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足球家视频(中国“金元足球”十年幻影：18支

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渐荒，休息座位前枯叶散落。 （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图）

七岁开始接触足球，十七岁成为职业球员，踢了十年职业联赛的马栋梁第一次失业了。

2021年4月24日晚间，中国足球甲级联赛开幕。淄蹴鞠0:4负于浙江队。

早在2020年，因投资人陷入资金泥淖，球队运转难以为继，体育局开始托管淄蹴鞠。困境之下，球员们依旧表现出色，将淄蹴鞠从中乙冲入中甲。

但中甲的开幕赛，马栋梁却是在1800多公里外河北沧州的家中看完的。新赛季的比赛，不再有他和队友们的身影。“就像胜利果实被别人窃取了”。

2021年年初，球队找到了新的投资人。3月26日，原来的球队总经理给马栋梁等人打了电话，“新赛季不给原球员报名中甲，大家自行寻找球队。”

4月10日，也就是球员截止注册中甲的前两天，新投资方联系马栋梁来成都商量留队事宜，他连夜从昆明开车赶去。截止注册的当天下午，马栋梁见到了新的投资方老板。对方要求大幅度降薪，最多只能给到每月1万元。

2019年，马栋梁和淄蹴鞠签订了一份四年的长约，每月工资5万元，如果球队升入中甲，工资会有一定幅度提升。

谈到下午五点多，双方并未达成共识，他还错过了球员截止注册的时限。跟马栋梁一样，其他所有的原队员都没能留队。

为了赶上球员注册截止日期，在新赛季踢上比赛，马栋梁的很多前队友都选择和球队签一份“无薪资纠纷”或“无工作关系”的协议，换取一个“自由身”证明，加盟其他球队。

马栋梁的失业并非孤例。

近两三年，中国很多足球职业联赛俱乐部都遭遇了运营危机。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今，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职业联赛中，共有18支球队暂停运营或解散。目前三级联赛的球队共有57支。

从2010到2020，中国足球俱乐部经历了荣衰十年。图为2021年中超联赛赛场。（IC Photo/图）

中超冠军“顶点爆雷”

近两年，在离开职业联赛的俱乐部中，最知名的是上赛季中超冠军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现名江苏队，以下俱乐部名称均为改名前名称）。

2021年3月，苏宁足球俱乐部宣布暂停运营。一百多天前，他们刚刚捧起球队历史上第一个中超冠军。

4月中旬，南方周末记者来到江苏苏宁队位于南京徐庄的训练基地。基地内，原有的两块球场已不再维护，长起了高高的杂草，枯叶也无人打扫。场边的替补席座位，已经积满灰尘。

现在回想起来，在江苏苏宁及其前身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李志都觉得不可思议。

春节过后，球队原计划在年初六归队训练，但管理层迟迟没有通知球员和工作人员归队。“球队通知大家继续在家等，没有恢复训练，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2月28日，俱乐部宣布停止运营后，李志和部分球员还抱有希望，期待转机。直至一个月后，中国足协公布职业联赛准入名单，没有江苏苏宁的名字，球队彻底丧失了职业联赛准入资格。

这意味着俱乐部需要从业余联赛打起才能进职业联赛，并且需要通过一级一级联赛晋级才能回到中超。资深足球媒体人白国华向南方周末记者做了个比喻“丧失准入资格，不是‘留级’，而是‘退学’。”

2020年，李志就发现俱乐部开始缺钱了。当年球队专门的洗衣工被解雇了，而他一年工资才三四万元。“这么一个大企业，这点钱都出不了，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早在2000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志就进入了江苏苏宁前身江苏舜天足球俱乐部从事行政工作。

二十几年间，投资人不断更迭，但球队一直在运作。李志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球队之前也碰到过经营困难，但都找到了新的投资人，“没想到这一次直接没了”。

俱乐部暂停运营后，球员和工作人员开始陆续寻找下家，但球队却未结清工资和奖金。为了拿到劳动赔偿和2020年的奖金，李志和其他八名球队工作人员联合起来申请劳动仲裁。

负责这起劳动仲裁的律师徐旭东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9个人被拖欠的工资加奖金大概三百多万元，已经有5个人和苏宁方面达成了和解。“有两个苏宁球员和我也联系过，去年的部分工资和肖像权使用费一直没给。”

目前李志还未与江苏苏宁达成和解。新赛季开始后，他离开南京，在一家北方的足球俱乐部找到了工作。

针对欠薪等问题，南方周末记者致电苏宁集团，对方表示暂时不方便回应。

最近两年，球队劳资纠纷频繁发生。内蒙古中优、北体大、淄蹴鞠等多家足球俱乐部球员就曾在社交媒体公开“讨薪”。

一位接近北体大足球俱乐部管理层的受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21年2月开始，为了减少开支，股东决定球员降薪，此前工资最高在380万元左右的四五名球员降到100万元，尽管几名球员尚在合同期内。

4月中旬，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现名江苏队）的训练基地，球场边的海报开始脱落。（南方周末记者吴超/图）

球员失业潮

大量职业联赛球队暂停或解散，带来了球员的失业潮。

南京人朱艺在微有六百多万粉丝，是德国转会市场网站（Transfer Market）的中国区管理员，网站记录全球各地区的转会情况。

2021年3月4日晚上10点，朱艺发了一条微鉴于现在球员和教练的就业形势，年满16岁的职业联赛球员及教练可发送简历和资料。经过核实，他会免费帮助制作Transfer Market网站的个人资料页面，方便球员再找工作，也丰富了网站数据。

当晚，朱艺的邮箱里就收到了两百多封邮件。朱艺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非常意外。还有耳熟能详，甚至踢过国奥队和留过洋的球员。”

朱艺每天忙完工作和家里的事，晚上11点后才能空出时间。数据繁琐，一个晚上少的时候只能做四五份简历。长期熬夜，他的黑眼圈和眼袋很明显。

为了核实球员递交的数据，他要和转会网站的数据库进行比对。球员的技战术特点，还要去翻看录像，“一个球员在资料写左右脚都擅长，就得去翻视频资料，比如罚球的时候都是用哪只脚，是不是真的擅长。”

球员找到工作后，会给朱艺发邮件，表示感谢。在接受采访前一天，刚好有一名球员签约了一家中甲俱乐部，向朱艺发来了感谢邮件。谈到这里，朱艺咧开嘴，笑了起来。

俱乐部出现解散潮，剩下的球队没法完全消化溢出的球员，于是有了更多议价权。为了不中断职业生涯，留下来的球员往往面临大幅度降薪。

例如马栋梁的前队友杜禹辛选择与球队签下“无工作关系”的文件离开，压哨加盟了一家中乙俱乐部，但降薪幅度超过了60%。

王骞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职业联赛足球俱乐部工作，十几年间担任过多个俱乐部的高管，如今是一家中乙俱乐部的总经理。

新赛季开始前，有多个二十几岁的球员找到王骞，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但听了收入后，便断了联系。王骞也理解，“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一个月挣三五千块钱，还不如去做其他的。”

27岁的马栋梁如今失业在家，为了保持状态，他每周都会去健身四五次，保证一定的体能和力量练习。

他忧心，“球员踢到二十八九了，暂停一下，一年没有比赛数据，明年再去找球队，甚至延续职业生涯都成问题。”

训练场地的球门位置，因没有修缮，附近长满了各种杂草。（南方周末记者吴超 /图）

“金元足球”十年膨胀

与如今足球俱乐部落寞的光景不同，几年前，中超俱乐部还频繁从国外引进大牌外援，“标王”频出，转会费动辄上亿。

多位业内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回顾这一轮中国足球的繁荣与落寞，起点都落在了2010年。当时，恒大集团收购原广药队，改名广州恒大，开始大规模投资足球。

王骞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08年左右，他正在一家中甲俱乐部工作，当时球队一年的运营经费才一千多万元，恒大一进入中甲，一场比赛的赢球奖就在三百万元左右。

2010年，恒大以350万美元转会费签下巴西外援穆里奇，创造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成立后的转会费纪录。

朱艺解释，以前中国俱乐部买人，都是经纪人把各个合同到期的外援的简历一起拿过来，球队挑选。“这叫经纪人上什么菜，我吃什么菜。恒大是第一个自己学会点菜的，我派个球探到巴西，去找球员。”

通过重金聘请外援和国外教练，恒大的成绩快速提升。2011年升入中超，恒大便拿下联赛冠军。随后，恒大在中超赛场拿下七个冠军，两次夺得亚冠冠军。

也就在这时，“金元足球”在中国拉开序幕。所谓金元足球，就是通过投入大量资金，短时间内提升球队水平的一种发展方式。

“其他企业也开始效仿恒大斥巨资夺冠、扩大企业影响力的方式。”一位资深足球俱乐部高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5年开始，多家球队加入“军备竞赛”，直接推升了球员身价和俱乐部运营费用。

根据国际足联发布的2016年全球转会市场报告，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转会费已由2013年的2780万美元攀升至2016年的4.513亿美元，超出亚足联其余会员国总和的344.4%，位列世界第五。

孙彬从事足球经纪人工作已经超过十五年，旗下有众多国内顶尖球员。

“2015年开始，球员的身价翻倍在涨，国内球员翻倍的是人民币，外援是欧元。”孙彬说，正常情况下，国内球员的转会费大概在200万-300万人民币，顶尖球员能到600万-700万。“泡沫之下，转会费6000万、7000万人民币也有。”

球员身价暴涨，球队的运营成本也水涨船高。

王骞解释，球队的运营成本主要是工资、转会费和竞赛成本。其中，各家俱乐部的竞赛成本都差不多，机票、酒店、训练费用，差距不明显。球员和教练工资以及转会费，成了俱乐部成本支出的大头。

2015年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财报显示，2015年球队运营成本为13亿人民币，2019年上升为24亿元。2019年的财报中解释，“由于球员薪酬、转会成本居高不下，公司营业成本仍处于较高水平。”

“2008年，当时所在的中甲俱乐部运营投入一年才1000万元左右，十年后的2018年，俱乐部的运营投入已经到了3个亿。”王骞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进入职业联赛俱乐部的钱多了，国家队的成绩却没能好起来。

2011年中国男子足球队在亚洲排名第五，世界排名第71；2020年，国家队在亚洲排名第九，世界排名第75。

汪嵩是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出场纪录的保持者，共计出场417次。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最近十年，各个球队进攻的关键位置都是外援，国内球员参与程度不高，得不到更多机会。国家队在面对其他球队时，就容易发挥得不好。”

南方周末记者吴超整理 （梁淑怡/图）

地产商热情难以为继

能接住这一轮中国足球扩张的企业，大部分都来自同一个领域——房地产业。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2014年，16家中超俱乐部的投资方全部涉及房地产，包括商城、房屋、土地开发业务。

随后参与高价引援，屡屡刷新转会费纪录的几家俱乐部也都和房地产有关，如广州恒大、上海上港、北京国安、江苏苏宁、河北华夏幸福等。

地产商纷纷投资足球，但这并不是一个能赚钱的事。夺得八次中超冠军和两次亚冠的广州恒大，亏损逐年增加。

财报显示，广州恒大的亏损从2015年的9.53亿元攀升至2019年的19.43亿元；资产负债率从2014年年底的36.22%升至2020年年中的344.35%。

不赚钱，房地产企业为何纷纷入局足球？

早在2011年，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曾公开表示“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的话，1秒钟大概15万元。4月2日中超开幕式在广州举行，有25家电视台现场直播、300多家媒体报道。11个运动员穿着印上了‘恒大’两个字的球衣，是不是很值钱？”

一位曾担任南方一家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受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企业投资足球后，能和当地政府保持较好关系，也许会在企业的主营业务或其他盈利项目上给予政策倾斜。

2017年开始，广州恒大也陆续在广东清远、江西抚州、宁夏银川、甘肃兰州、辽宁沈阳等地建设足球小镇项目。

但地产商的热情没能延续太久，转折出现在2019年。多位受访的俱乐部管理人员表示，经济大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影响了投资方的主营业务，耗巨资的足球，成了被削减投入的领域。

2019年，央行进一步收紧了房地产领域贷款。2020年，央行公布房地产企业“三条红线”。广州恒大、广州富力、河北华夏、上海绿地申花等俱乐部的投资方均涉及三条红线中的一条或多条。

2019年，王骞此前任职的中甲俱乐部，投资方的主营业务受到影响，不愿再在足球板块过多投入，于是开始寻找新的投资人，但球队当时还有七千多万元的债务，最终没能找到人接手。

一家中甲俱乐部的前总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俱乐部2018年的运营经费在3亿元左右，今年投资方要求他们降到3000万元人民币。

球队削减开支，波及了球员收入。

“球员谈合同，和前几年出入很大。”汪嵩解释，“2019、2020年和球队谈合同，比2018年要降价30%-50%。”

与此，中国足协也通过收取转会调节费和设置球队工资帽等措施，限制高价引援和哄抬球员身价的行为。

2020年12月，中国足协在工作会议上公布新赛季中超联赛工资帽，对国内球员和外援的税前收入都做出了规定，并将俱乐部单一财政年度支出限制在6亿元以内。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上述会议中疾呼，中超俱乐部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3倍，K联赛的10倍；中超俱乐部一线球员的工资薪酬是日本J联赛的5.8倍，韩国K联赛的11.67倍。“这些数字是触目惊心的”。

俱乐部几无造血能力

对于一家中超俱乐部来说，收入主要来自广告、门票、球迷商品、球员出租及转播费分红。其中最重要的是广告收入，这又主要依赖于投资方。

广州恒大年报显示，2019年度营业收入7.8亿元，广告收入5.66亿元。在广告收入中，其股东恒大地产就贡献了4.6亿元。而收支相差依旧悬殊。2019年，广州恒大收入7.8亿元，支出23.53亿元，相差三倍，且2018、2019年的净资产和净利润都为负数。

曾担任深圳佳兆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李小刚在书中写道，广告收入的大头都来自集团内部，俱乐部自身的招商能力太弱了，几乎所有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都是这样，“商务拓展只能自娱自乐”。

除恒大外，其他中超俱乐部的收入情况也不容乐观。

资深足球记者丰臻曾对四家俱乐部2019年的收入进行了统计。其中深足收入为1.25亿元，北京国安2亿元，上海申花1.4亿元，广州富力1亿元。

丰臻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当时希望统计一下，球队投入多少钱才能达到收支平衡。“事后发现，四支球队一年的亏损至少在6个亿以上。”

“我们一直在想如何主动去拉到赞助。什么方式都干过，在球迷群里都找过。”深足俱乐部一位商务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直接的原因是不可量化。我们的赛场广告、现场活动，带给企业的转化不可量化。”

中超的球队受关注度高，接触商业广告的机会更多，但对于许多中甲、中乙俱乐部来说，剔除投资人的广告投放，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上述曾在南方担任某球队总经理的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8年左右，球队胸前广告标价大概在600万元一个赛季，但一直没有企业赞助，于是投资人挂上了自己的企业名称。“小球市，球迷基础差，受关注度低”。

球队自身没有造血能力，过度依赖投资方，导致难以做好预算管理。

王骞说，球队签运动员一般都是3-5年。比如跟运动员签了三年，每年1000万元的工资。但等到第二年，股东没有能力再投入1000万元，俱乐部就容易崩盘。“已经签了那么多工资了，你怎么支付？”

2018赛季开始，中国足协要求各级联赛球队递交前一赛季“全额支付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工资奖金确认表”，存在欠薪行为的俱乐部将被取消注册资格。

对于足球俱乐部来说，不仅在资金方面依赖投资方，管理和文化上也缺乏独立性。丰臻坦言“大多数俱乐部没有独立的文化，只是依附于企业的目标，用企业的文化来管理这支球队。”

2021年5月4日，在淄蹴鞠对阵四川九牛的比赛中，35岁的淄蹴鞠俱乐部投资人何世华在伤停补时期间被替换上场。场上的7分钟里，身穿10号球衣的何世华没能碰到皮球。

远在赛场1800公里外的马栋梁，仍在等待一个重新在职业赛场上碰到皮球的机会。

（应受访者要求，李志、孙彬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 南方周末实习生 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