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延照(征文精选 | 凤凰，40年的不解之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长在农村而被称“乡下人”的我，有幸进入当时的乡广播站，由财务会计变身新闻宣传工作者。第一天去广播站报到，就是骑着那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年购买的“凤凰”牌中磅自行车，后来也是她陪伴我走村组、跑企业、去学校、下田埂，从事新闻采访30多年。我与“凤凰”的感情“如胶似漆”。

要说购买这辆我所梦寐以求的自行车，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呢。1978年冬天，农村进入了年终分配结算时节，当时因为我是生产队的会计，又是大队里的“土记者”，所以大队干部与我也更熟悉，当时的大队长给了一张“凤凰”牌自行车票。那个年代农村实行“大寨式”记工，“乡下人”的收入都在年底进行分配结算。我家在本队又算是劳动力最多，自然“大寨式”记工的工分也最多，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是让农民的年终分配“水涨船高”，工价从往年的每工（1工10分）6—7角，一下子提高到或近1元。当时我还有三个妹妹、父母亲及祖母，虽然我也生养两个儿女，但我家的“大寨式”工分就多，年终分红的钱也是整个生产队40多户人家最多的一户，实分现金达800多元，全家人高兴不已。分红最多的消息第二天就不胫而走，“蹲点”我们生产队的大队长工余时间到我家表达祝贺，并问我是否需要“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之类的票证，还说以后这些商品都是凭票购置的。我还是有些犹豫不决，毕竟这些在当时是属于高档的商品。我便跟父母商量，出乎我意料的是父母的欣然应允，当即要了购置自行车的票子一张，当我从大队长手里接过自行车票子一看，居然是我意想不到的“凤凰”牌中磅自行车。

要知道，那个年代人们印象中除了是上海生产的“货色”（产品）好以外，还有是能够购买到“凤凰”牌之类的“紧俏”商品就是“路子广”，因为都是凭票供应。生产队分红结束后，我拿到现金的第二天就去“请”了本家比我年长的叔叔一起去漕泾小镇上的五金店，停放在店堂里车把下闪亮的“凤凰”自行车商标让我们格外的欣喜。这天购置的那辆至今还在骑的“凤凰”牌自行车满是故事儿女上小学我骑着“凤凰”前一个、后一个的接送，每逢去亲戚家喝喜酒，我也骑着“凤凰”去赴宴，广播新闻采写也是骑着“凤凰”下乡……有时候要制作录音报道，还要在自行车的车把上挂一部手提式的录音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广播站后来成为广播电视站、文化广播影视服务中心、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改革开放四十年，交通条件、交通工具变化翻天覆地，但我那“凤凰”牌自行车始终伴随着我的新闻采写。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的《分红袋和工资单》参加上海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和《解放日报》联合征文获得一等奖，时任副市长胡延照为我颁奖。大奖背后的英雄是我的“凤凰”自行车，正是她载着我频繁下乡采访素材。“凤凰”让我的新闻宣传工作插上了“金翅膀”，后来又让我屡屡获奖。

岁月如歌，“凤凰”自行车伴随我四十年的春夏秋冬。如今我有了机动车驾证，有了电瓶车。，已经四十年的“凤凰”自行车一直在我家里，空闲时我还会骑着她四处兜兜——我已经把自行车当作低碳出行的现代农村交通工具而爱不释手。一些人看到我还在用这“老坦克”，有时一些讥讽的话语我也从不在乎。每次骑车回家还会用干净抹布擦擦车把、车架，在钢圈上涂点机油。40年间，自行车的内外轮胎更换了好几只、自行车的座垫、车链条等更新了好几个，但“凤凰”字样的标志依然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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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