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永报道 如果没有意外，中超足球的第三次降薪将在不久之后实施，目前了解到的第三次降薪之后的标准是：国内球员顶薪税前300万人民币，外援税前200万欧元，目前尚不清楚奖金限额是否有所改变。

抛开情绪因素（国足惨败之后普通民众对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的不满），中超足球的第三次降薪其实是一柄双刃剑。

如何看待这个标准？

关于“中超第三次降薪”，首要的问题是，这个标准合理吗？

理论上来讲，这个标准其实是合理的，因为日本和韩国的球员工资一直都不高，而他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又是明显高于中国的，尤其是过去很长时间，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收入和能力严重不匹配，“高薪低能”其实是一个对于中国足球运动员而言很恰当的形容词。

即便如此降薪，球员工资下探到税后200万人民币，但优秀的球员还有奖金方面的加成，即便是奖金限额也缩水1/3，优秀的球员拿到100到200万奖金仍旧是可以实现的，如此顶薪球员收入其实可以达到税后300到400万人民币，而且，这还是严格按照限薪标准操作，不排除个别俱乐部有违规操作或者钻漏洞的可能性。

根据2020年重点城市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5个城市平均工资在10万人民币以上，其中北京16万 ，上海14万 ，深圳、广州13万 ，杭州12万 ，天津11万 ，济南和成都10万 。在这种情况下，顶级球员收入仍旧可以达到部分大城市非私营单位平均公司的20到30倍左右，不能说高，也不算低。

问题是落差和预期

但“中超第三次降薪”仍旧有不少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球员落差太大，毕竟在前几年，中超顶级球员的收入可以达到税后2000万人民币，很多非顶级的中超主力也在税后500到1000万人民币之间。落差一方面对现役球员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对青训产生影响。

对青训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家长预期，众所周知，中国过去四十多年快速发展，家长望子成龙是普遍的社会心态，中国足球连续降薪很可能也会让青训家长心存疑虑。

其实，“中超第三次降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此次降薪行为，有消息显示部分俱乐部也参与其中，积极向足协申请降薪，以此降低投入，有俱乐部甚至提出，不但要降薪，而且此前签订的合同都作废，直接重新按照新的规定签订合同。

这是一种公然违背契约精神甚至公然违背《合同法》的行为和做法（实际上很多俱乐部已经这么干了），这才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当然，足协也可能有自身的考虑，那便是降薪可以促进留洋，但是，你首先要有有能力留洋的球员才行。更重要的是，你还要堵住漏洞才可以：足协在降薪之后很可能继续保留商业赞助的后门，我们坚决支持任何正常的商业赞助，但打着商业赞助的幌子投机取巧就不对了，在这一点上，中国足协应该对相关合同进行公示或者接受权威部门监督。

限顶薪，也要限最低薪

必须要说明的是，目前中国足球的各项政策仍旧以保护俱乐部利益为主，反而漠视球员利益，尤其是绝大多数中小俱乐部和低级别俱乐部的球员利益，根本得不到保护，所以，降薪可以，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希望中国足协能够拿出更多的的办法，切实保护球员利益。在此，记者也有如下建议抛砖引玉：

其一，严控欠薪，建议1年之后全面收紧准入审查，欠薪必须零容忍，欠薪的俱乐部算什么职业俱乐部？欠薪的联赛算什么职业联赛？

其二，既然足协调控了，那么限薪要根据国民收入、工资水平的增长而适时调整。

其三，既然有限高薪，那也应该出台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最低薪酬标准，考虑到职业球员的职业寿命只有10到15年，建议职业联赛非年轻球员最低薪资不低于年薪20万人民币，当然可以设定一些条件，比如年轻球员在21岁或者23岁之前可以适当调低标准。

一个健康的联赛，要为俱乐部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比如更多的商业权限），也要严格保护球员的利益，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