所云可信度应不低。由此，可确认三点一是关于初版本印数，五百部的“共识”实难成立，准确的数据应该是五百一十部。二是撇开封面装帧的区别，单就内容本身来说，初版应包括两个版本，即“上制版”和“特制版”，或用著者自序中的表述，“特制版”和“超特版”——注意，前面的“特制版”不同于后面的“特制版”。为避免混淆，本文一律采用特制版和超特版的指称。二者内容不同相比特制版，“超特版多粘贴藏书票页十五，印刷藏书票页八”，除此之外，在初版本“目次”之后，多了一个“超特版特别目录”，还“夹带十六页小册”（止庵语）；价格亦不同特制版十元，超特版二十元。
因初版本价格昂贵、印量少，加上彼时日本出版的纳本制度和版本图书馆不甚完善，以及某些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理由（如出版人梅原北明的“猥本出版狂”的名声，及为规避针对他个人的一些特殊审查措施的风险等），九十三年来，此书一直笼罩在雾中。多数出版史、藏书票史的介绍都很笼统，浅尝辄止，人云亦云，不足为信。据笔者有限的学术视野，只有斋藤昌三的两种传记——《斋藤昌三书痴的肖像》（『書痴斎藤昌三と書物展望社』，八木福次著，平凡社2006年１月初版）和《书痴斋藤昌三与书物展望社》（『斎藤昌三 書痴の肖像』，川村伸秀著，晶文社2017年6月初版）对此做了一番相对比较深度的检证，但主要依据也只是斋藤其人的《藏书票私言》。倒是中国国内的一些藏家，不懈地关注版本研究的情况，并以自己的方式，在推动这种研究。布衣书局论坛上，有一个题为“《藏书票之话》版本小议”的帖子，是我所见识过的关于初版本的最翔实论证，尽管由于时间较早（2010年5月），未能涵盖最新信息，也不无讹误，但确是颇有价值的讨论。
『斎藤昌三 書痴の肖像』、川村伸秀 著、晶文社2017年6月初版
如关于超特版到底出了十部，还是十二部的问题，帖子的作者玻璃电台认为，“有10部为特装本（即超特版——笔者注），是作者自存的非卖品。另490部为发卖品”，但“这其中还有2部亦为作者留存，未发卖实为12部”。这的确不失为一种较比合理的推断，通过这样的推理，他把初版本中著者在自序中的表述（“十部”），与“装帧并出版者”在“五百部限定出版”页上的记述（“十二部”）给统一起来，似乎比止庵先生的“是乃出版过程中有所调整”一说更自然，也显得更有说服力。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中的表述——“初版限定五百部，其中十二部是作者自存本，四百八十八部为豪华本，编号出售”——也许曾受到此贴的影响。可问题是，原贴中所谓“作者自存的非卖品”的判断，似缺乏证据。因为，这十或十二部书，同样也是编了号的，而且有定价（二十元），并不是“非卖品”。接下来的问题是，包括作者自存本在内，初版本到底出过几种版本。对此，玻璃电台认为有三种
其一，1—10号，为非卖品特装本。这个封面是什么样子？国内未有人提及，但日本继斋藤昌三之后最著名的藏书票研究家樋口直人教授在《藏书票之美》一书中提到过。这十部都是用白色猪皮作特别装帧的。这有点类似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的《乔叟作品集》了，在425部的限定本中，有48部白色猪皮的特装本。斋藤昌三是知道这部书史名作而效仿威廉·莫里斯，还是东西方的爱书家心有灵犀，就不得而知了。
其二，11—？号，为误植本。即陈子善先生访得的那本，赤褐色小羊皮装帧，封面饰有彩色花叶，烫金书名，书脊烫金印“EX LIBRIS”。
其三，？ 1—500号，为改换本。墨绿色小羊皮装帧，封面压印一圈回纹花边及“EX LIBRIS”字样，棕色书脊，从上至下烫金印有书名、著者和出版社。
玻璃电台的考据颇有价值，也有相当的代表性，故有必要做一个总体回应。第一，关于编号。他的论证仍基于初版印数是五百部的“共识”，但我认为这种“共识”本身就值得商榷。斋藤在《藏书票私言》中写得很清楚，茶色基本款加上橄榄色的二十部，就是五百部的全部。后作为增补版，又做了十部纯白本，加起来共五百一十部。至于编号，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前面两种是No.1—500，但具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是从某个编号起变换另一种颜色，还是两种颜色相互穿插，不得而知；纯白本是单独的编号，No.1—10。，玻璃电台根据不同的装帧及数量，对各版所占的编号区域的划分基本不成立。而且，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之处既然已经把超特版的十部和十二部做了“统一”（统一为十二部），为何又在“其一”中，只划到十（1—10号）呢？
第二，关于纯白版。关于超特版的封面装帧材料，玻璃电台在“其一”中说，“这十部都是用白色猪皮作特别装帧的”，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番引申。我不知道“白色猪皮”说的由来，但这显然是一个误解，且影响颇大。作者曾提及樋口直人在《藏书票之美》一书中对超特版的描述，可樋口只是说“白皮装帧”，而不是“白色猪皮”；而关于那个版本的印数，樋口说的是“十一部”，而不是“十部”。（『蔵書票の話』，小学館1998年12月版，202页）
樋口直人《藏书票之美》（『蔵書票の話』、小学館1998年12月版）
第三，装帧的种类。玻璃电台认为，五百部初版本中，包括超特版，共有三种装帧。而据笔者考证，五百一十部初版本中，至少有五种装帧。除超特版（十部）和墨绿色全小羊皮装封面（即橄榄色全揉纹皮，二十部）之外，因书脊文字的误植，便多出了三种装帧1、误植版“EX LIBLIS”本；2、发现误植后，用苏峰题写“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的烫金小羊皮印条补救的贴付本（用这种方式补救了大部分误植版，但不是全部）；3、误植改正后的“EX LIBRIS”本。还有一个细节问题是函套，套脊也分两种“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版和无字版。而哪种函套配哪个版本的书，应是随机的，并无定规。
由此可见，初版本的装帧种类和印数问题，真是一笔糊涂账，我估计连斋藤自己也没能彻底搞清，这恐怕也是多数出版史、藏书票史著作不愿深究，甚至绕着走的缘由。日本书票协会编纂的《日本藏书票》（日本の書票，海野弘/坂本一敏/クリフ・パーフィット共著、日本書票協会编，文化出版局1982年5月初版）一书，是日本藏书票史的权威著作，在谈到《藏书票之话》时写道
1929年，斋藤昌三的《藏书票之话》由文艺市场社刊行。四六倍版全小羊皮封装五百部限定本，美到不行，受此书启蒙的藏书票作家、爱（藏书）票家可谓多矣。翌年推出改版，改为菊版（日本制本规格，相当于大三十二开）背革本（书脊羊皮装）五百部，由书物展望社刊行。《藏书票之话》作为日本藏书票的启蒙书，至今仍为众多爱书者、爱票家所珍视。
基本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到信息不足的地步。不过，文中既提到了“改版”的话，倒不妨稍加展开。
『日本の書票』、海野弘/坂本一敏/クリフ・パーフィット共著、日本書票協会編、文化出版局1982年5月初版
所谓“改版”，即再版。斋藤在初版的自序中，“对梅原北明先生自我牺牲般的出版热情表示衷心感谢，并祝他身体健康”，其实并不全是客套。，梅原确实是带病工作；，初版本的付梓，也确实是作为“赤字项目”强弩的结果。可意外的是，初版本竟卖得出奇的好，不菲的材料成本很快回收，只差印装工本费有待填补，但已然不是大问题。斋藤觉得既然初版如此走俏，何妨再版？便说服梅原，得蒙后者慨允。于是，昭和五年（1930）4月，改版增补本刊行。因初版时的文艺市场社已倒闭，改版本由书物展望社出版。
，彼时已是“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战色愈浓，纸张作为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管控。故改版已不复初版时的“任性”十六开本变成三十二开，双色印刷改为单色印刷，从全羊皮揉纹精装到真皮书脊荷兰板精装，从限定五百部全编号本到五百部无编号本，“无论用纸还是装帧都不及初版本”（陈子善语）。可虽说如此，日本独有的木版藏票选用藤浪吟庄翁刻本，且有所增补，印刷工艺更加考究、函套更富于设计感等，改版本仍可谓品位独逸，“趣味别具”，如用斋藤自己的话说“倘若单就木版藏票来说，改版的品质远优于初版……所以，若是将木版内容前后两版对调一下的话，那真是再理想不过了。”（《闲版 书国巡礼记》，154—155页）
斋藤昌三《闲版 书国巡礼记》，平凡社·东洋文库1998年8月版
改版本甫一推出，好评如潮，没几天便热销三百部，连上海的内山书店都来函邮购。斋藤也很仗义，作为著者，替出版人负担了部分印装费欠款，梅原却病倒。可偏偏这个时候，又出事了百余部图书在制本屋装订，装好的成书暂时由制本屋代管。不承想，因隔壁失火，制本屋遭池鱼之殃——救火时，代管的图书被水泡了。这是一个事故，但火灾属于不可抗力，出版方只好自认倒霉。可过了些日子，出版社的人偶然注意到，附近的古书店惊现《藏书票之话》，且每次上货都有五到十部，上了不下三次。细看那些书，发觉是水渍本，损坏程度不一，但显然都经过了修复。出版社这才意识到，是被制本屋杀了熟。后报案，牟利者虽进了局子，但也只是被教育了一通，就给放了。为维护正版购买者的权益，斋藤以出版人的名义在《书物展望》杂志上刊登启示，郑重声明古书店所廉价兜售的版本为“不正品”。如此珍本在一年之内，先后两版幺蛾子迭出，既令人唏嘘，客观上也强化了“传奇之书”的色彩。
出于印量、价格、地理、战乱等原因，这本“传奇之书”的大陆藏家极其有限。上文中说到二周生前均入手过无编号改版本，现分别藏于北京鲁博和国图。黄俊东初藏改版本被吴兴文先生不慎丢失，后由吴先生从东京重购一本“完璧归赵”，吴先生自己也入藏一部相同版本。叶灵凤三十年代受赠于斋藤昌三、后流转到范用先生手中的初版本，现藏于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据说那一本是“墨绿色羊皮装”（吴兴文语），如果吴先生的记述没问题的话，那本应该就是斋藤本人所说的“橄榄色全揉纹皮本”，只印了二十部，是初版本中相当珍贵的一册，惜编号未详；玻璃电台说“这种寒斋亦藏有一册，编号463”——关于此版本，我只知道这两位藏家。1997年，陈子善先生入藏了一部初版本，编号113，据玻璃电台说，系“赤褐色小羊皮装帧……书脊烫金印‘EX LIBLIS’”。据此可推断，陈先生所藏应为斋藤所说的茶色基本款中，发现误植后书脊题名的改正版。同样的基本款，谢其章先生也藏有一部，系止庵先生在日本旅游时为其代买，编号为485。笔者自己亦入藏一部茶色基本款，书脊为误植版，后用德富苏峰挥毫“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烫金羊皮印条手工贴付，编号为431。据止庵先生在《游日记》中透露，2016年9月，他从本乡森井书店购得一部白皮超特版，编号为8，是我所知此版本唯一的藏家。鉴于当初此版出炉后，著者（斋藤昌三）自留一本（1号），被便衣警察敛走一本，也许还给了出版人（梅原北明）一本，实际流通的只有七部，其版本价值已无需多言。
九十三年来，《藏书票之话》作为经典案例，不断被各种出版史、藏书票史和书籍装帧史议论，但多流于泛泛而谈，有价值的持论其实不多。据笔者有限的关注，陈子善先生的中文版序言（后以《藏书票，书斋长物》为题发表于《文艺报》2021年10月13日号）是最为翔实、靠谱的文字，论及此书的内容和学术价值，其在中国的被接受过程和影响，包括对斋藤昌三其人其学的介绍等方方面面，笔者受益良多，已毋需赘言。兹就陈先生论评中未涉及之处略补充一二，以使中国读者更立体、详尽地了解这本出版史上卓尔不群的名作
笔者所持茶色基本款的环衬后面，有扉页二页。扉三页印有斋藤昌三私人藏书票，其右页（扉二页的背面）有毛笔题写的识语“本书为藏书票文献三部作品之中的第二部。”（本書は蔵書票文献三部作の中、第二部に当るものである。）落款为“著者少雨叟しるす”。“しるす”（即中文的“记”）的旁边，盖有一方朱文印赏雨草屋。应是少雨庄（少雨叟斋藤的书斋号）的一方闲章。因扉页的特种纸张厚实、不反光，且本文亦系双色印刷，识语究竟是斋藤在印后题写的，还是印上去的，笔者暂时无从判断。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中著者题识语（扉二页）和少雨叟私家藏书票（扉三页）
从识语中“藏书票文献三部作品”的话来看，斋藤似乎有一个类似三部曲的架构，准备一弹接一弹，依次推出，但其实《藏书票之话》是第一弹，也是日本藏书票史上的破天荒之作。“三部作品之中的第二部”云云显然是指他自己写作的顺序，而非作品的出版时间。因为除了《藏书票之话》和英文本《日本的藏书票》之外，其两部藏书票著作——《日本的古藏票》（日本の古蔵票）和《日本好色藏票史》的出版，已是战后的事了前者，于昭和二十一年（1946）由书物展望社出版；后者于昭和二十二年（1947），由青园庄付梓。
识语的后一页，是硕儒、大藏书家德富苏峰的题字“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落款为“苏峰陈人”，下面是两方名章。语出自《魏书·李谧传》，意为人若坐拥书城，何需靠做百城之官来自证？透着读书人的文化自信，应该也是少雨叟其人的写真。
《藏书票之话》中卷头之德富苏峰的题字“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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