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可嘉什么意思(李德凭何能指挥红军？毛主席

毛主席在延安时曾说，要查清楚李德的真实身份，但在毛主席生前并未查清。李德的身份为何扑朔迷离？

其实，关于李德的真实情况，现在已经基本清楚，但多年来他给人们留下了3个基本的哲学问题他是谁？从哪里来？凭什么能指挥红军？毛主席当年也有疑问，在延安的时候曾说，要查清楚李德的身份，但一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也没查清楚。

李德是德国慕尼黑人，当过苏联骑兵师参谋长，有人可能奇怪，一位德国人怎么到苏联部队呀？因为李德是一名共产党人，再加之共产国际的关系，所以他能到苏联部队当师参谋长。李德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上海的，在上海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军事顾问弗雷德手下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李德

李德的俄文名字叫利特洛夫，取前两字谐音为“李德”，这就像张闻天的俄文名字叫伊斯美洛夫，取后两字的谐音叫“洛甫”一样。有人把李德解读为“姓李的德国人”，这属于望文生义。

当年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李德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他们在苏联就认识，在上海期间彼此之间更加熟稔。李德的口才很好，张口恺撒、闭口拿破仑，纸上谈兵头头是道。博古呢，谈起马列也是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他希望与李德“优势互补”，结成二人梦幻组合。于是，博古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负责人身份向共产国际主动报告，申请由李德来当军事顾问。那么，共产国际是什么态度呢？

博古

共产国际表示同意，但告诉博古，正式顾问是上海的弗雷德，李德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弗雷德之间的联络人，换句话说，聘请李德当顾问是你们自己的事，共产国际不赋予他任何权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李德这个顾问不是“官宣”就是“私募”，李德没有共产国际的“官方认证”。

李德的俄文名字“利特洛夫”，他的德文名字叫“奥托•布劳恩”，没错，他是“奥拓”不是奥迪，“奥迪”是另一个德国人弗雷德，李德的权力纯粹是博古赋予他的。

王明

关于李德的真实身份，其实有两个人最清楚，一个是博古，另一个是王明。博古不用说了，王明当时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博古是他在国内的代理人，他不仅非常清楚李德当顾问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还是促成此事的重要推手。王稼祥就曾说过，李德的事就是王明与博古搞的。博古、王明出于自身特殊原因，都不愿把李德的事和盘托出，博古1946年“四八”空难和叶挺等人一起遇难；王明1956年到苏联以看病为名一去不回，所以李德的真实身份多年来扑朔迷离。

博古之所以要聘李德，是有特殊的考虑。博古24岁就当上了负责人，刷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最小年纪。他在党内资历浅，又不懂军事，在苏区要驾驭红军，自然担心自己咖位不够撑不住场面。出于这样的心理，他刻意把李德包装成带有神秘色彩的共产国际“钦差大臣”，对李德的真实身份讳莫如深，李德的国际顾问人设标签是博古有意塑造的。

而有了李德这样的所谓军事顾问，博古就拥有了号令红军的底气。博古是1933年1月到达中央苏区，李德是同年9月到苏区的，李德到苏区的时候，蒋介石也请了一个德国顾问，这个顾问是一战时期德国陆军参谋长叫赛克特，蒋介石正带着赛克特挥师南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博古告诉大家，李德是卓越的军事家，他的到来是及时雨，我们正需要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与蒋介石的德国白色顾问相抗衡。

博古与李德能够在苏区存在下去，有三大原因一、中国共产党尊重共产国际；二、红军当时还存在着对洋顾问的盲信心理；三、“左”倾领导在组织上重用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博古就是留学生中的翘楚。

仗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和博古的信任，李德从不把自己当外人，既当大咖又当主咖，“不仅有一些任性还有一些嚣张”，他与刘伯承同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当时刘伯承是以南昌起义将领的身份去留学的，已经是名闻共产国际的将领，而当时的李德名不见经传，但在苏区他却称刘伯承将军的指挥水平不如一个普通参谋，把刘伯承将军调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建国后苏联来华专家称专家不称顾问就是刘伯承将军的建议，意思是专家管好专业方面的事就行了，别的事别顾也别问，这也是吸取了历史教训。

李德有两个翻译，一个是伍修权，一个是王智涛，伍修权更出名些，建国后曾任副总参谋长，在联合国发过言；王智涛年轻，但资历很老，原来在冯玉祥部队当兵，被张自忠送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期间，还当过刘伯承将军的军事教员，建国后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王智涛就曾回忆说李德个子很高，有一米九，他用了个词儿叫“鹤立鸡群”，用现在的话说，李德是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在苏区李德住在专门修建的“独立房子”里，出行时9匹高头大马，四匹青色骡子，浩浩荡荡的警卫队簇拥着一个大个子洋人，在苏区也是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行动决策权，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握在博古、李德、项英及上海的国际顾问弗雷德手中。博古和项英无实战经验，也无主见，两个高傲的日耳曼顾问，常常因为一个战术问题频繁电报往来，甚至呼叫转移到莫斯科，毛主席讽刺他们是“电报闹革命”。

他们按照欧洲所谓正规战的战术来指挥红军，围棋盘里下象棋——路数不对，一味硬碰硬，与蒋介石的想法撞得死死的，以碉堡对碉堡，死打硬拼的结果，使红军损失惨重被迫长征。

大家知道，遵义会议更换了军事领导，李德靠边站，大家对他避而远之。但李德也是唯一一个走完长征的外国人，虽然周恩来在黎平会议也跟他拍过桌子，但还是叮嘱翻译王智涛，说尽管李德犯过大错误，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中国帮助革命，精神可嘉，一定要照顾好他的生活。王智涛回忆说，周恩来在长征过草地时重病缠身，有一次后卫部队给他送来一块牛肉，周恩来只留下一点，其余的让邓颖超送给了李德。

鉴于李德在中国犯下的错误，1939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对李德进行了审查。当时周恩来因从马上摔下来胳膊摔伤在苏联治疗，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对李德的审查，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等人出场作证。

刘亚楼长征中是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他的部队曾参与湘江血战，损失惨重，他早就对李德憋了一肚子火，加上刘亚楼本来就脾气火爆，他扯着嗓子向李德开火，批评李德瞎指挥给红军带来的损失，还批评他专横跋扈耍威风。随后，几个中国同志也相继发言批评了李德。

共产国际监委会征求了周恩来等中国同志的合理意见后，作出对李德的处理决定。结论是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理由是李德只是顾问，中国共产党是独立的，李德的错误建议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自己负责。

李德后来有个回忆录叫《中国纪事》，他一生最能让人记住的事也就是在中国的那些事。本来，博古赋予他绝对的指挥大权，但他在书中却以“凡尔赛”的口气甩锅，说我没有任何权力，我只是中国共产党请的顾问，反“围剿”失败这事不能赖我。好像自己很无辜，都是月亮惹的祸，自己一点没有错。

周恩来在与共产国际监委会商讨对李德的处理意见时，没有无情打击，而是充满了宽容与谅解。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待李德的错误，不应扭住他个人不放，而应认真自己在这起错误中的失误与教训，引以为戒，在不断中继续前进。这，正是周恩来的理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