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画家(怎样理解画家可以称之为画家？)
游泳技巧 2022-11-27 16:37www.1689878.com游泳池
【传媒画家类话题】
画家之所以可以称画家，是因为其在绘画创作、画种画派代表人物、绘画理论、绘画教学、绘画国际交流传播⋯⋯等等，都有探索甚至建树，非如此难担当成千上万绘画名家中被人所“最喜欢”那一个。我最喜欢的画家是谁？就是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著名版画家、美术教育家江丰。家严李又然称，终其一生尤其在革命队伍中，有两个最老又最好的朋友：一个是艾青，一个是江丰；艾青、江丰二人也如是说。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江丰创作的三幅木刻，《回忆》《审判》《开荒》，成为印证三个人一生的三部曲，即命运交响曲。
我向老家慈溪作家方向明透露——“上世纪30年代的李又然（江丰刚出狱被李又然掩护在慈溪）一起推广世界语，慈溪是世界语在中国最早推广的县域。”他说：“第六封信写于慈溪，这个很有意义。您父亲与江丰一起在慈溪推广世界语，第一次听到，同样珍贵。”我说：“是我表哥叶琪冠（快100岁），在上海写信告诉我的，李又然、江丰带他（叶琪冠）去鸣鹤等乡间推广世界语。江丰的木刻多来自速写，还在慈溪教过叶琪冠木刻。李又然到延安第一个职务即中国世界语者协会延安分会执行委员兼宣传部主任，为白求恩一行将陕甘宁边区汉语介绍译成法语和世界语。”
江丰木刻：《回忆》
《回忆》——上海一·二八；“我比艾青晚半年回国”，为什么？李又然向罗曼·罗兰求救时说：“父亲的家业被炸毁了⋯⋯”《审判》——反战反被判；受审者抗争着，背影就是艾青，被难友江丰速写刻画出来，被狱外李又然以《慢性的死刑》写出来。《开荒》——延安大生产；三个朋友也是战友，齐聚延安窑洞城，写诗、著文、译作、绘画，同时也劳动，被严格审查过。以上，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至40年代中期，即对于三个人来说，构成“沪上记忆”及至“坪上记录”律动——青春祭。
终于，三个人从东北、华北，会师北平，欢庆胜利；不料，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惨烈“澡雪纪实”发生。从1957年到1979年，整二十二年，诗不能写、文不能译、画不能作，诗人、作家、画家，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直到73岁和69岁时，三个人才回到党里，过上公民生活，百米冲刺般创作，最终死在创作中——在72岁、78岁、86岁。《回忆》《审判》《开荒》三幅木刻，“沪上记忆”“坪上记录”——青春祭；“澡雪纪实”——最大的反动只在于如此这般草菅人命。
江丰木刻：《审判》
江丰印象：黑白木刻画的背面
1979年3月的一天，我这么多年第一次回北京，父亲李又然要我陪他从翠微路上西单去。他几乎已经不能走路了，手拄拐杖，支撑着身体得以站立，而双膝僵硬得不能弯曲，只靠双脚交替着在地面上磨蹭缓慢前行。我只知道，他要洗澡和理发，他甚至每天都想洗澡和理发；又很想，和我在全聚德烤鸭店或鸿宾楼饭庄用一次午餐，以表示我们父子阔别十三年后——终于重逢的无限感动。正是这一天，年逾古稀的他，整整那一天都几乎事事依从了我，唯独临近至傍晚，却执意不想回家。他用手杖直指复兴门内大街，要我搀扶着他，向那里快些走；当然，那很短的一段路，我们走起来也极为不容易。我甚至担心天黑了再回不去家。
直到走进一个临街的小院，不大的门楼贴正房西端，我们父子终于进去。这时，父亲已经筋疲力尽⋯⋯我纳闷着，他也不理，踉踉跄跄地带我直奔正房。刚踏上两三级磨损的青砖的台阶，他的额头就已经猛地一下子顶住屋门的薄薄的玻璃，而将身体重心也由脑门完全倾注到屋门上⋯⋯他气喘吁吁地简直一时难以缓解这一天所耗费的辛劳。这是一个狭小的四合院。我们父子当时，进得小院门楼左转，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那屋门的玻璃确是薄薄的，那种常见的平房向外开的门及门框也未必结实，却被我父亲李又然用额头完全顶住了，开不开；透过玻璃，我看见屋内有一位老人急切万分，推不开也不敢硬推开门，毫无办法迎接我们父子进屋。
外边稍一缓手，开门进屋，还未及落座，父亲则气喘嘘嘘地对我说：“这是江丰叔叔！”而江丰叔叔竟先问我道：“你从哈尔滨来？”这使我心中顿时热乎滋润起来，一时没有了刚才屋外春寒料峭干冷侵蚀的感觉，同时获得一个明晰印象，江丰叔叔，乍看像个质朴的农民，细瞧又好似威风凛凛的红脸膛的大将军。“江丰是我在革命队伍中第二个最老的朋友。江丰第一次与艾青同一时间被捕，也被羁押在上海第二特区法院看守所里。艾青离开那个看守所以后，我开始和江丰通信。江丰出狱之后，和我经常在一起。”1975年，父亲李又然专为我而写的《又然自传》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我脑子里浮现出这段话。
江丰叔叔的上海口音太浓太重了，开始几句问我从哪儿来、在做什么的寒暄话倒听得懂；当时在场还有一位客人，显然不熟悉文艺界或文学界，江丰叔叔介绍说：“李又然同志是搞文字工作的⋯⋯”父亲李又然和江丰叔叔，再说了一些其他什么话，我真听不懂了。我只联想到，如此的画面，也就是父亲李又然、江丰叔叔——几位上海和延安时代的老朋友，他们年轻时在一起的画面与对话⋯⋯而以上这情境，都是在江丰家；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江丰叔叔红红的面庞，身体不错，还会领导全国美术工作十几年吧⋯⋯对了，他怎么知道我在哈尔滨呢？”
父亲缓缓地回答我说：“当然是我对他讲过的，也许写信提到过，总之忘记是什么时间讲的或写信说的，但子女的情况他应该能记得。”是的，有关我父亲的大事小事，江丰叔叔都记得。江丰——我父亲李又然在上海，写信向鲁迅为狱中战友借书的几位请托人之一、从事左翼革命文化活动的直接联系人之一；我父亲李又然在延安，无候补期重新入党的两位介绍人之一。这些事，都是我这次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李又然一点一点告诉我的！恰似黑白木刻画的背面——虽然只是一块平板，却有很多画面的草稿、构图、人像、景致，可以画上去！
江丰木刻：《开荒》
【传媒画家类话题】
画家之所以可以称画家，是因为其在绘画创作、画种画派代表人物、绘画理论、绘画教学、绘画国际交流传播⋯⋯等等，都有探索甚至建树，非如此难担当成千上万绘画名家中被人所“最喜欢”那一个。我最喜欢的画家是谁？就是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著名版画家、美术教育家江丰。家严李又然称，终其一生尤其在革命队伍中，有两个最老又最好的朋友：一个是艾青，一个是江丰；艾青、江丰二人也如是说。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江丰创作的三幅木刻，《回忆》《审判》《开荒》，成为印证三个人一生的三部曲，即命运交响曲。
我向老家慈溪作家方向明透露——“上世纪30年代的李又然（江丰刚出狱被李又然掩护在慈溪）一起推广世界语，慈溪是世界语在中国最早推广的县域。”他说：“第六封信写于慈溪，这个很有意义。您父亲与江丰一起在慈溪推广世界语，第一次听到，同样珍贵。”我说：“是我表哥叶琪冠（快100岁），在上海写信告诉我的，李又然、江丰带他（叶琪冠）去鸣鹤等乡间推广世界语。江丰的木刻多来自速写，还在慈溪教过叶琪冠木刻。李又然到延安第一个职务即中国世界语者协会延安分会执行委员兼宣传部主任，为白求恩一行将陕甘宁边区汉语介绍译成法语和世界语。”
江丰木刻：《回忆》
《回忆》——上海一·二八；“我比艾青晚半年回国”，为什么？李又然向罗曼·罗兰求救时说：“父亲的家业被炸毁了⋯⋯”《审判》——反战反被判；受审者抗争着，背影就是艾青，被难友江丰速写刻画出来，被狱外李又然以《慢性的死刑》写出来。《开荒》——延安大生产；三个朋友也是战友，齐聚延安窑洞城，写诗、著文、译作、绘画，同时也劳动，被严格审查过。以上，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至40年代中期，即对于三个人来说，构成“沪上记忆”及至“坪上记录”律动——青春祭。
终于，三个人从东北、华北，会师北平，欢庆胜利；不料，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惨烈“澡雪纪实”发生。从1957年到1979年，整二十二年，诗不能写、文不能译、画不能作，诗人、作家、画家，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直到73岁和69岁时，三个人才回到党里，过上公民生活，百米冲刺般创作，最终死在创作中——在72岁、78岁、86岁。《回忆》《审判》《开荒》三幅木刻，“沪上记忆”“坪上记录”——青春祭；“澡雪纪实”——最大的反动只在于如此这般草菅人命。
江丰木刻：《审判》
江丰印象：黑白木刻画的背面
1979年3月的一天，我这么多年第一次回北京，父亲李又然要我陪他从翠微路上西单去。他几乎已经不能走路了，手拄拐杖，支撑着身体得以站立，而双膝僵硬得不能弯曲，只靠双脚交替着在地面上磨蹭缓慢前行。我只知道，他要洗澡和理发，他甚至每天都想洗澡和理发；又很想，和我在全聚德烤鸭店或鸿宾楼饭庄用一次午餐，以表示我们父子阔别十三年后——终于重逢的无限感动。正是这一天，年逾古稀的他，整整那一天都几乎事事依从了我，唯独临近至傍晚，却执意不想回家。他用手杖直指复兴门内大街，要我搀扶着他，向那里快些走；当然，那很短的一段路，我们走起来也极为不容易。我甚至担心天黑了再回不去家。
直到走进一个临街的小院，不大的门楼贴正房西端，我们父子终于进去。这时，父亲已经筋疲力尽⋯⋯我纳闷着，他也不理，踉踉跄跄地带我直奔正房。刚踏上两三级磨损的青砖的台阶，他的额头就已经猛地一下子顶住屋门的薄薄的玻璃，而将身体重心也由脑门完全倾注到屋门上⋯⋯他气喘吁吁地简直一时难以缓解这一天所耗费的辛劳。这是一个狭小的四合院。我们父子当时，进得小院门楼左转，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那屋门的玻璃确是薄薄的，那种常见的平房向外开的门及门框也未必结实，却被我父亲李又然用额头完全顶住了，开不开；透过玻璃，我看见屋内有一位老人急切万分，推不开也不敢硬推开门，毫无办法迎接我们父子进屋。
外边稍一缓手，开门进屋，还未及落座，父亲则气喘嘘嘘地对我说：“这是江丰叔叔！”而江丰叔叔竟先问我道：“你从哈尔滨来？”这使我心中顿时热乎滋润起来，一时没有了刚才屋外春寒料峭干冷侵蚀的感觉，同时获得一个明晰印象，江丰叔叔，乍看像个质朴的农民，细瞧又好似威风凛凛的红脸膛的大将军。“江丰是我在革命队伍中第二个最老的朋友。江丰第一次与艾青同一时间被捕，也被羁押在上海第二特区法院看守所里。艾青离开那个看守所以后，我开始和江丰通信。江丰出狱之后，和我经常在一起。”1975年，父亲李又然专为我而写的《又然自传》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我脑子里浮现出这段话。
江丰叔叔的上海口音太浓太重了，开始几句问我从哪儿来、在做什么的寒暄话倒听得懂；当时在场还有一位客人，显然不熟悉文艺界或文学界，江丰叔叔介绍说：“李又然同志是搞文字工作的⋯⋯”父亲李又然和江丰叔叔，再说了一些其他什么话，我真听不懂了。我只联想到，如此的画面，也就是父亲李又然、江丰叔叔——几位上海和延安时代的老朋友，他们年轻时在一起的画面与对话⋯⋯而以上这情境，都是在江丰家；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江丰叔叔红红的面庞，身体不错，还会领导全国美术工作十几年吧⋯⋯对了，他怎么知道我在哈尔滨呢？”
父亲缓缓地回答我说：“当然是我对他讲过的，也许写信提到过，总之忘记是什么时间讲的或写信说的，但子女的情况他应该能记得。”是的，有关我父亲的大事小事，江丰叔叔都记得。江丰——我父亲李又然在上海，写信向鲁迅为狱中战友借书的几位请托人之一、从事左翼革命文化活动的直接联系人之一；我父亲李又然在延安，无候补期重新入党的两位介绍人之一。这些事，都是我这次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李又然一点一点告诉我的！恰似黑白木刻画的背面——虽然只是一块平板，却有很多画面的草稿、构图、人像、景致，可以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