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是毛主席最老的部下之一，也是毛主席在红军时期最信任的部下之一，他的名字都是毛主席亲自为他改的，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时期，他曾是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为何他后来归于沉寂？我们就来看看何长工同志的传奇经历。

一、改名何长工

何长工原名何坤，是喝过“洋墨水”的旅欧勤工俭学留学生。回国后，回到家乡湖南省华容县，从事教育工作。北伐军打到湖南，作为共产党华容县委书记的何坤，开始抓农民运动迎接北伐，并担任当地的团防局长和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书生从戎，不无忐忑。他自己笑称：“我这样一个不懂武装的人，不是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下了洞庭湖，开始了真正的武装斗争的生涯。”

1927年在北伐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国民党却对革命的同盟军——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今后的道路怎么走？这天，何长工、蔡协民等人专程去武昌找到毛主席。毛主席在一家小旅馆会见了他们，对他们说：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我们要保存革命火种，积蓄力量。又特别提醒大家：你们都暴露了，必须改名字，特别是何坤，反动派对你很了解。蔡协民说：我就不改了，我名字有农民协会的含义，舍不得改；何坤要改就往“工”上改，咱们来个工农联盟嘛！毛主席听后笑了，说：“那好嘛，何坤同志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

二、寻找朱德

秋收起义后，毛主席带着队伍向井冈山前进。这天晚上在古城宿营，通讯员通知何长工：“毛委员叫你去。”来到团部，毛主席把他拉到地图跟前说：长工你看，我们要这里落地生根了，今后斗争还长，必须尽快壮大我们的力量；前委决定派你出山，联系湖南省委，设法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何长工为难地说：没有交通线，怕找不到省委，并且我头上有军帽的印子，手上有扣枪的老茧，万一出情况。一旁的张子清参谋长出主意：你干脆就说是从毛主席队伍中逃出来的吧。毛主席开玩笑说：“长工，你可以自由活动，但要记住白皮红心哟！”

何长工从武汉坐船到香港，辗转来到韶关，终于打听到朱德的部队正隐蔽在范石生麾下。何长工高高兴兴来到朱德防区，刚到就被哨兵捆了起来，押往司令部。好在一进门就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工农联盟”的蔡协民。蔡协民赶紧给他松了绑，带着他进屋，又见到一个熟人：留学时的同学陈毅。陈毅笑道：“过去相会在欧洲巴黎，现在见面在犁铺头，有点感想吧！”这时朱德也来了，经过一番审查，确定了何长工的身份后，朱德高兴地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找毛润之了，如果不发生意外，估计已经到了。”

朱德带领部队辗转来到宁冈砻市。赶来会合的毛主席顾不上一路风尘，立即向朱德驻地龙江书院快步走去。朱德听说毛主席来了，赶忙出门迎接。何长工向毛主席介绍：这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身后那位是王尔琢同志。两双有力的大手握在一起，这一天是1928年4月29日。

三、改造王佐

还在朱毛会师前，何长工回到井冈山不久，一天吃饭的时候，毛主席看着他笑，说：“长工，我还要打你的主意，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何长工问：“去多少人？”毛主席笑着说：“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何长工心里难免有几分犹豫。毛主席开导他道：我们要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经验。

何长工带着毛主席写给王佐的亲笔信上了井冈山。王佐一派绿林范儿，虽然欢迎何长工，但也满腹疑虑，有所防范。王佐把何长工安置在一里外的小木屋住，派勤务兵“照顾”，并叮嘱：千万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发生意外。

何长工心急面不急。他时常到王佐家里走动，与王佐的家人聊天，宣传革命道理，还顺便“打长工”——帮做一些家务。逐渐取得了王佐家人的信任，王佐的态度有所转变。王佐最信任的三个人，除了“老庚”袁文才，就是他的左膀右臂刁飞林和李克昌。这二人性格豪爽讲义气，何长工跟他们混熟了。这天刁飞林突然要跟何长工喝鸡血酒结拜兄弟，何长工慎重考虑后，婉拒了。这样才打消了王佐怕红军是来挖墙脚的怀疑。

王佐有个仇人叫尹道一，何长工献计：找一个有利地形，把尹道一引到山上，打他埋伏。王佐依计行事，果然把尹道一的队伍包了饺子，将尹道一斩首复仇。何长工也很高兴，这种伏击战在红军中并不是新奇的东西，但在王佐眼里了不起。王佐彻底对红军服了气，提出扩大部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王佐、袁文才的队伍编成一个团，红军派干部去做政工工作。有一次王佐跟毛主席谈了大半夜，然后兴冲冲地对何长工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可惜，后来王佐、袁文才被错杀。

四、第八军军长

何长工本是红军主力红四军二十八团的党代表，敌人对井冈山围剿，前委决定四军打到外线，五军留守。彭德怀亲自点将，要求把何长工留下。何长工本来不愿意，故意蒙着半边脸不说话。毛主席说：“长工同志，不要蒙着脸，你也留下来吧。”这样，何长工调到红五军三十二团任党代表。

后来三十二团扩编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红五军一共就两个纵队：四纵和五纵。李灿任纵队长，何长工任政委。五纵进军鄂南通山、崇阳一带，发动群众，打游击，干得风生水起。不久，彭德怀率四纵也来到鄂南，在刘仁八（地名，在今湖北大冶）改编，成立红三军团，下辖红五军、红八军，后来增加了红十六军。五纵改编为红八军，何长工担任红八军军长。

红三军团趁湖南军阀何键的主力正在两广地区混战的机会，取得了一打长沙的胜利。当时红五军担任主攻，红八军侧翼迂回。攻城激烈之时，红五军几次冲进敌人阵地又被反击下来，部队有溃乱之兆。何长工立即带着部队冲上浮桥支援，并向五军战士大喊：“五军同志注意，我是八军军长，八军已经占领杉木港迂回到敌后，敌人全线动摇，很快就要被打垮，你们不要紧张，一切听我指挥，向城内进攻！”接着在一个土堆旁看到彭德怀，何长工说：请你赶快下命令，五军归我指挥，随我进城扩大战果！彭德怀表示同意。这样，何长工指挥红三军团几乎全部部队，冲进长沙。

进城后何长工还做了一件“露脸”的事儿。他召集长沙的领事馆、教堂、医院等开会，来了三百多外国人，何长工用法语、英语宣传红军的宗旨和纪律，洋人听众无不显出惊奇的表情！后来有一次毛主席找何长工谈话，刘伯承在座。刘伯承说，你们红三军团打下长沙，苏联人通过英国路透社的报道，惊异地发现中国红军不但战斗力强，而且很有文化嘛！毛主席笑着说：“陈毅打长沙没去，一定是长工！”

五、借道

何长工任军长时，后来很多名将还是基层干部。比如上将王平，是红八军路过阳新时才参加的红军。王平回忆：“五月份红八军要从三溪口过，（我）就找区苏维埃政府请求参军，他们给我开了参军介绍信。”参军后，王平分配到一大队（相当于连）任宣传干事，负责贴标语、写标语，每人每天的任务写十条。

中央苏区分为四个军区，军区领导人分别是陈毅、叶剑英、李富春等。1934年初春时节，何长工从红军大学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亲自找何长工谈话，对他说：“长工同志，这是一副放在你肩上的重担……”当时苏区的北面战事正酣，红军在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中损失严重。粤赣军区地处苏区的南面，何长工到这里，必须为苏维埃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

长征前，周恩来急电何长工去瑞金，有要事相商。周恩来握着何长工的手交待：陈济棠约我们谈判，我们要利用蒋、陈矛盾，决定派你和潘汉年带朱德同志的信去跟他们谈。何长工和潘汉年到了粤军地界，对方为了保密，专门准备了两顶花轿，一路喝令是“司令的贵客”，会见了粤方代表。谈判中何长工收到周恩来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粤方代表敏感地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何长工机智地回答：“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双方达成了停战、通商、互通情报、借道等秘密协议，这为马上开始的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打通了重要关节，减少了牺牲。

蒋介石得知后，给陈济棠发去一份愤怒的电报：“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共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

六、第九军团

何长工抱病参加了长征。二渡赤水后，病情稍好，毛主席找他谈话，要他去红九军团担任政委。毛主席说：“你有善于团结人的美德，相信你能够和罗炳辉这位起义将领搞好关系。”见何长工有些踌躇，一旁的刘伯承劝他：既然主席让你去，你是有能力搞好九军团的。何长工再次拿出了“长工”本色，坚决地说：“党这么相信我，纵有天大困难，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何长工之所以踌躇，是知道红九军团作为全军的“别动队”，经常单独执行任务。当初留守井冈山战斗中，何长工突围时从悬崖跳下，腿部受伤，走路一跛一跛的，怕不能胜任，耽误了革命工作。

果然，九军团三渡赤水后，担任疑兵，大张旗鼓向川南进军，将敌人吸引到自己周围，掩护主力部队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再渡乌江，向云南进军。这时，远在贵州北部的红九军团，必须边打边走，昼夜兼程追上主力。当赶到乌江边上，他们比规定的时间晚了六个小时，乌江上的浮桥已经拆掉了。

负责浮桥的是干部团。据罗贵波《革命回忆录》说，他接到的命令，是等五军团过江后拆毁浮桥。下午罗贵波在江边遇到五军团的干部，告诉他五军团已经过江，于是罗贵波下令拆桥。傍晚赶到总部，刘伯承十分严肃地问：“谁叫你们拆掉浮桥的？”说话间，一向温和的刘伯承拍了桌子，文件散落地上，“后面还有九军团没有过江！”惊动了隔壁的朱德。朱德走过来严肃地说：“不要多说了，马上想办法把浮桥架起来。”于是宋任穷、罗贵波带领干部团回到乌江边，忙了一个通宵把浮桥架好。到早晨没见到九军团前来，又把桥拆掉，追了两天才赶上大部队。

就这样，九军团与干部团擦肩而过，未能按计划过江，形势非常险恶！军团领导经过分析研究，决定单独在乌江北岸作战，摆脱敌人，并策应主力。经过精心准备，九军团在老木孔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打垮了五倍于己的敌人，扭转了不利形势；然后大踏步向西，在老乡的帮助下巧过北盘江。这时大部队已经过了金沙江，九军团自己渡河，终于在西昌附近追上了党中央。

七、草地歧路

按说以何长工的资历，在今后的革命生涯中应该有更大作为的，可惜，在大是大非的重要关头，何长工犯迷糊了。

那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川西会师之后，中央确定了北上方针。部队混编，分为左、右两路军。这时各部队番号作了一些变动，红九军团改称红32军（因红四方面军已有红9军），与红5军（原红五军团）一起编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北上。

左路军走不多远，来到噶曲河畔，张国焘借口河水陡涨，命令停止前进。当时跟随左路军行动的康克清回忆：红5军军长董振堂向朱总司令请示，我们前卫队先过河吧。张国焘不等朱老总回答，大声吼道：“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再做决定。”张国焘还向右路军已经走过了草地的陈昌浩、徐向前发去电报，要他们带右路军回来，并要裹挟中央南下。这就是著名的历史事件——草地分兵。

罗炳辉、何长工带着红32军随张国焘南下来到卓木碉，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展到顶峰——另立中央。会师后张国焘对何长工是不信任的，已经免去了他的红32军政委职务。这时何长工急于消除张国焘的猜忌，在大会上发言时，大力支持张国焘的南下分裂活动。据宋侃夫回忆：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会上首先是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罗炳辉等同志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还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

就这样，何长工被任命为张国焘这个自立“中央”的“组织部长”，得到重用。当然，我们也要理解当时何长工的困境和压力，如果他不这样表态，必将面临张国焘的严酷打击和“清洗”。但无论怎么说，何长工一直受毛主席的重用和提拔，连名字都是毛主席帮他取的，这样力挺张国焘，即使不说有“变节”之嫌，也是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这与他后来职务，应该是密切相关的。1945年党的七大预选中央委员，何长工的名字两次被划掉。按何长工本人的说法，是毛主席亲口对他说：“长工同志，中央委员会不是同乡会，中央委员会里湖南人很多。”

面对挫折和曲折，何长工没有气馁和自暴自弃，而是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抛弃名利观念，继续兢兢业业为革命“打长工”。

八、毛主席怎么处理“请愿”

长征胜利结束，三大主力会师，何长工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抗战爆发，何长工分派到河防司令部担任司令员，防备日军渡过黄河攻击陕北。这期间，何长工遇到这么一道难题：一天，参谋来报告，有几个县残废军人医院的二百多名伤员，在延长县集合，要去延安向毛主席“请愿”。何长工赶紧去调查情况。原来，各个医院都存在设备差、药物缺、关怀少的问题，导致伤员们意见较大；有的伤员成了残废，不能继续打仗，在这里生活不习惯，要求回老家去。有的伤员动情地说：陕北根据地物资紧缺，我们在这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了组织的负担，不如回家继续做些抗日宣传工作。何长工听到这里，非常感动：这些经过长征的同志们多么好啊！他当场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你们暂时不要上延安，我来处理；如果我处理不好，你们再找毛主席告状，好不好？

何长工立即找后勤部门解决伤员们的吃住，并向毛主席打了一个电话。毛主席听了汇报，沉默片刻，问：“怎么处理的？”何长工回答：“安排他们住下了。准备把他们的生活搞好一点，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再说。”毛主席又追问：“你发火批评人家没有？”何长工赶紧回答：“我作了自我批评，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毛主席在电话那头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贡献，现在残废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也是合理的。是些好同志啊！”停顿片刻，毛主席又沉重地说：“长工，这个事情我们没搞好啊！”

几天之后，毛主席要何长工到延安去，当面向他了解残废医院和伤员的情况，然后说：不能再叫残废医院了，这是对人格的不尊重；把残废医院改为荣誉军人教导院，你做总院长！何长工坚定地说：“主席放心就是了，我去。”毛主席又交待，开一个伤病员代表和卫生部门的会议，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动手术”，医治官僚主义；到延安来开会，就说我和中央领导的窑洞都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住！

九、“外国油子”

抗战胜利后，何长工来到东北，担任了军工部部长。在抓好军工生产的同时，他还盯上苏联管着的一批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武器。之前李富春、肖劲光都去跟苏联代表卡瓦洛夫交涉过，苏方宁愿拉回去炼钢，也不交给中共。何长工出马，来了一个以硬对硬。他对卡瓦洛夫说：“关东军这批武器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好说歹说，卡瓦洛夫硬是不干，何长工发火了：“你如果不同意，我只好来抢，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苏军开枪，先打死你。我要给斯大林打电话，告你的状，告你没有国际主义！”对方磨不过何长工，经请示上级，同意给了这批军火。

事后李富春高兴地说：“长工，你真是个油子呀！”何长工哈哈大笑：“毛主席说我是个外国油子！”

十、学历二十二年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中国基础薄弱、外汇紧张，要不要发展航空工业，高层产生了争论。时任重工业部副部长的何长工主张上马，他的想法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认可。毛主席拍板：“何长工这一炮放得好啊！应该早点抓。”

要搞航空，必须得到苏联支持。何长工率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苏方反对中国搞：“你们没有一点工业基础，连飞机轮胎都不能制造，怎么谈得上建立航空工业，怎么能上天？”何长工用英语、法语同他争辩，对方见他外语这么流利，奇怪地问：“你是什么军事学校毕业的？”何长工妙答：“我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是战争大学毕业的，是毛泽东战略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二十二年，天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来，我们才发了一张集体结业文凭。”

经过十八天艰苦谈判，终于敲定援助计划，中国航空工业从此起步。

不久，何长工又“跨界”来到新设立的地质部。组织上找他谈，他真有顾虑：搞地质，我跛着脚怎么跋山涉水？组织上说，这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提议的；主席同意了，说你有那么一股劲。

就这样，一直保持那股革命干劲的何长工，又进入了一个陌生领域，担任地质部副部长（部长李四光），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创建的北京地质学院，培养了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等大批优秀人才。

1987年，“为民众扛一辈子长工”的何长工同志去世，享年87岁。

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