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主要内容简介：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欧美国家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的重大制度性漏洞。危机以来，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按照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确定的方向，对国际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增强银行业的稳健性。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Ⅲ）；最近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就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的评估方法论和附加资本要求（capital Surcharge）达成了原则性共识。这标志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确立了银行监管的新标杆。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出了全面部署，并对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参与国际金融准则新一轮修订、提升我国金融业稳健性标准提出了明确要求。吸取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借鉴包括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在内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最新成果，完善我国银行业审慎监管制度，对于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转变发展方式、维护我国银行体系长期稳健运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支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新协议在几个方面不同于老协议。首先介绍没有变动的内容。老协议基于资本比率的概念，即分子代表银行持有的资本数量，分母代表银行风险的计量指标，统称为风险加权资产。计算出的资本比率不得低于8%。
9. 根据新协议的要求，有关资本比率的分子（即监管资本构成）的各项规定保持不变。同样，8%的最低比率保持不变。因此，修改内容反映在对风险资产的界定方面，即修改反映计量银行各类风险的计量方法。计量风险加权资产的几种新方法，将完善银行对风险的评估，从而使计算出的资本比率更有意义。
10. 老协议明确涵盖的风险加权资产有两大类，一是信用风险，二是市场风险。在此假定，在处理上述两类风险时，其它各类风险已以隐性的方式已包括在内。关于交易业务市场风险的处理方法，以巴塞尔委员会1996年公布的资本协议修订案为准。新协议对这部分内容不做调整。
11. 新协议第一支柱对风险加权资产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幅度修改了对老协议信用风险的处理方法，二是明确提出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范筹，即操作风险将作为银行资本比率分母的一部分。下面分别对这两方面内容进行讨论。
12. 在上述两个方面，新协议的主要创新表现为分别为计算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规定了三种方法。委员会认为，坚持采用单一化的方法计量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既不可取又不可行。相反，对于这两种风险，分别采用三种不同方法有助于提高风险敏感度，并允许银行和监管当局选择他们认为最符合其银行业务发展水平及金融市场状况的一种或几种方法。
巴塞尔协议的实质性进步体现在 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 该报告主要有四部分内容： 1、资本的分类； 2、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 3、1992年资本与资产的标准比例和过渡期的实施安排； 4、各国监管当局自由决定的范围。体现协议核心思想的是前两项。 首先是资本的分类，也就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对各类资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明确地界定。其次是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报告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风险档次。风险权重划分的目的是为衡量资本标准服务。有了风险权重，报告所确定的资本对风险资产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重不低于4%）的标准目标比率才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可见，《巴塞尔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巴塞尔报告》反映出报告制定者监管思想的根本转变。首先是监管视角从银行体外转向银行体内。此前的协议都注重如何为银行的稳定经营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强调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间的分工协作，对银行体本身尤其是对银行防范风险屏障的资本没有作出任何有实际意义和可行标准的要求。而《巴塞尔报告》则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资本标准及资产风险两个方面对银行提出明确要求，从而解脱了监管当局劳而无获或收获甚微的尴尬；其次，监管重心从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责权的分配转移到对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监控。《巴塞尔报告》规定银行必须同时满足总资本和核心资本两个比例要求，总资本和核心资本都必须按明确给定的标准计量和补充。这既是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表明报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报告出台以前，各国虽然也对资本金规定了规模要求，但并没有对资本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规定，这使银行可以轻易地通过会计处理增加银行帐面资本金，并实际加大资产与负债的落差，进而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此外，由于资本金的管理还处在原始的静态管理状态，无法形成根据资产和负债的性质及其变动相应调整的机制，因而使这种资本金管理形同虚设，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前协议的监管重心只能简单地放在监管责权的分配之上。第三，注重资本金监管机制的建设。资本金监管的生命力在于它突破了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建立了资本与风险两位一体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机制。这表明报告的制定者真正认识到资本是防范风险、弥补风险损失的防线，因而必须将其与风险的载体（即资产）有机相联。而资产的风险程度又与资产的性质相关。报告以不同的风险权重将不同风险的资产加以区分，使得同样规模的资产可以对应不同的资本量，或者说同样的资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规模的资产。资本的保障能力随资产风险权重的不同而异，体现出报告的动态监管思想。针对以往银行通常以金融创新方式扩大表外业务以逃避资本监管的现象，报告认识到监管表外资产的必要，因而首次将表外资产纳入监管。由于当时表外业务的种类、规模及其破坏力有限，报告只能简单地将期限种类各异的表外资产套用表内资产的风险权数来确定其风险权重，并相应提出了资本充足性的要求。第四，过渡期及各国当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报告真正认识到国际银行体系健全和稳定的重要，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必须统一。而这种安排则充分考虑到了银行的国别差异，以防止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 《巴塞尔报告》的推出意味着资产负债管理时代向风险管理时代过渡。由于监管思想的深刻、监管理念的新颖、考虑范围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合理，这个报告成了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监管准则。此后围绕银行监管产生的核心原则或补充规定等，都是在报告总体框架下对报告的补充和完善。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超越成员国政府的监管机构，发布的文件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各国的监管当局都愿意以报告的原则来约束本国的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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