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包括哪些单位(“体制”越强大，投资价值

刘晓博

近年来，名校大学毕业生扎堆进入“体制内”，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最近，各大学陆续公布了2021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其中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进入“体制内”的比重达到了69.9%，2019年和2020年分别为61.2%和64.9%。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2021届毕业生就业，也都有超过52%的学生进入了“体制内”单位。

北京大学没有公布最新的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但我们可以找到2019年的数据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北大就业的毕业生早在2019年就有超过75%的人，选择了体制内单位。

所谓“体制内”，是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部队和公立学校、医院。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主导型经济社会发展，国有企业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体制内”单位强大、强势、汇聚人才，是正常的。

但如果全社会弥漫着对体制、编制的崇拜，优秀人才都千方百计进入体制内，那“大众创业”的事由谁来干呢？

我们决定寻找一个指标，来评价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体制强度”，看看哪些些地方“体制”过于强大，哪些地方比较合理。

我们确信，“体制强度”超过合理范围的地区，投资价值一定是偏低的。

中国存在这样的“神奇指标”吗？

有！

这就是住房公积金“体制内缴存比”。

它可以分解为两个指标一个是“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占总缴存人数的比重；另一个是“体制内”人员缴存公积金总额，占总缴存额的比重。

后者的价值更高，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城市公布有关数据。但好在还有前一个指标——基本上所有的省市区，每年都会公布住房公积金年报，里面可以查到相关数据。

为什么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可以成为衡量“体制强度”的指标？

这是因为，体制内的福利比较好，普遍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而且人均比较高；体制外，也就是民企、外企、自由职业者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例比较低，而且人均较低。

2021年度的住房公积金报告尚未公布，所以我们使用2020年数据。

在中国内地经济总量最大的50多个城市里，我们找到了50个公布了2020年公积金年报的城市，做出了如下表格

在经济总量较大城市里，陕西榆林的“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是最高的，达到了90.24%。

是襄阳、哈尔滨、徐州，体制内占比也都超过了三分之二。

“体制强度”超过60%的城市，还有太原、唐山、南昌等。

这些“体制强度”比较高的城市，要么是资源型城市，要么是经济转型不太成功的城市。，人口竞争力大多不强，经济活跃度不高，楼市投资价值也不大。

沈阳处于50个城市的“中位数”位置，“体制强度”达到了43.36%。

“体制强度”最弱的是苏州，只有11.96%。

，“体制强度”低于20%的城市还有常州、东莞、深圳、无锡、杭州、佛山。

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低于33%的城市，都可以认为比较合理。所以，上海、大连、宁波、广州、成都、厦门、南京、天津、北京等城市都在合理区间内。

“体制强度”偏低的城市，民企、外资企业比较发达，经济活跃度高、人口竞争力比较强。如果这个城市级别比较高，或者位于核心都市圈，则其楼市比较有投资价值。

大连、天津的“体制强度”在合理区间内，有点出人意料。一般印象中，这两个城市经济活跃度不高，民企不太发达，体制强度应该非常高。

住房公积金的数据显示，大连、天津毕竟还是沿海城市，虽然民企不算强，但有较多外企，经济多元化还是不错的，未来走出调整阶段是有条件的。

沈阳作为东北省会城市，“体制强度”只有43.36%，低于长沙、合肥、武汉等城市，也有点出人意料。

另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城市是福州，这个南方沿海省会城市，体制强度竟然高达58.52%，超过了长春、石家庄、沈阳等北方省城。

榜单里，“体制强度”最高的6个城市全部为北方城市，“体制强度”最低的8个城市全部为南方城市。

最近5年来发展最快的3个大城市——杭州、深圳、苏州，全部为“体制强度”明显偏低的城市。

缴纳住房公积金人数最多的城市是上海，达到了884万人；第二是北京，达到了883万人；深圳位居第三，达到了662万人；广州第四，486万人；苏州第五，399万人；成都第六，382万人。

实际生活人口最多的重庆，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只有274万人，说明很多体制外企业没有给员工交。

广州实际生活人口比深圳多100到200万，为什么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数少了将近200万？这是因为广州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更多一些，广州小微企业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重低于深圳。

经济总量最大的50个城市的“体制强度”，并不能代表全国的水平。

普通地级市，也就是三四线城市，如果跟省会城市相比，“体制强度”会上升还是下降？

一般人可能认为省会城市有两套班子，省委省政府的机关，市委市政府的机关，还有很多国企，所以省城的“体制强度”会大于普通地级市。

如果你这样想，大多数时候是错误的。在沿海地区，普通地级市的“体制强度”会比较低，因为国企少、机关少。

但在内地省份，就完全不同了。内地三四线城市的“体制强度”反而更高。

我们选取了20个处于各省中游水平的地级市，计算了他们的“体制强度”（体制内缴存公积金人员占比），有了如下这个表格

可以看出，中西部的、处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中游的地级市，其“体制强度”大多超过了80%。

如果到其所属的县、县级市层面，情况可能就更严重。基本上会出现“体制外无世界”的局面。

这些地方缺少像样的民企、外企，经济高度依赖国企和政府消费，人口竞争力非常弱，在过去10年大多是人口流失地区。当这些地方用“放松公积金贷款”的方式托楼市的时候（比如四川达州），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显而易见。

所以，如果你投资购房，不建议在这些地方买。

我们还选取了东北地区20个人口流失比较严重的地级市（地区），对他们的“体制强度”做了一个排行

大兴安岭林区，“体制强度”非常高，达到了98.38%。这个区域基本上没有什么民企、外企。

鸡西、七台河两个城市的“体制强度”也都超过了90%。，东北的三四线城市，“体制强度”比中西部的三四线城市要高一些。

东北这20个城市，无一例外在过去10年里都是人口流失的。

再看一下各省级区域的“体制强度”

西藏的“体制强度”是省级区域第一名，达到了93.33%。

第二到第四名，分别是甘肃、、青海，都超过了80%。

湖南省处于“中位数”，“体制强度”达到了63.5%。

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省的“体制强度”并不高，甚至低于四川、山东。山西、广西、云南、贵州、江西的“体制强度”竟然超过了东北三省。

“体制强度”最低的省份是浙江，只有13.77%。这意味着，浙江的确是中国民企最发达的省份，依靠体制内生存的人比例最低。

而中国唯一的“共同富裕示范区”也选的恰恰是浙江。这有力地证明了，住房公积金这个指标在测量“体制强度”、“共同富裕程度”上的有效性。

除了四大直辖市，江苏、广东的“体制强度”也比较低。而浙江、江苏和广东，正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三个省。

广东的“体制强度”略微超过了江苏。这跟大量在广东生活的外来移民，在小微企业工作或者自谋生路有关，这些人很少缴存住房公积金。

广东缴存公积金人数达到了1976万人，全国第一；广东是浙江的2.14倍，是江苏的1.4倍，比“山东 河南”还要多。

“体制强度”低于33%（达到合理范围）的省区比较少，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中国绝大多数省区，更像是一种“体制福利”。这也是为什么，住房公积金制度常常受到诟病的原因。

在国家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住房公积金制度显然需要改革。让更多的中低收入阶层有机会享受公积金贷款的红利，是改革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