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令

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到最后终了篇，录有这样一篇书信：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年高，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也。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又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准备，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以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

苏轼曾经的好友、后来的政敌章惇被贬到雷州半岛之后，章惇的儿子章援给苏轼写了七百字长信，提及如若苏轼有辅佐君王的机会，以他一言足够决定别人一生的命运。言下之意，苏东坡如果记仇，只需在皇帝面前说一句话，章惇就可能万劫不复。

苏轼收到信后，于是回复了上述这一篇信件。他轻描淡写，说他与章惇四十多年的交情，虽然中间两人有些过节，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听说章惇到雷州，更是用自己的经历，多番叮嘱注意养生。

自此，苏轼与章惇四十多年的恩恩怨怨终于终结。

初识只是少年郎，意气风发游四方

苏轼与章惇最初的结识，起缘于两人同一年（即嘉佑二年）考取进士。在苏轼初次赴凤翔府任官的时候，章惇出任商州令，两人的交往从此开始。

苏轼喜欢云游，每到一处任官，他都会游历名山大川。同时，他也特别喜欢交友。与志同道合的人游历四方就成了一件快意恣睢的事情。据史料记载，章惇曾与苏轼一同出游。

“下临悬崖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数，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冒死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高斋漫录》）。

文中记录的就是苏轼与章惇来到一个山涧边，下面就是万丈悬崖，只有一块木板架在上面。苏轼不敢过去，章惇面不改色走过去，在石壁上写下“章惇苏轼来游”六个大字。苏轼因为这个，说章惇总有一天会杀人，因为一个人连自己的命都敢不顾及，肯定也不会顾及别人的性命。

另又有记载：

二人小饮山寺，闻报有虎，借酒劲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苏轼转回，子厚取铜锣在石头上碰响，虎即惊窜。（《耆旧续闻》）

二人虽然关系很好，更多是出于文人之间相互的惜才。从两则记载可以看出，苏轼和章惇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差别。章惇更具有冒险精神，苏轼更加保守。这也是为什么二人最后会走上对立两级的原因。

卷入政治纷争，患难见真情

宋神宗年间，启用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

从章惇之前显露的性格来看，他更具有冒险精神。所以，当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候，他作为改革派的拥护者，也加入到对新法的推行中来。

苏轼自新法推行之初，就反对新法。在新法推进的过程中，他曾多次上奏折谏言，请皇帝不要用权威去威慑百姓。奈何苏轼与皇帝之间，隔了多少人，即便皇帝听了他的言论，稍微有些想法，很快也被身边的激进派用新法的好处消磨掉了。更何况，还有人因苏轼谏言触及他们的利益，在皇帝面前弹劾他。

苏轼喜欢写诗，凡有所想，都喜欢记录于笔端。有时是给朋友的书信之中，有时是在自己诗词里。他说自己：“一生之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滋味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

这等酣畅是酣畅了，可惜也因此给别人留下了可趁之机。“乌台诗案”就是由此而来，这也是新法推崇者铲除异己的一个重要时机，除了苏轼，还有大量的文人谋士受此牵连。

不过，这里我要说的不是这案子本身，而是章惇此时表现出的慷慨大意。他在朝廷之上，众人不断攻击舒适，试图让苏轼无法翻身的时候，他为了这位曾经的挚友据理力争。

余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周紫芝《太仓梯米集》）

即便是站在不同的政治团队里，章惇仍旧可以为站在对立面的苏轼辩护，这个时候他仍旧是把苏轼当做是真朋友看待的。

你方唱罢我登场，彼此贬谪背后友谊尽丧

如果说，真正的朋友需要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那么从这前半段来看，章惇算是苏轼真正的朋友。可是在这人生的后半段里，苏轼意气风发的时候，章惇经历了人生的一个低谷，而这个低谷正是来自于苏轼的弟弟苏辙。

神宗过世之后，哲宗登基，由英宗的皇后摄政。苏轼被重新任用，王安石变法废止。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辙上了一封奏折《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然使惇因此究穷利害，立成条约，使州县推行更无疑阻，则惇之情状犹或可恕……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苏辙《栾城集》）

这次的弹劾，虽然不是苏轼自己的意图，不过也没有见到任何关于苏轼为章惇辩解的记载。世人都因为苏轼与章惇出游时一句“子厚必能杀人”推出章惇心胸的狭隘，其实从那次记载中也能看出苏轼没能像当初章惇在“乌台诗案”中为自己辩护一样站在他的一边，也是因为苏轼性格中不愿冒险有关。许多人也因为这件事情，认为苏轼不够义气。

后来哲宗皇帝当政以后，任用章惇为相，想要继续推行新法。这个时候，章惇开始了反对新法的人大加迫害的行动，他要完成一次大洗牌。

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很多人，觉得章惇是借机报复。不过，我觉得他可能并不是于私的报复心，而是出于对改革的热爱。看过了几次改革派和反对派的相争，他深知只要还有反对势力，必然有他们东山再起的机会。为了达成自己的革命意愿，他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将司马光的坟墓鞭尸，成立专门机构将反对派一网打尽。

对于苏轼，也许有自己的私愤在其中，不过，我相信他更多的是害怕他能够再度被委以重任，只要苏轼一朝在朝，新法就不可能顺利推进。

苏轼这次的贬谪，从惠州到儋州，越来越偏远。这位六十多岁的老翁，曾经被仁宗皇帝极为看重，如今却生死飘摇。不过，他拥有一种自娱自乐的精神，似乎任何环境也打倒不了他。

直到哲宗去世，神宗的皇后摄政，他才被赦免，得以踏上回家的路。

这个时候，章惇被贬到雷州。苏轼听到消息后，跟朋友写信说：“子厚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

苏轼不是一个记仇的人，这个时候，或许他曾想起过自己曾经被贬之时，只有章惇给过他慰问。这在他给章惇的来信中有记载。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

章淳与苏轼，性格不同，政见不一，曾经相交一场，最后落得相爱相杀的下场。好在最后，苏轼给我们留下一封信件，让这段恩怨情仇就此消融。

但已往者，更说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