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头体协还存在吗(这些大山，压垮了中国的足

记者 | 王 煜

2019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0-3不敌伊朗

2019亚洲杯，国足以一种极不光彩的方式止步于四分之一决赛，再次伤透所有球迷的心。思考中国足球的出路，最终还是要归结到青训。

青训，这对近年来的中国足球而言，早已是个被讲烂但又绝对逃不过去的话题。我们的青训，怎么就做不好了？是什么样的强大力量在扼杀它？

1980年代：青训有声有色

其实，中国的足球青训也曾经有层次完善的“黄金时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简称“上海市体校”）副校长并分管足球项目的许周铭告诉《新民周刊》记者，那时上海的青少年足球具备四级的人才训练网络：第一级是全市各个重点发展足球的中小学，第二级是各个区县的青少年体校，第三级就是他当时任职的上海市体校以及杨浦、普陀等某些足球水平较高的区县青少年体校，第四级是上海青年足球队。

许周铭说，能经过前两级选拔进到市体校的孩子都是踢球具有一定水平的，然后在学校内部根据他们的年龄，再每两岁划分为一个层次，每个层次建一个23人的球队来开展训练。最多的时候，上海市体校一共有5支足球队，也即横跨了5个年龄层次。“当时的足球后备力量发展遵循的是1:2:8的比例，也就是一支上海成年足球队，要匹配两只青年队、8支少年队。”他介绍，“大家心里都清楚，要有‘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广泛地打牢基础，才能把足球搞上去。”

2013年时的上海市体校

市体校的学生最后能进到上海青年队的也只有不到10%，但其他人也都有较好的出路。许周铭说，市体校也是教文化课的，那些进不了市青年队的孩子有的走高考路径，通过市体校与高校的合作项目，进入了同济大学等足球特色高校继续深造；有的经市体校推荐，走上教练岗位，也实现了自身价值。这样，家长很乐意把对足球感兴趣又有天赋的孩子送进体校。以这样的模式，上海市体校培养出吴金贵、成耀东、范志毅、孙雯等足球名宿。

除了这样的多层体系，当时行业体协也为中国的足球青训强力助推。1952年成立的火车头体协，是铁路系统的体育协会，在原铁道部下属各个路局都有分支机构。1987年至1990年间，火车头体协乘着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东风，招揽各路体育人才，只要进入火车头体协成为编制内运动员，就算没有进入更好级别的足球队，成年或退役后也可担任铁路中小学的教师或者成为列车上的乘警，有的还可以直接落户北京等大城市。

火车头体协的徽章

再如，始于1988年4月的大连铁路足球队在此时期也吸引了大量青少年足球人才，后来与企业合作，成立了大连毅腾足球俱乐部，其青训系统为中国足球培养了赵旭日、王大雷、董方卓等一批实力球员。

在当时的经济社会体制下，体校以及行业体协这样的体系，让中国足球的青训卓有成效。

可惜，好景不长。

1990年代：青训被“一锅端掉”

当中国足球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职业化进程时，之前的体校和行业体协建立的比较完整的青训体系并未得到延续，而是逐渐崩塌。“当时就是青少年球员被‘一锅端’给俱乐部了。”许周铭如此形容当时的转变。但是，球员去了，之前的多级训练体系却没能跟着一起对接到俱乐部。俱乐部是否建立青训系统，完全变成了它自己的选择。

中超时代：精力都放在了“烧钱”

理论上，一支俱乐部球队想要获得好的成绩，必然要建立配套的青训梯队。然而当甲A变成了中超，近年来愿意这样做的俱乐部居然越来越少，中国的顶级足球联赛变成了“金元足球”的竞技场，大把的钱花在聘请国际著名教练引进大牌外援上，青训却少有人顾及。这让足协不得不陆续出台许多政策来强制俱乐部重视青年球员，最近还搬出许多“帽子”来镇压这股旺盛的虚火。然而这些政策都还未能治本。

近几年：“大干快上”可悲可笑

市场和行业失灵时，就该政府出手，从顶层设计来做引导了。于是我们在2015年看到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第二年又由部委出台了《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国家领导层对此不可谓不重视，顶层设计的水准也不可谓不高。但是，几年来，却屡屡出现“中小学的学生们抱着足球做个韵律操，校领导就可以汇报说学生们成为足球人口”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足球教研室教授龚波向《新民周刊》表示：青训体系的建立、校园足球的推广，是一件久久为功的事，千万不能做得太急。他举例说，现在全国中小学缺足球教练，于是就一股脑地去培养新手，想在短期内新增几十万人，这能落到实处吗？“其实，带孩子们踢球，我们最缺的不是懂专业技术的老师，而是真正内心喜欢足球的老师！”

他同时指出，虽然有了顶层规划，但相关部门依然把发展足球作为一项政绩来完成，只求快速完成指标，这实际上是对《规划》所依据的客观规律的违背。例如，教育部2017年宣布提前三年完成2020年的“全国建成2万所足球特色学校”的目标。“数据是可以提前达到，然而这种‘大干快上’，真的能把足球氛围营造起来吗？”

急功近利之外，青训政策无法一以贯之，总是人亡政息、朝令夕改；相关人员的主要精力不是做好事，而是拉山头、搞派系，互相倾轧……这些都成了当前中国足球青训的几大顽疾。

家校焦虑“杀死”青训

在龚波看来，目前的中国足球青训，选择和建立适当的训练体系只是要攻克的重重难关中“最简单的一环”，“更难的是整个社会教育观念的扭转。”

时过境迁，中国足球青训不可能再回到依靠体校和行业体协全部解决足球人口前途的模式。然而二十多年来，发生变化的还有整个社会的教育理念：如今，高考的“威力”比彼时不知强了多少，大多数家长都会让自己的孩子把最大精力花在提升学业成绩上，从早教班开始一直到大学，都要奔着考最好的学校去，如此焦虑的他们，怎么会愿意让孩子只是为了兴趣爱好而分出时间去踢球？

家长不让孩子运动，学校也把孩子束缚起来。小学为了避免学生在运动中受伤后承担责任，直接规定学生在课间只能待在教学楼，不准到操场活动——近年来，全国各地这样的事情屡次见诸媒体报道。放学后，许多学校则是尽快把学生送出学校，不让他们再有上操场的机会。如果孩子们连踢球的场地都无法接触，又怎么能指望他们成为足球人口？

龚波还提出：为民众提供足球运动的场地，应该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说新建和改造场地受到资金和土地资源等限制的话，那么将各级学校的足球场尽可能多地开放给社区，产生额外的管理和养护费用由财政适当补贴，这应该就是要尽力做到的。

然而，就算在学校向社区开放体育场地已经相对做得比较好的上海，《新民周刊》记者依然发现学校开放场地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管理人员可以让来活动的民众上跑道，偏偏就是不准进足球场里踢球，理由通常是“不要踩坏了草皮”。显然，顶层规划中“提高学校足球场地利用率，加快形成校园场地与社会场地开放共享机制”这一条，有些学校的管理者还未必理解和执行。

许周铭感慨：当年上海有那么多的足球特色中小学，如今已经显著减少了。“学校和家庭都太偏向于文化成绩，现在我们教育的路是越走越窄了。”

龚波表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足球水平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它不可能依靠举国体制，也不能孤立于社会体系而存在。因此，青训要做好，与之配合的因素非常关键，许多工夫要花在“诗外”。

足球的事不能归足球，这很无奈，但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中国的足球青训，能撼得动压在身上的这些重重大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