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

作者马建红 法学博士

古人经常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形容一个人的见多识广，这两件事在古代确实不容易做到。

就说“读万卷书”吧。在一个纸张匮乏、出版印刷业不发达的年代，书籍奇缺，除非自己家里有藏书，否则单要觅得到书就得费一番工夫，更不用说还能读到“万卷”的程度。而那些能落在纸上以成书的“文”，虽然“一字值千金”有夸张之嫌，但也大多有启人心智、劝人行善或经世致用的价值，古人才会劝人们要“敬惜字纸”。

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作者卜正民虽然讨论的是明代中期以后邮政服务的情形，不过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可以一窥其时一本书从征稿到出版完成整个“流程”所需要的时间。1663年，在杭州出版的一本优秀书信集中，刊登的一则征稿启事，称为了接下来能出版续集，出版商请求读者将有趣的书信寄给资助这些出版的某书坊。几年后，这本书信集终于在1667-1668年间“顺利出版了”。

在出版于1672年的一本诗歌集的序言中，也有一则类似的通过邮政征稿的启事。编者宣布计划出版第二本诗歌集，希望读者们将他们的诗稿邮递到他在台州的家中，或者邮递到所列出的分布在扬州、北京、南京的四个地址中的任何一个。六年之后，第二本诗歌集也终于出版了。在印刷业已经相对发达的清朝初期，出版一本书尚需五六年的时间，可见在更远古的时期，出版“一卷书”的周期自然会更长。现代许多学人都有出版论文集等的经验，从征稿收集论文到编辑校对出版发行的时间，短到了一定会让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至于“行万里路”之艰难，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来古人受安土重迁观念的影响，不到万不得已，通常不会有迁徙远游之事，这需要突破的是心理上的障碍。二来即便是为了赶考或为官赴任，人们也会因为交通工具的简陋、路途的艰难凶险等，视出行游历为畏途，更不用说那些私人的旅行了。

《徐霞客游记》中的天台山、黄山、庐山、雁荡山等，如今依然是人们旅游的首选，我们今天可以乘飞机、坐高铁直达目的地，也可以自驾游欣赏沿途的美景，而当时徐霞客的旅游，几乎是一步一步用脚丈量出来的。

从1636年到1640年，徐霞客从他的家乡、扬子江口的江阴出发，一路跋涉到了云南鸡足山的佛教圣地。在此期间，他要雇佣船夫、车夫和运夫。1636年11月2日早晨，刚出杭州城30公里，徐霞客就发现自己雇佣的长途脚夫王二不见了，原来这王二是拿到工钱后就溜了。

1638年6月5日，徐霞客要从贵州最西部的普安县进入云南境内，却发现根本雇不到脚夫，耽搁了四天后，徐霞客只好求助于当地的一个工头“代为掯价”，在募到脚夫的那天下午，徐霞客又雇到了一匹马，只是“价钱同样昂贵”。面对这样貌似坐地起价的情形，他也只能感叹“无可奈何也”！

不过，在陆路上的旅行，却不得不防盗匪的活动，在许多地区，人们不敢在夜间旅行，一本导游手册的作者就告诫人们，即便是在靠近杭州的人口密集区，也不要在“黎明或黄昏时旅行，更不能在荒歉时期到那里去”。至于在苏州周围地区，“在歉收时期这里盗匪猖獗，只有在保镖的陪同下才能在苏州的农村地区旅行”。

除了这些不得不防的情形外，在古代“行万里路”还有一个不便之处，就是对路途不熟悉时需要不停地“问路”，有时候就难免走不少冤枉路，“向导”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现在出行，即便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完全陌生之地，也不必担心什么，导航可以帮我们解决许多问题。

现存最早的一部导游手册，是1570年在苏州刊行的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而他之所以萌生编纂此书的想法，竟然是因为有一天“归心迫切，前路渺茫，苦于询问，乃惕然兴感，恐天下之人如余之厄于歧路者多也”。于是他参照官方驿程指南中的道路，在驿路网中又加入了许多别的路线，并添加了许多旅途建议，“讲解和说明一些游人难于把握的拐弯处，对比各不同道路间的优缺点，还插入了关于一些著名景点、客栈、渡口和日常或季节性道路安全的知识”，貌似我们今天的一份旅游攻略！导游手册由行路难而催生，这还真是以往不曾想到的问题。

与传统社会相比，今天的我们，无论是要获得万卷书，还是要行万里路，都已经变得非常容易。事实上，获取知识的方式，也早已无需这么传统。坐在一台电脑前，或者手握一部手机，只要连上网络，天下人与天下事尽可纳入我们的视野。

只不过越容易得到的东西，人们往往越不会珍惜。发达的印刷与出版业给我们带来了何止万卷书，便利的交通可以让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却让我们无暇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也无暇欣赏旅途中的美景。看来古人有他们的担忧，现代人有自己的烦恼，这也是时代变迁的自然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