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淑慧(杨淑慧微博)

杨淑贤，这个名字我个人觉得很好。

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叫，杨淑慧。

虽然不是同一个名字，一个叫杨思慧一个叫杨淑贤，但是我觉得贤惠这个词就是个好吃。

就算是分开了，淑贤与淑慧听起来也很好听。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贤惠有加，君子独爱。

所以我特别喜欢，淑贤这个名字，寓意也好，淑女贤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会议议程

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

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

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

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

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纲领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

关于党员条件，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均可接收为党员，但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新党员入党后为候补党员，接受党组织的考察，考察期满经党员讨论和党组织批准，才能转为正式党员等。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代表产生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到达上海，提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所主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发起团队展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且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2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各地加上日本小组，共有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了12名代表出席大会：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

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另外陈独秀又指派代表包惠僧带去了他的信件，其中包括四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另外，南京和徐州两地也分别派出代表郭青杰（或说刘真如）和陈亚峰抵沪出席一大。

但南京代表因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不愿受纪律约束，中途退席，并“挽陈返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会议。

这13名代表的身份都是记者、学生或教师，他们代表全国50余名党员，但是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会议。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担任南方政府广东省教育厅长。同时，陈独秀考虑到陈公博刚刚结婚，让他顺便到上海游玩。

对于李大钊未参加会议，中国史学界有三种主要说法，一是，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二是，筹备、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三是，领导北平八大高校的索薪斗争运动。李大钊于6月3日率代表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头部受伤，入院治疗。

有作者认为是北京小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故未通知李大钊。

即刘仁静在多年后回忆所说称：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北京小组选举时，张国焘成为第一个被推选的代表。邓中夏、罗章龙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当选代表。最终刘仁静成为北京小组第二个代表。

当时在法国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由于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也没有派出代表参加会议。但学界仍将之与七个共产主义小组一同视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另一方面，由于郭青杰和陈亚峰的退出，南京、徐州小组未被归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亦不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党员统计范围之内。

会址现况

现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黄陂南路347号，新天地附近。会议结束后，至中共政权在1949年占领上海时，因城市变迁，已无法确定详细地址。

1950年，中共上海市委组织人员确认一大会地。最终，通过周佛海妻子杨淑慧辨识，确定兴业路76号为一大会址。

1952年9月，会址复修，成立纪念馆对外开放，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原住于该址对面的蒋涵箴先生文章回忆，

1952年之前，该址并不是石库门的中式洋房，中共一大只是在临街某店铺的二楼的一个房间召开。

1952年将所有店铺迁走，改建为石库门的中式洋房，才有了兴业路76号的一大会址。

以上内容参考 

金雄白，曾经是一名记者。为参加汪政权的最著名的两名文化人之一——另外一位就是胡兰成。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其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书同时确认其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事实和证据，“法外施仁”，减至徒刑两年半。1949年去香港，1985年死于日本。在香港时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作为参与了汪政权全过程的人，作者自道：
“我自信应该有资格写这一段沉痛的回忆，因为在这一个政权中，在党，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阶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又参加了汪政权台柱周佛海的最机密部份。
……
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为朋友们洗刷，为失败的政权文饰。我愿意凭了我的良知，就记忆中所留存的一点一滴，尽量忠实地，写出身亲目击的真相，作为后人的殷鉴与叹息！”
历史岂容叹息。汪政权的主角，当年为革命不惜身命的美少年，曾经国民政府的首脑，生前已经骂名满天下，死后终于焚尸扬灰。作者对此，无意也无力为之翻案。只是记下几处细节：
“我目击了汪氏于签订“协议书”时令人酸鼻的悲痛情形。
协议书的签字地点即在汪政府的所在地，汪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表政权在协议书上签字。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槌胸顿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员，也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悲，许多人的眼眶都红了。那时，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了，阿部已经缓缓地进来，立在汪氏旁边任翻译的周隆庠，低声向汪氏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说着，一面从上衣袋中取出小梳，为汪氏整理着一头乱发，一面用手帕为汪氏抹干了面部的泪痕。汪氏像瞿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这一幕动人的场面，十九年来，一直还在我梦境中出现。”
——《三五、汪精卫两行酸泪立阶前》
“类乎这样的情形太多了，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以作为对汪氏当时内心的说明。时期大概为民国三十二年，汪政权又一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方在中条山作战之后。许多“中委”们纷纷有照例的提案。依照会议惯例，也照例先交小组审查，许多都是官样文章，没有人注意到有任何特出的议案。会议开到第三天，已到了全部议案由小组审查完竣，提付大会通过的阶段。汪氏是当然主席，那天他步向主席台时，显得面色很难看，依了次序，有若干议案，已完全照小审组查意见通过了。下一案是“开封绥靖主任”胡毓坤所提的“拟请将中条山被俘渝军成立俘虏营案”，大会军事小组召集人是叶蓬，审查意见是：“拟请照提案内容予以通过。”原来抗战时的中条山一役，国军被日军俘获的达二三万人，日军就交给了汪政权处理，胡毓坤是直接办理这接收事宜的人，因此会有这样的提案提出。依当时汪政权表面的立场来讲，既与重庆形式上处于敌对的地位，被俘的士兵以之收容于俘虏营，好似并不足怪。而汪氏一取这提案到手，突然重重的把桌子一拍，厉声地说：“为了国家拼死作战的军人，日本人当他俘虏是必然的，他们抗战难道不是为了国家？我们也当他们为俘虏，这是何居心？胡毓坤荒谬！叶蓬胡涂！否决！否决！否决！”说完把提案重重一掷，珠泪又流满了双颊。全场竦然，心头有说不出的另一番滋味。”
——五一、《被汪亲自所否决的提案》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不仅详细记述了政权的始终，国内战场及太平洋战场的进展与背景，沪渝双方及日本方面的角力，战时南京上海一干名流的纸醉金迷，新闻战、特工战，等等。还记载了沦陷区民众的生活，如米粮棉纱管制的情形和政策的出台背景之类。内容浩瀚，资料充实，在研究汪政权的书中，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
金雄白也是最早把郑苹如谋刺丁默村事件公诸于世的。金雄白说：“汪政权的一幕，是时代的悲剧。而重庆与汪方的特工战，非但是悲剧中之悲剧，却又是悲剧中的滑稽剧。”三十年代末，汪政权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成立特工总部，从此，“七十六号”成为人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主持七十六号的两个高级特工李士群（一九零七年生）和丁默村（一九零三年生）早年曾是共产党，叛党后加入国民党，再投靠汪政权。李士群组建汪政权特工机关时，邀丁默村参加，丁大李四岁，特工经验丰富，但丁、李两人权斗不已。
一九三七年七月号（一百三十期）上海《良友》周报封面人物是个艳光照人但名不见经传的“郑女士”，不仅读者不知郑女士为何许人，即连编辑亦不清楚。杂志出版一个多月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调查统计室负责人陈宝骅（陈果夫、陈立夫的远房侄儿），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结识了正就读上海法政学院的郑苹如。陈宝骅想尽办法吸收郑女为国民党中统（另一特工系统为军统）特务，郑女终于答应，成为中统在敌伪地区最有价值的女特务。
郑苹如当时还不满二十岁（一九一八年生），她是浙江兰溪人。父亲郑钺，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老同盟会员，是于右任的好友；郑钺留日时与日本女子木村花子（后取中国名字郑华君）结婚，育有三女二子，郑苹如排行老二，上有一姊，下有两弟一妹。郑钺曾执教复旦大学，做过律师，历任江苏、山西和福建等地高等法院检察官，一九三八年兼任最高法院上海特区法庭检察官。
郑家于一九三五年年初搬进上海吕班路万宜坊八十八号（万宜坊即今重庆南路二零五弄），著名出版家邹韬奋亦住于此弄。郑苹如加入中统后，最早的任务是利用其流利日语以及日本关系搜集高层情报。郑苹如活跃而又能干，她首先获悉汪精卫即将投靠日本的情报。一九三八年八月，郑女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那里听到“汪氏将有异动”消息，立刻由她的直属上司嵇希宗电告重庆；同年十二月再急电重庆，但重庆方面未予重视。直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出走河内，发表“艳电”，重庆才意识到郑苹如的价值。
郑苹如工作积极，立功心切，她利用机会“勾引”正在上海的日相近卫的儿子近卫文隆，甚至动起绑架的念头。近卫文隆曾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失踪”四十八小时，日本特工军警大为紧张，原来是被郑苹如藏起来。此次失踪事件后，日本特工开始注意郑女的活动。中统亦在此时指派郑女与七十六号头子丁默村周旋。
金雄白说：“在汪政权中，太多醇酒妇人之辈，而‘七十六号’的特工首领丁默村，尤其是一个色中饿鬼，他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肺病已到了第三期，但壮阳药仍然是他为纵欲而不离身的法宝，他当年与女伶童芷苓的缱绻，早成公开秘密，而郑苹如间谍案，更是遐迩宣传。”丁默村曾任上海民光中学校长，而郑苹如曾就读该校，郑女即利用此“师生之谊”接近丁氏。一九三九年冬，中统急于铲除丁默村，下令郑女早日动手。一日，郑曾邀丁氏至她家小坐，中统特工准备动手，但座车驶至郑宅门前，丁氏婉拒上楼，失去良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默村在沪西朋友家吃饭，电邀郑苹如赴会。吃完饭，丁说要去虹口，晚上与周佛海和日本特务影佐祯昭有约。郑女与丁同车，在车上郑女突要求丁氏陪她去静安寺路与戈登路（今江宁路）的西伯利亚皮货店买一件皮大衣，算是送她的圣诞礼物。车到静安寺路一一三五号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口，丁陪郑进去，郑在挑大衣时，丁突将一叠钞票扔在柜台上说：“你挑吧，我有事先走。”立即从另一道门冲出去，奔向座车。在街上等候的中统特工没想到丁氏会这么快出来，丁氏冲进防弹车内，特务匆忙中向座车开枪，惜为时已晚。胡兰成说，丁氏是在进店内时看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心里起疑才立即打退堂鼓。
但是丁默村在一九四六年受审时表示，他和郑苹如是在进店内时，中统特工即先开枪，他快速闪躲后逃回防弹车。特务继续射击座车，但他安然无恙。中统特工在皮货店附近埋伏时，李士群的爪牙亦在旁伺机“助阵”，准备把丁干掉。因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张瑞京被李士群逮捕，泄露了中统谋刺丁默村的机密。
郑苹如胆大心不细，她打电话给丁氏表示“安慰”，丁氏发狠话说：“你算计我，马上来自首，否则杀你全家！”郑女急忙解释说她也被吓坏了，完全不知道有敌人行凶。丁氏假装相信，但已下决心抓她。皮货店事件后第三天，汪伪特工总部第三行动大队队长林之江率二十多名爪牙直扑沪西舞厅逮捕郑苹如。一说郑女驱车至七十六号找丁而被丁的亲信林之江抓起来。
据说丁默村并未想杀掉郑苹如，而是一群汪伪高级特工的妻子纷纷跑到七十六号“瞧瞧”郑苹如长得什么模样后，一致要求杀掉这个“妖精”。这群悍妻包括丁氏妻子赵慧敏、李士群之妻叶吉卿和吴世宝之妻佘爱珍（佘爱珍后在日本与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结婚），后来连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和周佛海之妻杨淑慧等一群“婆” 也都跑到七十六号去看落难的郑苹如。主张杀郑最力的是丁妻赵慧敏。郑女临难不屈，林之江（后逃至香港）在狱中多次企图污辱郑女而未达目的。一九四零年二月一个黑夜，林之江把郑女带至沪西中山路旁荒地开了三枪，郑苹如死时实岁才二十二岁。
丁默村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被军法庭判处死刑，七月五日处决。赵慧敏战后带了一个装满金条的皮包去郑家乞怜，遭郑家峻拒。李士群一九四三年九月被日本宪兵毒死于苏州。
郑苹如死后，其姊一九四二年病逝（所生女儿王蓓蓓后住台湾），其父一九四三年辞世。郑女的未婚夫是国府空军军官王汉勋，一九四四年牺牲于桂林；大弟郑海澄亦为国府空军军官，一九四四年死于重庆空战；二弟郑南阳是医生，一直住在上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移民美国，二零零三年去世。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妹妹郑静芝（天如）和妹婿舒鹤年（亦为空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迁居台湾。郑母一九六六年八十岁去世时，蒋介石曾颁“教忠有方”挽匾；妹妹郑静芝一直担任其父好友、国府监察院长于右任的秘书，后移民洛杉矶。
抗战胜利后，文学家郑振铎曾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出版的《周报》上以《一个女间谍》为题追悼郑苹如，他说：“为了祖国，她不止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遗憾的是，今天知道郑家一门忠烈和郑苹如舍身赴义事迹的人太少了，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