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讲到“贞观之治”，除了开国皇帝李世民脑子比较清楚外，贤臣的辅佐也是作用很大的。大家都知道魏征，其实李世民真正心仪的却不是他，而是马周。不仅李世民这么看，连毛主席也是如此。毛泽东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马周传》时，留下了许多圈点、批注，对马周非常赞赏。

他曾经这样评价马周的《陈时政疏》“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评价这么高的一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有哪些过人之处能得到明主的青睐呢？

金麟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成龙

马周和魏征一样，都是山东人。年少时就成了孤儿，家境贫寒，但喜好学习，尤其精通《诗》、《传》。尽管如此，还是由于贫困失意的原因，马周的行为时常放浪不羁，所以也不为州里所尊敬。

武德年间，虽然补授了博州助教，马周仍然觉得自己屈才，还是每天饮酒，也不把讲授的工作当回事，所以遭到了刺史达奚恕的多次斥责，马周一怒之下愤然离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在曹、汴之间游荡，期间又被浚仪令崔贤首侮辱，于是在气怒之下西游长安。宿于新丰的旅店中，店主只招待其他商贩却冷落了马周，于是他就要了一斗八升酒，悠然独饮，店主深感惊奇。马周看透了世态炎凉，只得以一壶浊酒聊表怀才不遇的寂寥。

到了京师之后，马周寄住在中郎将常何家中。俗话说，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机遇出现在了贞观五年，太宗令百官上书谈论朝政得失，常何因是武官不涉猎经学，马周便自告奋勇为常何陈述了合乎时宜的事二十多件，叫他奏上，没想到出乎意料地为太宗满意，事事符合旨意。但太宗也不觉得常何有这个本事，一问下去，常何说"这不是臣所能写出的，是家客马周草拟的。他每次和臣谈论，无不以忠孝为宗旨。"太宗大喜，当天就召见了马周，甚至在马周尚未到达的期间，还四次派人催促。见到马周之后，太宗和他谈论得非常高兴，当即令他在门下省值班侍奉。皇帝因常何举荐得当，还赐帛了三百匹以示嘉奖。

随后的马周开始春风得意，仕途一马平川。授任监察御史的时候，马周的谏言太宗都采纳了，不久又授任了侍御史，加朝散大夫，直至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后，又拜授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升任中书令后，马周的职务兼管两宫，由于处事精密，很是获得时人的赞誉。

由于早年的境遇和生活习惯，马周得了消渴病，就是今天说的糖尿病，在古代很难医治好。太宗知道后，不仅敕令寻求优胜之地为马周修建住宅，常常把膳食送给他，命著名的医生为其治疗，而且还亲自为他调药。马周临终前，索要了所陈奏事宜的草稿以帙，并亲手烧掉，感慨地说“管仲、晏婴揭露君主的过错，为求死后名声，我不做这种事。”这个话说的是以前，其实讲的是当下。在他之前五年去世的魏征就把自己多年来写给皇帝的谏辞抄录了一份，拿给起居郎褚遂良看，搞得李世民很不高兴。所以马周在这一点上比魏征要高明得多。

后人觉得像魏征的谏辞大多是针对李世民的错误而作出的，他使我们知道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也使研究贞观政治得失时有了更准确的参照。马周也同样如此，从他留下来的几篇疏文来看，被烧掉的奏章也应该含金量极大，可惜却被付之一炬。

即使马周有这个心也不一定能实现。魏征因为把谏辞给了褚遂良，再加上他曾推荐担任宰相的侯君集后来又谋反了，给自己找了很大的麻烦。大家知道，魏征在生前不断给李世民进谏，本来就搞得太宗很不爽，要不是包括长孙公主在内的人的阻拦，脑袋早掉了。后面又搞出来这几出，实在是要新账老账一起算，所以在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后不久就发生了“悔婚推碑”（李世民取消了女儿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并推倒了他的纪念碑）的事件。那马周再想名留情史也得先想想当下吧。

马周这般为李世民考虑，李世民自然更是感他的情。马周死后，李世民非常悲痛，对他也十分思念，一度曾准备借助道术来求得相见。马周做事到位，太宗也的确有自己的难处。自贞观十七年后李世民诸事不顺，儿子和弟弟谋反，高阳公主又不听话，出征辽东还失利了，自己身体又不好，心中苦闷可想而知，但也不好见谁和谁说，所以希望有一个懂得他心思又足够智慧，而且又没什么野心的人陪他说说话，帮他办办事，马周无疑是最好的人选。这大概也是各朝各代的君主都希望臣子的样子吧。

太宗爱马周，只因事情办了，自己的面子也留住了

马周深得唐太宗重用，不仅为人机智善辩，办事得力，也的确在为臣之道上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唐太宗经常向身边的侍从赞扬马周的处事风格和态度，说马周为人忠诚、谨慎，评价他人能够做到直言不讳。比之唐太宗所派遣的其他人，还是马周更符合他的心意。也只有马周，能够与唐太宗一起使江山社稷得到安康。

马周也和魏征一样，敢于向皇帝谏言。马周的谏言要比魏征委婉得多，他懂得给统治者留面子。所以李世民对魏征的建议有时候还不予采纳，即使采纳有时也是压着火而不得不接受。对马周的建议基本上是照单全收。马周有随机应变的才能，善于陈述奏进，深识事理，而所陈述的事情也没有不切中要害的。

贞观十八年四月九日，太宗前往太平宫，对侍从官员说“臣属听话的多，直言冒犯的少，我打算听一听我有什么过失，各位实话实说，不要隐瞒。”这既是实话，也是“大坑”，既要进肺腑之言，也不能让嘴太痛快了。太子右庶子马周说“陛下最近所做的赏罚有一点点以自己喜怒作标准的倾向，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过失。”这话谁听的不舒服？

还有贞观六年的一次上疏。马周反对李世民去九成宫避暑，但他不会直接说，你就知道跑去图凉快，把政事交给皇太子，份内工作不好好干，太不像话了。而是以“孝”的名义来劝阻李世民“太上皇岁数大了，陛下应该多照顾他老人家。现在九成宫离京师三百多里，太上皇要是思念陛下，陛下怎么来得及赶过去呢？”然后道出了自己的意图，请李世民立即颁布回朝之期，“以解众惑”。他请求李世民尽孝，李世民总不能因为这个而处罚他吧，所以只能是一点脾气没有，“深纳之”。

用父子亲情来作文章是马周的拿手好戏。后来李世民征辽东，下旨让马周等人辅佐皇太子李治，留在定州监察国事。等到李世民征辽归来，李治安排留在定州的那些平日很得父皇恩宠的嫔妃，早早地赶去迎接李世民。李世民自然非常高兴，问李治怎么想起来这么做，李治说“这都是马周教导儿臣这么做的。”李世民道“这个山东人总能窥知我的心意。”

马周确实是摸准了李世民的心理，李世民靠政变登上帝位，身背弑兄杀弟、逼父退位的道德重负，所以亲情于他，不一种心理上的需求，更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马周帮他营造出这样一种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和谐画面，对他来说，是大大的利好，别的且不说，面子上就要好看得多。

仅仅理解为权谋，或者是一种职场上的策略就未免有些太务实了。其实不管面对的是谁，洞察TA的内心和需求，再施以沟通之术，才能真正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应该视为与他人有效沟通的铁律。所以马周之“贤”，这也应该算是一个得分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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