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对此挺有信心(只要人类还存在，诗就存在

全勇先（右）与张艺谋合影

全勇先在韩国首尔的尹东柱纪念馆

全勇先最近有点火出了圈。近日，他第一部编剧的电影作品《悬崖之上》收获破8亿的票房和良好口碑，随后他翻译的《数星星的夜·尹东柱的诗》一面世，便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荣登亚洲好书榜第一名。

立夏第二天，在东五环一处静谧的居所，全勇先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对于电影，全勇先直言“已经很满意了”；对于诗歌，全勇先则认为，“好作品就是全人类的遗产”。

全勇先拥有作家、编剧、诗人三个身份。如何在多种写作之间自由转换？他笑言这些完全不存在障碍，都可以调节顺畅。在他看来，诗歌是用诗的语言表达充沛的情感，电影剧本就要考虑用声音和画面去思维，小说则可以更挥洒、更自由地表达思想，描写丰富的内心世界。它们的本质都是艺术。他觉得自己在这种切换中没有觉得不安。

夏木萋萋，阳光明媚。全勇先养的两只哈士奇犬不时走来，隔玻璃窗站定，探望主人片刻，再安静地走开。全勇先说话语速不快，松弛自然“只要人类还存在，诗就存在。这一点从翻译尹东柱的第一天，我就充满了信心。”

那些朴素的诗句和朝鲜语

特有的饱满情感震撼了我

全勇先说自己最近才意识到“电影《悬崖之上》故事背景涉及到日本731部队的一次脱逃事件；而我热爱的诗人尹东柱，也是被日本法西斯做了残暴的活体实验而英年早逝……”他觉得这两件事冥冥之中也有一种勾连。诗集译本正式出版的那一天，恰恰也是电影上映的那一天。

探究诗人尹东柱，要追溯到26年前的一天，“1995年我去长白山杂志社领奖，带回家一本朝鲜文版的杂志。那些朴素的诗句和朝鲜语特有的饱满情感震撼了我。”

后来，全勇先才了解到，尹东柱1917年生于中国延边，因在日本留学期间有参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倾向被逮捕。1945年二战结束前，他死于日本监狱中，年仅28岁。

读过那些诗，全勇先难以想象的是，在那个恐怖年代，还有这样了不起的诗人。在尹东柱的诗里，他读到的是悲悯、同情、善良，还有宽广和细腻，简洁而深远。“尹东柱有那种非常真挚、朴素的情感。他的诗歌里没有怨念和仇恨，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

翻译作品，这是全勇先人生的第一次。他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某种语言的译者。但他决定拉上姐姐全明兰一起做这件看起来很艰苦的事，“她会读韩语，我能勉强听懂日常对话。她在上海，我在北京。她先是读给我听，我们就在微信上互相探讨。我姐姐是个才女，当年是她们学校的文科状元。大学考到北京，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就这样，他们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译作。

起初全勇先在朋友圈贴出一两首，结果每一首诗下边“都有一群人在问这个写诗的人是谁”，这给了他勇气和信心，“尹东柱生活在那么残酷、污浊的年代，却写出那么美好、干净的诗句。我相信人类对美好情感的追求永远是共通的。”

世界需要这样勇于先行的人

尹东柱在韩国很有知名度，在日本也很受关注，“在日本福冈，在他死去的地方，大学生们每个月都举办一次尹东柱诗歌朗诵会。”在全勇先看来，尹东柱生在中国，又埋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连他的墓碑上都是用汉字写着“诗人尹东柱之墓”——“他虽然用朝鲜语写作，却和中国这片土地有着这么深的渊源，因为语言的隔阂，加之以前的部分译本过于小众，这位天才诗人在这里被遗忘、被埋没了。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但也正因如此，才令我有热情去做这件事。”

说起尹东柱诗集在日本大学生中的流行，不能不提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大村益夫教授，全勇先说“他是研究朝鲜文学的，非常热爱尹东柱。”1985年，大村益夫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边大学任外教。他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尹东柱的墓地。每个周末、节假日，他都带着学生去东山寻找，那里荒草丛生，荆棘遍地。经过艰苦的寻找，他终于找到尹东柱的墓并修缮了它。令人非常感动的是，“这位老人每年都要来一次中国。2019年他已经85岁了，家人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不同意他再来中国，但他还是坚持一次来到延边龙井，在尹东柱的墓地低头默哀了十几分钟，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全勇先希望疫情过后能去拜访大村益夫教授，“一定把这本中文版诗集亲手交给他。”

好的诗人是属于全世界的。语言的沟壑隔断不了人们对美好诗歌的向往。全勇先现在还记得，同是诗人的出版人张小波只读了两首诗，就说“哎呀这个诗人太伟大了，我来出版它。我用最好的纸，最精美的印刷，一定把它做出来……”

被诗歌打动的人，也不断打动着全勇先。著名编剧宋方金坦言，尹东柱诗集的序言和后记令人动容。在宋方金看来，全勇先是个凛冽而深情的人，“作为作者，从《悬崖》到《悬崖之上》如是；作为译者，《数星星的夜》亦如是。世界需要这样勇于先行的人。”

作家兴安直言，读过《数星星的夜》这个诗集，“让我走到院里，拍下了今夜的星空，记录了我读这本诗集后无法言说的感受。他确实是一个纯粹、美好、真诚的诗人。读尹东柱的诗，或许就如仰望夜晚的星空，让我感觉此刻的我不是孤独一人。”

一顿饭的工夫

张艺谋就看完了剧本

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谍战题材电影《悬崖之上》大火，作为电影故事的原创者，编剧全勇先功不可没。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十五六年前第一次见张艺谋的情景，“在《山楂树之恋》拍摄期间，当时担任文学策划的周晓枫让我过去聊电影，那是第一次见张导。”他转而笑着自嘲，“不过这次因为电影《悬崖之上》再见面时，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全勇先说，电影剧本《悬崖之上》脱胎于电视剧剧本《悬崖之上》（电视剧《悬崖》的前传，尚未投拍）。《悬崖之上》的电影剧本写完之后，全勇先也跟一些公司接触过，当时大多数公司都觉得这部戏的拍摄难度大，有些年轻导演没有那段历史的积累也觉得驾驭不了。这时，英皇电影公司的梁琳女士看到了这个剧本。她说，“我喜欢这个故事，想请张艺谋导演来做。”

很快，梁琳回复消息说，张艺谋也喜欢这个剧本，决定要拍。见面后，张导“提了一些想法、意见”。全勇先改好后，张导又提出两条删改意见。几个月后，全勇先把第二次改好的剧本发过去时，张导正在拍《坚如磐石》，“没想到上午11点发过去的，他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口气就看完了，看完立刻就说‘行了，很好’。”就这样，编剧意义上的剧本部分就算完成了，差不多就是修改了两次。

在全勇先看来，“在电影的整个操作过程中，编剧提供故事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电影的制作一定贯穿了导演对电影的理解，他的电影观、他的美学。张艺谋眼中的周乙和我眼中的周乙，一定是不一样的。”

从一开始写剧本，全勇先就一直秉持自己的文学观，“电影和文学说的都是人，如果脱离了人的概念，什么都不成立，也不能打动观众。内心一定要洞察人，理解人，关怀人。”

从全勇先以往的影视作品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母亲》《岁月》《雪狼》《悬崖》都是写人的，只不过是把人放到极端的环境里去表现，而且没有一个人是符号化的。他直言在剧本创作时会比较强调逻辑、强调情感“我觉得这个人这时候不是这个情感，或者是这个人的行为违背常识，我就写不下去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必须得找到充分的依据，否则我自己说服不了自己。”

全勇先很推崇李安在获奥斯卡奖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感谢剧组的所有人跟我一起相信这个故事。全勇先认为“相信，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编剧，更要相信这个故事。”

在全勇先看来，任何艺术形式都是高级的“我不认为编剧就比作家怎么样，作家又比诗人怎么样，我觉得所有的作品只有好坏之分。或许有的人觉得写小说高级，编剧就差点意思，但我没有任何的偏见。我觉得它就是个艺术形式，它们都是等同的。把任何一个艺术形式做到最好、做到高级，那就都是值得尊敬的。莎士比亚在那个年代他是写戏剧，放到今天，他也可能去写个英剧或美剧。还有一点不要忘了，莎士比亚也是靠着戏剧走到文学的顶峰。”

那时候没有不爱读书的人

全勇先1966年出生，老家在黑龙江佳木斯。他有个明显的感受“十六七岁以前根本没有机会看书，那时看的听的都是样板戏，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罗马尼亚的电影，但因为当时没什么知识储备，都看不懂。还有一件事给他留下很深印象“那时我还听说过，有位姑娘读《三家巷》，是在炉前烧火的时候读完的，因为那本书就要被烧掉了，她看一页烧一页。那时候的读书环境就是这样，孩子们渴望读书、渴望思想的热情，是现在的孩子们很难理解和想象的。”

全勇先上初中时，正赶上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潮也汹涌澎湃。他觉得自己那时候“才完成了文化启蒙”，对文学的兴趣更加强烈。“第一次看到辛格小说时的震惊感至今难忘，我印象最深的是《傻瓜吉姆佩尔》，作家对一个‘傻瓜’的悲悯情怀和深刻同情，让人终生难忘。”

1981年看《呼兰河传》时激动的心情，全勇先也至今难忘“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这样生活啊……也可以说自那时起，我开始恶补文学作品。一个大时代潜移默化地把你往前推，我觉得那时候没有不爱读书的人，人人都有热爱学习、接受新事物的心，特别有朝气。我们那时候都写诗，我大概到22岁后就基本不写诗了，我一直都在读诗。”

那种热情，到现在身上也还有

1942年，全勇先的爷爷奶奶从朝鲜移民到中国，“我们家落脚的第一站就在五常的背荫河，731部队神秘的‘中马城’就在那儿。我父母都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们回来都在公安局工作。”童年生活给全勇先留下美好的记忆，“1980年的时候我家就买了个彩色电视，那时好多邻居晚上都过来围着看。《女奴》《排球女将》《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屈原》都让人激动不已。”更让他感念的是，父母家人都是那种特别勤勉、善良、极富同情心的人，对他想做的事都尽力支持，“当时我好多行为都太前卫了，比如18岁去神农架找野人，在别人看来，这孩子疯了。”可父母出于对他的信任，认同男孩子要有出息就得出去闯荡、吃苦受罪、经历挫折和摔打。去神农架找野人的路上，他还救了一个人，“这件事当时还被《中国青年报》刊登出来，题目叫《野人没发现，悬崖救行人》。”说到这儿，全勇先乐了“才发现，这辈子好像跟‘悬崖’摽上了。”

回首往事，全勇先现在都觉得当年自己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比如背着包就走，从大雪纷飞的黑龙江一直走到椰林婆娑的海南岛。”全勇先自言年轻时是一个特别容易产生热情的人。后来全勇先做了政法记者，“当记者可以到处东张西望，每天也不觉得累，我很愿意去探索一些让人好奇的东西”。在此期间他介入过很多刑事案、诈骗案的调查。“当记者的这些年让自己丰富起来了，犯罪也是一个把人性放大的东西，所以这段经历对了解人了解社会有很大帮助。”

积累多了

写作时就游刃有余

可能跟当记者东游西逛有关，全勇先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历史特别感兴趣，还下功夫采访了不少老人，“一开始带着摄像机录音笔去，很快我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束缚，令被采访者紧张，他（她）会自动过滤掉一些东西。后来我就跟他们喝酒、聊天，在一起放松下来，心里话就说出来了。”

在哈尔滨时，全勇先对建筑尤其喜欢，“站那儿看一看，再走一走，是非常有滋味的一件事。果戈理说过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建筑蕴含了很多东西，很多故事，假如你对这个人不了解，你在他的房子里住上几天，就会产生一种连接。”

他还经常去物馆，“记得在沈阳九一八物馆看到一些老照片时很惊讶——奉天那时候已经有外形像内燃机车似的机车了，而且有些地区已经有瓦斯，煤气已经接进了屋里。1903年发明了抽水马桶，没几年哈尔滨就有了。我看过当年的报纸，甚至普通人的日记，还有宾馆的账单。这些交错起来的点，勾连起来就会还原当年的样子。积累多了，对当时社会的形态、社会氛围有所了解，到写作的时候就会游刃有余了。”

全勇先身上有着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可能跟他乐天的生活态度有关。回首往事，“记得新千年初，在佳木斯的父母生病以后，家里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当时比较焦虑，觉得生活需要一些改变了。”

当初毅然决然地“北漂”，到现在全勇先都觉得自己有点疯狂——“连工作也没有找就直接来了。起初也很狼狈，后来做了一些电视剧，也卖了一些影视版权，家里的情况才慢慢好起来。我这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心也大，觉得通过努力将来都可以改善。别人都在这儿活着，我凭啥就活不了。”

这么多年来，全勇先说自己很信一句话叫“事缓则圆”。“没必要火急火燎非得功成名就，一步一步顺其自然，不那么给自己压力，心态上就相对平和。想想30多岁时有一段时间每天写8000字，一天一集，二十几天就写一个电视剧本，现在再那么写，估计就得写到住院了。”他笑着说道。

本版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全勇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