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海默-米尔斯海默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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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人物经历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2012年5月21日正式受聘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他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鸣。在这部著作中,米尔斯海默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21世纪早期,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米尔斯海默教授也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
英国崛起的重要因素有哪些?
既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质上是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那么我们就要从其内部探讨其崛起的因素.
1、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关于英国的地理位置在美国的军事学家、海权论的代表人物马汉《海权论》中写的特别的确切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即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在陆地上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单一性,相对于四周是陆地的国家就具有了一种优势,英国相对于法国和荷兰就具有这种优势。英国由于距离欧洲大陆不进不远,可以避免欧洲大陆的纷争自由的进行国内的发展,可以自由的进出公海,又有力的控制着一条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英吉利海峡,种种优势使得英国的地理位置独一无二。
2、稳定的政治环境。英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可以使英国保持国内政策的连续性,可是实现国家的长远的发展战略,而不至于使国家的政策随着政治动荡的环境朝令夕改。英国最早确定了宪政制度,1688年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度被称为“议会之母”,政治制度的确立和稳定为国内的发展保驾护航。除此以外,英国具有岛国的特性,推行渐进、连续的政策,注重惯例和传统,形成了一部不成为的宪法。正是这些特性使得英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那样激进的变革。
3.国内积累、重商主义、殖民地。英国从一个小小的岛国发展成一个日不落帝国,其实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的过程。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国内积累了大量的工业产品,由于英国国土的面积狭小,资源短缺,迫切需要廉价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商品市场——殖民地。英国的殖民地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有很大的不同,英国经济的发展观念很快的由货币平衡论发展为贸易平衡论,由赤裸裸的掠夺金银转变为通过贸易交换商品来获取经济增长。于是英国对外扩张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商,开放殖民地国家的市场,与英国可以进行自由贸易。
(二)英国崛起的外部因素及其外交政策的分析.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决不屑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头等角色,而一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独一无二的因素。
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马汉在其代表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这样写到“英国的主宰地位主要是因为由于它能作为争执中的第三方,作为一个平衡器起到一个决定因素的作用,英国之所有具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岛国的位置大大加强了它的防卫能力,使之集中精力发展工商业,避免战争的滋扰。”这与国际关系理论中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在其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观点不谋而合英国和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都扮演了一个“离岸平衡手”的角儿。
大陆均势的外交政策。英国史学家塔斯布斯说过这样一句话欧洲不论上演什么悲喜剧,均势是永远的钥匙。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主要表现为通过维持和左右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集团互相制约和抗衡,避免欧洲陷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支配和控制下。在局势相对稳定或不明朗的情况下,英国对欧洲事务尽量保持“超脱”态度,在均势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的威胁时,给与抗衡者以支援。历史上的路易十四、拿破仑法国挑战过均势,历史上的威廉德国、希特勒挑战过欧洲的霸权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大陆均势政策。
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外交、话语、十八大、文化自觉、人类命运共同体、义利观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最终体现为该民族独特的话语、思维和实践。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能够绵延繁衍,也必有一套文化传统来维系和推动。①而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其文化特性。文化传统不仅在确定一国外交目标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外交手段、方式和风格也产生直接影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外交的民族特色也存在差异,如美国外交一直强调自由民主,而中国外交强调和平、和谐、合作、共赢。自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外交客观上有了更多在以前并不具备的、体现自身文化传统的战略空间与条件。而在主观层面上,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正努力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中国外交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不断创新,凸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涵与哲学根基,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之间的逻辑关联,彰显了中国文化对中国外交的深刻影响。与此,中国正面临完善外交话语体系的任务。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学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几乎不存在,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很多战略和政策问题都被套用西方理论来解读,西方理论、西方思维、西方话语被简单地用来解释非西方内容,很难切合实际,对于中国外交来说,这方面更是如此。,完善外交话语体系,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外交,使世界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对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改善话语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本文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系统诠释其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转化为理论与实践软实力的必然选择。而重新思考中国,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重新思考世界,②这种努力也可以进一步显示理论是多元的,外交话语同样也是多元的。
一、文化、外交与中国外交哲学
文化与外交一直相互影响,中国文化塑造了独特的中国外交哲学,影响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
(一)文化与外交
文化与外交一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包括知识传统、世界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不同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不尽相同。国内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③泰勒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艺术、道德、信仰、法律和风俗等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习惯和能力。④而克利福德·格尔兹则认为,人们的思想、价值、行动甚至感情,就像其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⑤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现为一系列传统,是一个国家行事的背景知识,不仅塑造思维和观念,也决定行为规范和习惯。每个国家的外交必然体现本国的文化特色,文化对其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格都会产生影响。
,一个国家的文化直接影响其世界观、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文化作为一种背景知识会直接对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习惯产生影响,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实际上处于一个独特的文化共同体之中。而处于不同文化共同体中的人,其社会实践和互动方式也会有差异。按照西方理性主义的观点,人们在选择行为时会遵从理性逻辑,经过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后,选择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行为。而按照适当性逻辑,国家会选择符合其身份和社会规范的行为方式。在实践中,行为体的行为经常是一种惯习,主要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成为行为体行为选择的背景知识。具有相同背景知识的人,其思维和行为方式更易趋同,行动更易协调一致。按照约翰·塞尔对背景知识的研究,很多时候人们在无意识地做一些事情,他们尽管是在遵守一些规则,对于这些规则太过熟悉,以至于已经意识不到对它们的遵守,而使行为处于下意识状态,这种下意识状态实际是在背景知识引导下的一种具有倾向性的行为。⑥,具有同样背景知识的人,认知大致相同,行为经常具有相似性。与背景知识的影响相似,布迪厄在社会理论中所提出的“惯习”概念也提供了与背景相类似的解释。惯习主要指习惯、习性,但不仅是单纯反射性的习惯,而是通过长时间生活、学习实践后累积下来、被视为理所的一种习性。福柯所提出的历史先验知识也具有类似功能。历史先验知识是被赋予历史形式的先验知识,无人可以避免历史先验知识的影响。⑦
对于国家而言,统治本身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会体现其文化传统、政治思维定势和惯性,直接影响具体行动的实施。⑧具体到对外交问题的感知和政策选择,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对外交话语或行为的理解也会相似,反之亦然。这种现象在异质文化之间表现得更明显。异质文化的国家间更易相互产生偏见和误解,一个国家认为是正确、正常的行为,在另一些国家眼里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在实践中,人们会无意识地用本国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其他国家的行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丰富的国家,其外交话语和行为更易招致偏见和误解。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不具备中国人所具有的背景知识,实际上也是西方和中国产生误解和沟通不畅的根本原因之一。与此相对,同质文化的国家更容易相互理解,更易达成共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显示了这一点。
,一个国家的理论构建也会体现文化差异。理论是系统化的思想,用来解释、描述和预测现实。⑨文化是理论构建的重要源泉,理论构建者都是生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文化空间中,其理论构建也会体现浓重的文化印记。⑩战后美国学者提出的很多概念,发展的很多理论,如大国悲剧、霸权转移、修昔底德陷阱等,大多是根植于西方的历史经验。而以巴里·布赞为代表的英国学派所提出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实际上也是基于欧洲的历史和国际关系实践,所谓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得益于西方的话语和学术霸权地位,这些理论经常被普世化,用来解释他国的外交实践。理论构建的文化根基差异为不同国家之间彼此理解和诠释各自的对外政策和行为造成了困难,对于处于弱势话语地位的国家尤其如此,如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经常理解得不全面、不准确、不到位。中国外交经常被置于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下来加以解读,如大国冲突、结构性矛盾、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威胁论等。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大国冲突论”几乎被视为一种普世理论,用以预测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战争,按照这一逻辑,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就不可能出现。而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合作、互利共赢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和谐共生、和平共处理念。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西方很快就出现了“马歇尔计划”的类比,很难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相对应。可见,西方理论很难准确解释中国的外交实践,也不可能预测中国外交的未来。以西方传统、思维和逻辑来解释中国行为时,中国外交内含的深层次文化传统经常会被忽视,因而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理论,完善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
第三,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会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体现本国的文化特征。对于一国外交而言,其外交在借鉴与吸收他国理论的,也都会体现其民族文化特征。文化传统对外交目标的确立,对外交手段、外交方式和外交风格都会产生影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外交的民族特色也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在宣传自己的外交理念以及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把民主和自由作为核心概念。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上帝选民”、“山巅之城”、“天赋使命”的观念,认为美国必须对世界承担特殊责任,美国外交的核心之一就是输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决定了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利益观以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和平,尊重差异性,追求和而不同,主张兼容并蓄。这种和谐共生精神,使中国人不具备那种救世情怀和对外渗透的意识,也不刻意谋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从而与西方诸如传播上帝福音之说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历史上西方文明对外扩张不同的是,“中国对本国文明的认识不包括侵略性使命。不去提高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程度,也不给自己增加负担。”(11)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强调内向发展、不事扩张的文化传统。
(二)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哲学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外交哲学。哲学很多时候体现为一种态度,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涵盖人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决定了个体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周恩来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就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办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12)杨洁勉将外交哲学定义为“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研究有关‘存在’、‘意识’和‘知性’的规律”。(13)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独特的外交哲学,是中国哲学在外交领域的体现,决定了中国外交理念与政策的独特之处,也是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体现。尽管传统文化在不期对外交的具体影响强弱不同、影响形式也不尽一致,但其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大致相同,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重视整体思维,强调关注大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体系,该体系使中国形成了从家庭推而扩大、以社会群体为本位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中国人从小接受的“光宗耀祖”、“为集体争光”、“家国天下”等教育都是重集体、重整体的体现。钱穆认为中国人的“家”“国”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变。(14)中国文化也形成了强调整体性、强调群体思维的特点。西方人长于分析,中国人强于综合。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不同,中国文化强调每个个体都是群体的一部分,个人的价值通过群体来体现。这种整体性思维要求人们从全局而非局部出发来看待事物的性质和联系,并从中发现规律。,做任何事都必须应时而上,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就如《孙子兵法》对“势”的强调,重在看力量强弱及总体趋势的不断变化。周恩来在早年就写下“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成一希望在”。(15)中国外交注重系统性和长远性,注重从历史角度、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着眼于长远和根本利益。对于这种特点,基辛格用中国下围棋和西方下象棋来类比,围棋追求相对优势和长期包围,而非像西方象棋那样攻击对方的王而获全胜。(16)中国外交无论是理念还是具体政策也都强调国际国内整体局势,强调要顺应世界潮流和整体变化,顺时应势,与时俱进。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都会先对国际形势作出整体形势和时代潮流的判断。
Stephen Walt斯蒂芬·沃尔特的人物简介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两位教授把以色列游说势力定义为重要人物和亲以色列团体的松散联盟,他们并不全是犹太人。沃尔特教授说,其中最重要的团体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简称美以公事会。 沃尔特说“美以公事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受任何干扰。不管以色列的行为如何,他们都要保证美国支持它,并且继续提供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这涉及向持同情态度的国会议员输送竞选捐款,而被视为不可靠的国会议员则得不到竞选捐款。他们一直特别擅长此道,资金充足,组织良好,相当无情。” 美国政府向以色列每年援助将近30亿美元,作为对外援助,比任何一个国家所得到都多,美国并且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中东国家打交道方面提供外交支持。
以纽约为基地的反诽谤联盟等一些犹太人组织声称,密切的美以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指出,以色列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广泛支持。反诽谤联盟全国主任亚伯拉罕.福克斯说“过去五六十年所发生的事情是,美国人民在两党制度下,尽管他们可能不是每件事情都意见一致,都因为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观而支持这个国家。所谓这种支持是一夥能够控制国会、政府和媒体成员的犹太人造出来的说法是荒谬的。” 福克斯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运作方式跟美国的任何其他游说团体一样。他说“美以公事会报告它的财务状况,公开活动,跟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谈话。这在美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有关于各种问题的说客,这种做法并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
评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传统?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代理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最有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战争的是哪一国家?双方冲突的焦点在哪里?结局如何?
汉朝的时候,越南曾被划入中国的版图。到唐朝晚期,中原战乱,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中国已经陷入分裂,越南趁机挣脱了中国的统治。
作为一个和中国接壤的中等规模国家,越南挣扎在极度的自傲和自卑之中。
自傲在于,他们曾经打赢了美国,自卑在于,越南和中国相比,也就是中国的一个省。
越南政府极其需要渲染中国的威胁,以凝聚民族精神,稳固国内政治。
中国和越南之间,有着很长的友好历史,也有不少次兵戎相向。1979年,两国之间曾经有过一仗。
如果不遏住历史的缰绳,两个曾经交战过的国家,往往需要不止一次战争,直到精疲力尽,才能达到最终的和解。
如果中越之间出现了冲突,会演变为一场全面战争吗?可能性很小。
中越之争,主要是在海上。两国的陆地边界已经基本划清。海上的冲突,规模可大可小,回旋余地较大,完全取决于双方的谋略和智慧。
如果中越之间出现了冲突,美国会出兵干预吗?可能性几乎为零。
尽管越南和美国已经暗通款曲,形成了事实上的盟友关系,但越南并不像日本那样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百周年。100年前,一个塞尔维亚的热血青年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奥匈帝国王储夫妇,引发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浩劫。这是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已经燃烧到了沸点大英帝国日薄西山,但仍然幻想着往日的荣光。美国的力量蒸蒸日上,却还只是一个信奉孤立主义的青春期国家。一直梦想在欧洲大陆称霸的法国屡试屡败。德国作为一个后进者,不甘心被圈在中欧的狭小生存空间。俄罗斯本能地要拼命地对外扩张。朝秦暮楚、连横合纵的结盟令人眼花缭乱。电报、机关枪等新技术的出现,让外交官和军事专家们目眩神迷。野心和贪婪、误判和偏执,一个错误的决策连着另一个错误的决策,终于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一百年后,国际形势再度动荡不宁。美国已经从权力的巅峰滑落,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家。美国的盟友们却日益老态龙钟。新兴国家一批一批地崛起,却发现聚义堂上没有它们的交椅。国际政治的板块更猛烈地相互冲撞,新生力量急迫地想要填补看似转瞬即逝的权力真空。乌克兰局势震动了整个欧洲,中东和非洲的政坛发生着剧烈的化学反应。东亚地区剑拔弩张,南海快要沸腾了。
在东亚地区,会像一百年前那样,爆发新的战争吗?
和一百年的欧洲不同的是,如今,在东亚地区,较量的焦点不在陆地,而在海上。按照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的说法,海洋是一种“阻止的力量”(sping power)。即使是航速最快的战舰,航速也不过35节(约合一小时65公里)。从海上登陆,占领别国的领土,更是困难。,海军的思路和陆军不一样。陆军强调攻城略地,海军则仅关注航道的畅通、基地的保障。美国私人战略咨询机构Stratfor的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其新作《亚洲大熔炉》(Asia’s Cauldron)中讲到,东亚各国之所以更关注海洋,恰恰是因为在这一地区,陆地边界的纠纷已大体尘埃落定。
以中国而言,自古以来,中国防守的重点是北部,中原地区时刻要警惕北方的游牧民族策马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尤其是和苏联交恶之后,国防的重点也一直是加强东北和西北的防守。最近20年,内陆边界出现了少有的稳定局面,才使得中国能够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海上。
从渤海、黄海、东海到南海,中国的海洋战略重点也出现了转移。东北亚地区的热点是朝鲜半岛,黄海上有中日之间的对峙,东海事关台湾海峡局势,而南海则是中国未来的命脉。东北亚地区虽仍有巨大的隐患,但大体格局已定,只要稳住阵脚,局势会对中国越来越有利。越过韩国、日本、台湾省这一条“第一岛链”,就是浩瀚无垠、渺无人烟的太平洋,非中国必争之地。
但南海则不然。南海之于中国,犹如加勒比海之于美国,犹如地中海之于欧洲。如果加勒比海始终受制于英国、法国或西班牙,如果地中海仍然受制于阿拉伯帝国或北非,美国能够是如今的美国,欧洲能够是如今的欧洲吗?从南海向西,是印度洋。21世纪,印度洋将成为所有的海洋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这里连接着中国和非洲、中东、南亚、中亚和欧洲,即将成为人口第一的印度虎视眈眈,这里又是穆斯林的贸易世界。打通印度洋,中国才能有自由呼吸的空间,而南海则是通向印度洋的前站。
卡普兰以地缘政治学者的冷静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他认为,中国一定会谋求在南海站稳脚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过去几百年的大国政治历史规律都得重写。,他也指出,中国并非要在东亚称霸。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不会像当年的海国日本一样,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冲动。而且,从美国的加勒比海战略来看,中国的南海战略也不会像外界想象中的那样激进。的确,美国在1823年就提出了“门罗主义”,声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丝毫没有妨碍美国海军和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一起在加勒比海巡航,共同打击奴隶贸易。门罗主义不是要把欧洲赶出美洲,而是想“冻结现状”(to freeze the status quo)。1898年在古巴爆发了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后来,美国在菲律宾打败西班牙,而这也不过是为了向欧洲展示实力,说明美国有能力打仗,而且有能力打胜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说“我们被诬陷为想要抢夺主权,但其实我们想要的只是保护的权利”。
,历史无法简单地类比。美国当年在加勒比海并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加勒比海对美国重要,但在世界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偏僻的水域,欧洲列强并未把加勒比海视为战略要害。散落在加勒比海之上的,大多是一些很小的岛国,根本无法和美国抗衡。
南海却已经成为全球的焦点。美国声称要“重返亚太”,其实它一直就没有离开。美国海军和空军力量的50%部署在东亚,就是为了遏制中国。但中国正在奋起直追。中国现在有大约60多艘潜水艇,过不了多久就会超过美国的潜艇数量。到2020年,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舰规模很可能会超过美国的舰队。
这种力量的转移带来了很多焦虑。东亚地区正在展开一轮新的军备竞赛。跟2000年比,马来西亚的军费开支增加了一倍。2006年,韩国决定在2015年之前将其军费开支扩大一倍。就连新加坡这样的弹丸小国,也已经跻身世界军火十大进口国之列。这使得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加令人担忧。
与一般的印象不同的是,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形成一致反华的立场。并非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和中国有海域之争。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差异极大。
缅甸和老挝仍然埋没在贫困的灰尘中,黯然无光。柬埔寨一派欣欣向荣,但其根基太薄。泰国的局势如果继续恶化,势必会成为一个第三世界民主制度失败的典型案例。菲律宾始终没有被东亚经济的活力所感染,它更像一个毫无生机的拉丁美洲国家。新加坡如同一颗璀璨的宝石,闪耀着夺目的光彩,但它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城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几乎又是一个崛起的印度。,这两个国家地广人杂,国内政治盘根错节,民族国家建设尚未竣工,这将极大地消耗它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力量。
相对而言,最有可能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是越南。越南始终对中国心存芥蒂。汉朝的时候,越南曾被划入中国的版图。到唐朝晚期,中原战乱,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中国已经陷入分裂,越南趁机挣脱了中国的统治。作为一个和中国接壤的中等规模国家,越南挣扎在极度的自傲和自卑之中。自傲在于,他们曾经打赢了美国,自卑在于,越南和中国相比,也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越南政府极其需要渲染中国的威胁,以凝聚民族精神,稳固国内政治。中国和越南之间,有着很长的友好历史,也有不少次兵戎相向。1979年,两国之间曾经有过一仗。如果不遏住历史的缰绳,两个曾经交战过的国家,往往需要不止一次战争,直到精疲力尽,才能达到最终的和解。
如果中越之间出现了冲突,会演变为一场全面战争吗?可能性很小。中越之争,主要是在海上。两国的陆地边界已经基本划清。海上的冲突,规模可大可小,回旋余地较大,完全取决于双方的谋略和智慧。如果中越之间出现了冲突,美国会出兵干预吗?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越南和美国已经暗通款曲,形成了事实上的盟友关系,但越南并不像日本那样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这不是因为越南和美国之间曾经有过一场残酷的战争,越战中有300万越南人丧生,美国在越南的土地上投下了1500万吨弹药(超过二战期间欧洲和亚洲战场上投放的弹药总量),而是因为越南曾经上过当。1979年中越交战的时候,苏联就没有援助越南。如果中越交战,美国凭什么会冒着得罪中国的风险,去帮助曾经把自己打得灰头土脸的越南?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押着同样的韵脚。一战百年纪念的钟声即将敲响,或许也会在亚洲激起回响。愈有大事,愈需沉静。南海,南海,令多少人难眠,令多少人魂牵。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她终将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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