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武的意思(武威，威武)

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王朝里，我觉得汉人大器。他们不但能开疆拓土，他们也会写煌煌大赋，文治武功自有可道处，更有让后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们把这种令人艳羡的大器与豪情，不经意地结结实实地写在了地名里。比如，河西走廊上四郡之名就是汉人的杰作。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各个都是响当当且富有想象力的名字。张掖，张国家之掖（腋）；敦煌，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即敦大煌盛，辽阔繁盛之意；酒泉，庆功之酒如涌泉不竭。如此充满张力、富有雄心壮志，也充满自信的名字，也只有西汉一代那些从骨子里透着大器和豪情的英雄们才能写出来的。

　　而在四郡当中，最能体现汉人大器者，则非武威莫属。

　　武威置郡，早于张掖和敦煌，彰显了它在四郡中尤为突出的地位。作为一个地名，单看“武威”这两个字，就有一种雄健、威武的感觉，而且这种雄健、威武就好像是天生的，从一开始出现，就很自然地与雄健、威武联系在了一起。史书上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西汉人为何给一个曾经被游牧民族视作安身立命之本的地方（文献记载，匈奴歌谣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蓄不蕃息）用这两个字命名的准确含义，但“武威”二字，从左向右看，是武威，从右向左看是威武；把武威二字分开看，有武自威，威自武来。也即使是说，不论你左看还是右看，是上看还是下看，不论是连起来看还是拆开看，都是透着阳刚之美的名字。而汉语中与此相关的几个辞汇，如耀武扬威，奋武扬威，宣威耀武，扬威耀武，扬武耀威，扬威曜武，威武不屈等等，则尽显武威的雄健、阳刚之气，它让我们不论何时不论何地，看到这两个字时还能感觉得到，威武都是它特有的魅力。

　　，如果说，这些辞汇只是因为有了“武威”这个地名之后人们才不断地把它们和威武联系起来的，并不完全是它自有的含义，那么它自设郡之日起，在中国自西汉武帝之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则是用事实书写了它的威武与霸气。

　　历史告诉我们，汉代人所以用如此威武霸气和富于自信的名字来命名武威和其他三郡在内的河西四郡的地名，实际上是要表达，拥有河西的不易和拥有之后的喜悦，事实上也是要表达拥有河西走廊的汉王朝，终于有机会可以舒张一下被它的北方强邻长期压迫之下解脱出来的兴奋与快意。

　　自秦统一六国起，北方的匈奴人就曾是秦人的心头之患，始皇帝不惜举全国之力并三十万精锐戍边筑城以防匈奴。汉高祖曾想以统一天下之余威，毕其功于一役，为子孙消除自秦以来的北部边患，但白城之围让高祖深感力不能制，故而心不甘情不愿地委屈求全，以和亲换取一时安宁。到他夫人和孩子时，匈奴人更加恣意无忌，但无论是吕后还是重臣们也只能忍一时之辱。文景之治，奠定了汉人与匈奴人一较高下的基础，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凭借着祖先的福荫而得以尽情释放，终于有了一雪前耻的封狼居胥的千古伟绩。而四郡之名，则彰显出了汉人四世屈辱之后的快意。也就是自汉代设郡于此起，也即世人知道有此一地之日起，武威就实实在在地与中原王朝的强弱兴衰联系在了一起。

　　综观历史，从武威设郡之日起至宋元时期，凡拥有武威及河西者，则东西联通，国运昌盛；相反，若武威与河西有变，则中原不宁，兵连祸结。

　　西汉自武帝起，因河西而通西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盛世。

　　东汉，因一代君臣的近视，其对武威乃至河西掌控力度减弱，使得河西以南以东的羌人势力迅速扩张，在北方匈奴的怂恿下，为祸关中进而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羌乱，影响之大之广前所未有，羌乱和平羌的过程，成为动摇东汉根基的重要因素。其一，羌乱造成了关中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的严重衰退；其二，平羌的过程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使得王朝的实力迅速削弱，引起了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其三，平羌的过程，造就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凉州三明张奂、皇甫规、段颎等，也为一干枭雄如董卓、韩遂、马腾及为祸关中的李傕、郭氾奸邪之辈创造了成长沃土。

　　十六囯时期因河西地区诸凉割据，东晋只能偏安一隅。

　　北魏因河西而统驭北方，成就了与南朝对峙百有余年的强盛时期。

　　隋代因有河西而有了西域27国来河西朝觐、互市的盛典。

　　唐代安史之乱之前，因河西而统西域，疆域达中亚西亚，成就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盛世的顶峰；而自安史之乱后唐失河西，而吐蕃由此兴起，之后，吐蕃凭借河西、陇西而成为中原近百年的长期威胁。

　　北宋因无河西而西北不宁，西夏因河西则傲然崛起。

　　元灭西夏，因河西而兵不血刃控驭青藏高原。

　　事实于此，我们不得不说，西北宁则中原强；西北乱，则中原弱。而在这关乎中原兴衰的大局中，河西之位不可缺。而在这不可缺之中，武威之位尤为关键。所以如此说，是武威的区域位置，撑起了自己的脊梁。

　　，是其地当要冲。武威自古就有“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之说，意思是说武威与广袤无垠的草原只有一条道路相连，处于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五郡的咽喉地带，控制了它就等于扼住了五郡的咽喉。所以有此说，是因为，自设郡之日起，武威所辖范围比现如今的范围要大得多。大体上说，东起兰州黄河以西，北至沙漠以南，西至张掖以东，南至祁连山东段，都是它的辖区。如果我们以西汉时期凉州刺史部所辖（武威也称凉州，所以有此说，是因西汉在全国设十三州刺史部，凉州刺史部设于武威，武威称凉州由此而来）或以三国至隋唐时期凉州的概念所指，其范围更大。即便是以新中国成立之初武威所辖来说，其范围也比现今的武威市的范围要大很多。如现今兰州市所辖的永登县，白银市所辖的景泰县，划归青海的祁连县的原为武威所辖的祁连、丹马两个乡，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右旗，隶属金昌市（包括金昌市本身）的永昌县，都曾是武威所辖地。从战略眼光看，景泰一条山一线，正当河西走廊东进西出黄河靖远段的要冲，永登则据河口扼住了沿湟水西进东出的咽喉，西部金昌峡雄踞漠南至焉支山的东部孔道，古浪县据古浪峡成为了阻断来自东南方向各方势力渗透的屏障。整体说，武威是西控西域，南进青海，北达漠北，东进关中的锁钥之地。《资治通鉴》卷40汉纪32有记载说:“初，平陵窦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与更始右大司马赵萌善，私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乃因萌求往河西。”窦氏家族数世经营河西而居武威，故而能成其事。

　　是富甲河西，让其自有了威武的底气。《资治通鉴》卷四十三汉纪三十五里有记载说“上（东汉光武帝刘秀）诏窦融与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诏而行，官属兵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既至，诣城门，上印绶。诏遣使者还侯印绶，引见，赏赐恩宠，倾动京师。寻拜融冀州牧。又以梁统为太中大夫，姑臧长孔奋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为富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检操，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力行清洁，为众人所笑，以为身处脂膏不能自润。及从融入朝，诸守、令财货连毂，弥竟川泽；唯奋无资，单车就路，帝以是赏之。”这里的姑臧是东汉时期武威的别称。这条资料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说凡在武威为官者，不论时间长短，大多都能家资丰盈，富压同侪，犹如后世人所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味道，大致也从侧面表明了东汉初年武威富甲河西的情况。

　　从三国到北魏时期，武威仍是令人艳羡的殷富之地。《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齐纪五里记载“初，世祖（北魏拓跋焘）平统万及秦、凉，以河西水草丰美，用为牧地，畜甚蕃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半之，牛羊无数。及高祖置牧场于河阳，常畜戎马十万匹，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复南徙，欲其渐习水土，不至死伤，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后，皆为寇盗所掠，无孑遗矣。”

　　 当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定统万（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以及秦州（乞伏国仁建立的西秦政权，治今天水、陇西及其周边一代）、凉州（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等地，由于河西之地水草丰美，就开辟为牧地，牲畜繁殖甚为兴旺，马匹多至二百余万匹，骆驼一百多万匹，牛羊则多至无以计数，其中军马有五十万之多，这在古代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司马迁在其名篇《货殖列传》中说，汉代时，编户若有马五十匹，或养牛一百六七十头，或养羊二百五十只，自可富比千户侯；倘若能养二百匹马，或二百五十头牛者，这一类人都可与千乘之家相比了。而当时的千户侯的年收入，司马迁的记载是20万钱。牛羊多到无以计数，这不论是在汉代还是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小觑的一笔财富！而在秦汉至隋唐时期，马匹是战略物资，一匹马的价格正常情况下也在数千或数万钱。而在交通工具相对单一的西北地区，骆驼无疑是重型运输工具，价值自然不菲，一峰骆驼的价格当高于马价。马二百多万匹，骆驼一百多万峰，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是令人惊叹的一笔财富。这样的财富聚集，说其富甲一方，自然是当得起的。到北魏孝文帝时，又设河阳场牧，时常蓄养战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把马匹移迁到并州放牧一段时间，然后再移迁到南边牧场放牧，以便马匹能逐渐熟习水土，不至于因水土不服而死伤，这样一来，河西的牲畜反而更加蕃滋兴盛。河西畜牧的进一步蕃滋兴盛，也意味着河西财富的聚集和社会的进一步繁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北魏孝明帝时期。北魏孝明帝正光以后，随着北魏的分裂和东西魏之间的相互争斗，凉州畜牧天下饶的盛况受到影响，直到隋的统一，战乱平息，凉州经济得以恢复。

　　唐代，凉州的富庶与繁荣达到一个历史高点。《资治通鉴》216卷唐纪32中说，“是时（唐天宝十二年，癸巳，公元753年，安史之乱爆发前两年）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国力达到李唐立国以来最为强盛的时期，从长安城西的安远门向西一万二千里都是唐朝的领土，村落相望，桑麻被野，天下最富饶的地区都不如陇右。哥舒翰每次派使者入朝奏事，总是乘白骆驼，一天行五百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而开元天宝年间又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而在鼎盛时期的天下，犹以陇右为上，我们可以想见，当时陇右的富庶自可傲视天下了。当时哥舒翰的官职是陇右节度使兼任河西节度使，以一个节度使派人入朝奏事就可乘日行五百里的白骆驼，也可从侧面反映当时河西民间的富庶。，我们要说，文献中所说的陇右是个大概念，应当是指现今的甘肃陇东、陇山以西至哈密以东以及内蒙古、宁夏部分地区的广大地区。而一地的繁荣与富庶，当有三个基本特征人烟稠密（在古代人口稀少，尤其是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人口数量是繁荣富庶的重要因素）、物产丰饶、文化繁荣。若以此三项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当时的武威都是达标的。有唐诗为证“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元稹.西凉伎》）有人考证，在唐代前期，凉州是可以与扬州、益州等城市并列的大都市，两首诗中所说的“七里十万家”，“人烟扑地桑柘稠”，可能有诗人为了畅酣淋漓地勾画凉州这座西北重镇的气派和风光而略带夸张之处，但即便是有一半的人口，当时的凉州城依然也称得上是人烟稠密的繁华之处了。而“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等句则表达出了凉州街市的繁荣以及与之相伴的文化生活。从这些脍炙人口的唐人的诗句中，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千年以前，武威所拥有的富庶与繁荣。

　　，四凉都会，文化富集。武威所以威武，还因为它还是东汉三国以来文化根脉所系三地，十六国时期的五凉其中有四凉建都于武威，使得武威成了河西在十六国动乱之际的首善之区和中原板荡之时文化的厝薪之地。关于这一点，明代著名大学问家王夫之曾给了很高的评价“永嘉之乱，能守先王之训典者，皆全身以去，西依张氏与河西；若其随瑯琊而东迁者，则固多得于玄虚之徒，灭裂君子之教者也。河西之儒，虽文行相辅，为天下后世所宗主者亦鲜；而矩矱不失，传习不废，自以为道崇，而不随其国以荣落。故张天锡降于苻秦，而人士未有随张氏而东求荣于羌、氐者。吕光叛，河西割为数国，秃发、沮渠、乞伏，蠢动喙息之酋长耳，杀人、生人、荣人、辱人唯其意，而无有敢施残害于诸儒者，且尊之也，非草窃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纲维而莫能乱也。至于沮渠氏灭，河西无复孤立之势，拓跋焘礼聘殷勤，而诸如始东。阚骃、刘昞、索敞师表人伦，为北方所矜式，势穷时违，祗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尝有乘此以求荣于拓跋，取大官、执大政者。呜呼！亦伟矣哉！

　　“江东为衣冠礼仪之区，而雷次宗、何胤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较醇正焉。流风所被，施于上下，拓跋氏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苏绰、李谔定隋之治具，关朗、王通开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文帝之十三）。永嘉是西晋怀帝的年号。八王之乱是西晋由治到乱的开始，也是导致西晋灭亡、最终司马氏政权由中原而南渡江东的根本原因。永嘉之乱，也导致了中原士人的南北分流。随东晋南移者，号衣冠南渡；而留在北方者，则大多西依前凉张氏。王夫之的这段话，明确地表达了自西晋八王之乱之后，中原士人不仅有了南渡和西移的区别，而且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产生明显的差别。南渡士人因受东晋奢糜之风的影响，逐渐沉迷于清谈与玄学之中，迷失了士人本真的气质。而西移的士人则更多的保持了中原士人原有的纯正气质，在风雨变幻中保持了士人该有的良知和气节，最终成为中原文明的薪火传承人和五凉文脉的奠基者。而有关凉州文化与五凉及其后对北朝的影响，宋人司马光在其名著《资治通鉴》中曾用不少的笔墨加以记述“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学，以敦煌阚骃为姑臧太守，张湛为兵部尚书，刘昺、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金城宋钦为世子洗马，赵柔为金部郎，广平程骏、骏从弟弘为世子侍讲。魏主克凉州，皆礼而用之，以阚、刘为乐平王丕从事中郎。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往从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谓程弘曰‘贵主居僻陋之国而淫名僭礼，以小事大而心不纯壹，外慕仁义而实无道德，其亡可翘足待也。吾将择木，先集于魏；与子暂违，非久阔也。’遂适魏。岁馀而牧犍败。魏主以叟为先识，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河内常爽，世寓凉州，不受礼命，魏主以为宣威将军。河西右相宋繇从魏主至平城而卒。”

　　“魏主（拓跋焘）以索敞为中书博士。时魏朝方尚武功，贵游子弟不以讲学为意。敞为博士十余年，勤于诱导，肃而有礼，贵游皆严惮之，多所成立，前后显达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常爽置馆于温水之右，教授七百余人；爽立赏罚之科，弟子事之如严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高允每称爽训厉有方，曰“文翁柔胜，先生刚克，立教虽殊，成人一也。

　　“陈留江强，寓居凉州，献经、史、诸子千余卷及书法，亦拜中书博士。魏主命崔浩监秘书事，综理史职；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典著作。浩启称“阴仲逵、段承根，凉土美才，请同修国史。”皆除著作郎。仲逵，武威人；承根，晖之子也。”

　　“初，魏世祖克统万及姑臧，获雅乐器服工人，并存之。其后累朝无留意者，乐工浸尽，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司访民间晓音律者议定雅乐，当时无 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饰，稍壮丽于往时矣。辛亥，诏简置乐官，使修其职；又命中书监高闾参定。”

　　这些记载明白地告诉我们，十六国时期，许多中原士人因避乱而移居凉州，使武威聚集了许多经世治国的有识之士，有用之才，这些人，原本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在凉州经历了边地文化的洗礼，他们成为了中原文化和凉州文化的集成者。他们在凉州，不仅深刻影响了五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随着凉州并入北魏，而聚集于凉州的士人及保留于凉州的源于中原的大量文化典章制度也随之输入北魏，从而深刻影响了北魏的治国与修政，使得北朝时期的文化与南朝文化有了内在的联系与融合，也为其后隋朝的统一做了文化上的先期铺垫。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此问题曾做过精辟地阐述“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西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河西遗传”，当指五凉时期保存于凉州的中原士人及由他们所传承的中原文化因子。陈先生的论说，点出了凉州文化自有其特性和在中原文化传承上的重要地位，也表明它对北魏及隋唐文化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关凉州音乐与北魏音乐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克了统万和姑臧，将得到的雅乐乐器、乐服、乐师，全都保留了下来。从这以后，经过了几朝却没有人对他们关心留意，乐师慢慢死尽，很多乐谱也都散失。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北魏开始重视宫廷礼乐的修订，开始命令有关部门，到民间去查访通晓音乐的人，商议制定皇家高雅的音乐，可是，民间当时已经没有人能懂了。不过，皇家仪仗上的金银、宝石、羽毛旗帜等装饰物，却比以前各个时代都要齐备、华丽。而所以能有齐备、华丽的仪仗，当得益于凉州器物的遗存（《通鉴》卷137齐纪三）。南北朝时期作为与南朝相对而立的北魏时期代表朝廷最高水准的雅乐及乐人、服饰都是因为武威而得以保存，得以传承。宫廷音乐及人才的保存只是武威做为河西首善之区的一个方面，而做为河西首善之区所传承的物质与精神的东西，则让武威在河西文化史上具有了重要地位。而其后发家于北魏的后嗣者西魏的隋朝最终统一了南北，而幸存于武威尔后影响了北魏的凉州文化或河西文化或五凉文化最终随着隋朝的统一而对中国隋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凉州文化，夯实了武威威武的历史基础。

　　又次，河西门户。自汉代在河西置郡起，从长安通西域，有数种走法。从长安经天水过枹罕（今临夏回族自治州）渡黄河到西宁（古称西平）平原经扁都口（古称大斗抜谷）到张掖然后经敦煌到西域，或从西宁向西沿柴达木盆地北缘祁连山南麓经当金山口到敦煌到西域，此为长安到西域之一道；从长安经天水、陇西到兰州经兰州沿湟水到西宁，再从西宁分道走扁都口或当金山口入张掖或敦煌到西域，此为一道。此二道是以西宁为支点的走法，俗称羌中道也叫南山道（沿祁连山南麓西行的路线，因祁连山在河西走廊的南面，武威及河西当地居民习惯上把祁连山称做南山）。从长安出发经固原经鄂尔多斯一路向西经酒泉北部额济纳旗一线进入西域，此为一道，习惯上称之为草原道。而从长安经天水过陇西到兰州再从兰州出河口经永登，过乌鞘岭出古浪峡进入河西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到西域，此为一道；或从长安到固原，经靖远渡黄河，经景泰腾格里沙漠南缘进入河西再沿河西走廊到达西域，此也可为一道。此二道习惯上称之为河西道，现在大家所说的长安到西域的丝绸之路，基本上即指此道。从先民凿空之日起，以上诸道应当是诸道并存、诸道并行的格局，并在不同的时期在中原与西域的交往方面发挥过不同的作用。但从地图或地理环境上或历史上的实践看，南山道、河西道、草原道三道当中，若用形象的比喻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现代交通当中主路和辅道的关系。山南道和草原道有其天然的劣势，如山南道所经之处山高路险，且沿途人烟稀少，补给困难且有游牧者侵扰之虞；草原道所经之处虽无山川之险，但沙漠、戈壁、人烟稀少、补及困难及游牧者的袭扰等，其难度也不亚于南山道。而中道即河西道，则无上述两道的诸多不利，是五道中最为便捷也相对安全的通道。一是河西走廊地势平坦，便于通行。二是河西四郡水源充足，物产丰富，便于交通补给。三是有长城或烽燧守望，相对安全。四是四郡之间的距离相对均衡，便于安排行程。从文献记载或从现实的实际看，从汉代起，从长安到西域，或从西域到长安，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商旅使团还是僧侣游历者，多取后两种走法，即多从河西道往来，也，从武帝在河西置郡开始，河西四郡渐次成为了中原通西域重镇，也成就了它丝绸之路黄金段的美誉，也成就了武威在历史上重要的地位。

　　由此，我们说，武威，自有名起，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以其地当中原进入河西走廊进而连接西域至中亚的门户，富甲一方，文化富集，汉风熏陶，民族融合，沉淀了威武自立的厚重底色，在汉代至明清西北与中亚乃至欧洲的陆路交通衰落之前，承载了中西方沟通与衔接的重要节点的历史责任，展示了自己不凡的风采，铸就了自己的历史辉煌。在当今交通已不再是阻隔信息传播的年代里，若要以威武的雄姿屹立于世人面前，则需要我们承袭汉人大器豪迈的进取精神的，该有我们当下的作为。惟有自强不息，凡担得起武威这个名字该有的本色。

作者 陈泽奎

来源 兰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