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我们就做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重返了国际政治舞台。

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国力尚不够强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一些提案投票时只能无奈的选择“弃权”，甚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还被《纽约时报》嘲笑为“弃权票先生”。

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就在1981年选举第五任联合国秘书长时，中国政府一反常态，连续16轮动用“一票否决权”，逼得当时的两位竞选者都退出了角逐，最终由来自秘鲁的德奎利亚尔当选。

让整个国际社会大声惊呼：“中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对话活跃的外交阶段。”

中国重回联合国之路

在回顾1981年这次我们罕见的连续动用“一票否决权”事件前，还是有必要先梳理一下中国重回联合国的历史脉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就连英国、法国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被折磨的半死不活，当然中国也是遍体鳞伤。

为了抗击外族侵略，英勇的中国人民在极度落后的不利情况下，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赴死的决心，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将侵略者赶出了家园。

但是战后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反思，如果所有的主权国家能够建立一个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有意见、有分歧、有矛盾时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沟通、表决，就可以更大限度的避免战争，就在这样的诉求下，联合国于1945年10月24日应运而生。

作为二战中的五大战胜国，英、法、美、苏、中成为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五常”。

这五国也就是联合国的最高首脑国，都具有“一票否决权”，而当时联合国里的“中国”指的还是“中华民国”。

到了1949年10月1日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及他的反动军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民赶到了台湾苟延残喘。

此时的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联合国一直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一切投票表决还是以“中华民国”为准。

其实美国的用意很明显，蒋介石自然要听“美国老板”的话，英、法也是和他“同舟共济”，也就是说“五常”里美国基本控制了四个。

也正是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美国一直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为一旦我们取代国民政府进入“五常”，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必然会打破美国的绝对优势局面。

所以说，在美国的恶意扰乱下，其实我们在联合国席位这个问题上是当了22年的“黑户”。

但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地努力和各方斡旋，1971年10月25日，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表决中，关于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案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顺利通过，我们争取了二十多年的“公道”终于到来了。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五常”的身份回归联合国后，对国际局势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之所以会先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就是因为它与后来的“连续一票否决事件”有着莫大的关系。

当初美国为了给中国设置障碍，十分霸道的规定，如果我们想要回到联合国，就必须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认可。

在各种威逼利诱下，很多国家都不愿意得罪美国，自然不敢投赞成票，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拖了那么久的原因。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援助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支持，其中与中国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非洲国家。

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非洲人民一直饱受战乱、殖民等因素的侵扰，国力十分贫弱，饥荒时有发生。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中国政府为了帮助非洲兄弟脱离贫困，首先帮助他们的就是修建铁路，这条铁路的起点则是东非大国坦桑尼亚。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关系自然是亲密无间。大量的中国工程人员来到这里，帮助他们修建铁路、体育馆、学校、医院等一系列基础设施。

当然作为“礼尚往来”，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中，非洲各国也大都站在中国一方，尤其是坦桑尼亚的代表萨利姆在看到最终投票结果时，开心的手舞足蹈，与在场的人一起欢庆这历史性的一刻。

十年之后的1981年，正是这位来自非洲大地的萨利姆与来自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一职。

由此我们也就搞清楚了，为什么中国当时一反常态，竟然连续动用16轮“一票否决权”来帮助萨利姆。

中国人自古就讲究“知恩图报”，当年非洲兄弟在中国重回联合国的事情上帮了关键的一把，那么当萨利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时，做为“五常”之一的中国，必然鼎力相助。

中国人民的两位“老朋友”

其实1981年瓦尔德海姆参选时的身份就是第四届联合国秘书长，希望连任的他将面对来自非洲的萨利姆强有力的竞争。

但有意思的是，参选的这两位候选人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对中国政府也都是十分友好。

在这种“手心手背都是肉”情况下，中国到底该怎么处理这看似棘手的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先来了解下这两位与中国政府渊源颇深的竞选者。

瓦尔德海姆是1971年12月当选的联合国秘书长之职，而中国政府是这一年10月刚刚恢复的合法席位，那么也就是说，他的当选是首先要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常”一致认可的。

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在竞选秘书长一职的时候，票多者居之，但前提是没有常任理事国投出反对票。

当时的情况是，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当然是支持瓦尔德海姆的，苏联虽然没有明确支持但是也不反对，那么所有的眼光就都集中在了刚刚“回家”的中国身上。

最初中国政府的立场比较明确，由于第一、二任的秘书长都是欧洲人，第三任为亚洲人，第四任再次选欧洲人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如果中国真的投出了反对票，那么瓦尔德海姆肯定是无望当选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奥地利驻中国大使塔尔贝尔格赶紧联系了中国政府，并且亲自面见了周恩来总理，这位驻华大使十分谨慎的向中方表达了他的来意——希望中国可以支持瓦尔德海姆当选。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如此谦卑、如此谨小慎微还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奥地利驻华大使一再表示，未来两国将持续保持友好关系，瓦尔德海姆也会在联合国的未来事务中更多“顾及”中国的感受。

于是在中国政府的“认可”下，瓦尔德海姆如愿以偿地坐上了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

当然之后他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先后五次访华，态度十分明确和友好。

而且之所以中国政府与他的感情如此深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时，瓦尔德海姆力排众议，在联合国总部为这位世纪伟人降半旗长达一周。

1981年时，瓦尔德海姆已经任职10年，在此期间他兢兢业业，面对“黎以危机”、“德黑兰危机”、“南北对话”、“非洲问题”、“苏阿战争”等等一系列让人头疼不已的问题，都能够亲临一线，以卓绝的政治智慧斡旋其中，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世界的和平。

然而当他信心满满地准备继续竞选连任时，一匹“黑马”横空出世，那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来自坦桑尼亚的萨利姆。

时年只有39岁的萨利姆是一位头脑清醒而且极富热情的政治家，此人一生都在致力于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

虽然比较年轻，但是他却能清楚地意识到，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发展想要靠西方发达国家那纯属天方夜谭。

那些西方大国来到非洲，更多的只是索取和掠夺，真正在这片古老大地上帮助非洲人民的只有中国政府。

中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修建了一条条铁路、一座座学校和医院，而且还给非洲人民提供了大量的医药、粮食和基本生活用品。

亲身经历了这些的萨利姆对中国自然是十分友好，关系也相当亲密，再加上早年曾担任驻华大使的经历，所以他在此次竞选中得到中国的力挺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萨利姆与我们的交情可以说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几十年间他为了中非之间的友好合作不停地奔走，并且用实际行动在回应着中国的无私援助。

就在2019年，年近八十岁的萨利姆还获得了我国颁发的“友谊勋章”，以此来彰显中非的兄弟情谊。

就是这样两位中国的“老朋友”，在1981年的联合国竞选中不期而遇，而此时不仅是这二人，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中国的态度上，到底鹿死谁手，中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不是“你不好”，而是“他更好”

之所以此时中国的态度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五常”中的其他四国都比较认可瓦尔德海姆，按照他自己的判断，只要中国不投反对票，那连任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当然瓦尔德海姆对于自己与中国政府的“交情”也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他在任期内比较偏向于中国，也做了许多前几任秘书长都没有做到的友好举动，中国应该没有理由会不同意。

但是自我感觉“胜券在握”的瓦尔德海姆并不知道，中国政府有更加深远的考虑，这次的选举“于情于理”都不能再支持他了。

一场史无前例的“竞选大戏”就这样悄悄拉开了序幕，此时各国的驻联合国代表们肯定没有想到，一直不温不火的中国这次将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冲击。

我们首先要来分析一下，中国这次为什么要强力支持萨利姆，既然是“于情于理”，那就要搞清楚这个情理的出发点。

这次中国考虑的“情”很好理解，自然就是回报当初中国重返联合国时，非洲兄弟们出力的“人情”。

我们都知道，其实联合国也是帮派林立，绝非铁板一块的，无非就是谁的话语权更大一些。

但毕竟这个大家共同认可的国际组织还有他的规矩在，就算再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纯粹地耍蛮横，总还是要投票表决的。

虽然当初美国为了不让中国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设置了重重障碍，但也不能就用一句“不允许”就搪塞过去。

由于自信能够控制绝大多数的国家态度，美国提出一个规定，如果中国想重回联合国，该提案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才能通过。

对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说，就算有苏联的支持，再加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及同情中国的都算上，也达不到这个要求，更何况还有美国对那些保持中立的国家进行威逼利诱。

所以说为了获得提案的通过，每一票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就是在这种极度不利的情况下，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让那些原本摇摆不定的国家慢慢都站到了中国一边。

1971年128个国家投票时，有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其中的赞成票里，非洲贡献了26票，也是各大洲中赞成票数最多的。如此情分中国政府必然要有所回报，所以于“情”，非洲兄弟萨利姆竞选，我们当然要支持。

当然瓦尔德海姆的祖国奥地利在那次投票中也投出了赞成票，但是相比之下的“分量”还是非洲更胜一筹。

虽说人情要还，但是中国这次考虑更多的还是一个“理”字。

大家应该还记得，1971年瓦尔德海姆第一次参选时，中国就曾经考虑过不希望再由欧洲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而是推举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家参与进来，只不过当时没有合适的候选者。

后来是因为奥地利政府出面斡旋，中方才投出了赞成票。

虽然瓦尔德海姆在任期间也在非洲问题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毕竟他不是感同身受，不能真正理解非洲人民当时经历了什么，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乱哄哄的“劝架”上。

这次的机会正好，只有支持第三世界的政治家成为联合国秘书长，全世界才能听到我们要求平等发展的声音。

所以说中国这次的做法是“出于情理”，客观地说这里面“情占三分，理占七成”，出于这样的周全考虑，中国必然要想方设法推举萨利姆。

但如此一来首当其冲坐不住的就是美国，他当然不希望这样的结果，一个奥地利人总比一个非洲人让他更觉得“踏实”，就这样一场极为罕见的“一票否决权”大战开始了。

大国博弈，寸步不让

在这次选举中，双方不论获得了多少赞成票，只要“五常”之一对其投出反对票，也就是“一票否决”，那就肯定是不能通过的。

1981年10月27日第一轮投票开始，信心满满的瓦尔德海姆和年轻气盛的萨利姆都遭到了“一票否决”，不用说这自然分别来自中国和美国。

起初各国还没有太在意这个情况，但是随着后来的发展，大家都感觉出不对劲了，因为此后的8轮投票都是同样的结果。

虽然投票是不记名的，但是这些敏锐的政治家们很快就猜到了，这场选举其实就是中美两国“杠上了”。

此时恼羞成怒的美国大发牢骚，甚至四处鼓吹“中国就是装装样子，早晚会妥协的”，安理会成员国以及所有人都狐疑不定，不知道最后这件事要怎么收场。

当这个情况传回到千里之外的中国时，邓小平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中国现在妥协，那就真的成了不够朋友、装样子了，所以我们必须力挺非洲，一否到底！”

就这样，历时21天的16轮投票，中国都动用了“一票否决权”，全世界为之侧目，整个选举陷入了僵局。

安理会为了能够打破这个局面，暂停了投票，并且提出了两个相对折中的方案：要么让瓦尔德海姆继续延长一年任期，到时再另行投票；要么就让这两人轮值共享5年的任期。言外之意也就是大家各退一步，都冷静一下。

谁曾想向来崇尚“中庸之道”的中国这次却一反常态，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邓小平指示中方代表凌青：“无论什么时候，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支持态度都不会改变”。

最后无可奈何的安理会又提出了第三个方案：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都退出本次竞选，安理会通过票选方式重新产生候选人。

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所有人都觉得这可能是唯一的“破冰之法”，于是新的选举开始了。

很快就有9人入围，这些候选人都有一个相同之处：均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由此就可以看出，在这场不见硝烟但火药味十足的对决中，中国更胜一筹。

最终来自秘鲁的德奎利亚尔成功当选，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这位后来居上的“幸运儿”郑重承诺，自己将永远不会忘记发展中国家，必定为其争取更多平等发展的权利和机会，第三世界国家一片沸腾。

后来德奎利亚尔也确实在任期内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更多的机会，为维护世界和平、平等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可以说如果这次不是中国的强硬态度，那些发达国家还会继续保持高高在上的态度，对第三世界不闻不问。

表面上这次的事情只是一场激烈的竞选，但实质上就是相对弱小的第三世界向傲慢的发达国家发出的怒吼，如此振聋发聩的声音让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西方政客们看到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的强烈诉求。

也许这正是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天道循环”，当初第三世界国家帮助中国重返联合国成为“五常”之一，十年之后中国则以“连续十六否”的方式，代表所有发展中国家争取应有的权利。

其实直到今天，中美两国的“交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一次次的磨练与斗争中，我们的国家越发强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及话语权空前强大。

如今的中国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以及各国平等的发展一直不懈努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曾经那些轻视我们的西方势力也早已收起了他们的傲慢，纷纷寻求与中国和平发展的机会。

回顾伟大祖国这几十年的砥砺前行，真的就像毛主席诗词中说的那样：“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