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再现世界级直传(巴西“黑人觉醒日”前夕再

“我们是混血民族、多元文化，巴西没有种族歧视。”

11月20日是巴西“黑人觉醒日”，1960年代起，每一年各地都会在这一天举行文化活动，让黑人公民为自己的身份而骄傲。

这本该是庆祝“黑人重新认识到自己对国家的巨大价值和贡献”的日子。但今年，人们醒来却得知一个消息，就在庆祝日前夕，阿雷格里港一名40岁的黑人被警卫殴打致死。

21日，圣保罗、里约、阿雷格里港等多个城市，巴西人涌上街头示威，手里举起“为贝托讨回公道”的标语，圣保罗市最著名的保利斯塔大道（Paulista Avenue）路面刷上了葡萄牙语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大字。

整个事件无论从背景还是细节上，可以说是5月美国“弗洛伊德跪杀案”的翻版。BLM 运动声浪渐缓时，在巴西，被无视已久的结构性种族歧视问题终于再次进入公共议题。

贝托之死

若昂·阿尔贝托（João Alberto）是巴西阿雷格里港的一名普通工人，周围人都亲切地叫他“贝托”，这是他的教母对他的昵称。

11月19日，贝托在家乐福超市中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后者打电话叫来了两名白人警卫，他们将贝托带到超市外的停车场上，他转身反击，警卫立刻将他按在地上，其中一人跪在他脖子上，就像美国人弗洛伊德所遭受的一样，然后殴打他的头部和腹部长达4分钟，最终致其死亡。

贝托的妻子也在事发现场，根据她的证词，贝托趴在地上向她呼救，但当她试图上前帮忙时，被一个男孩推到了旁边。

一位来超市购物的居民拍摄下整个过程，他当时警告过，受害人有窒息的迹象，但涉事警卫要求他“不要干涉他们的工作”。

另外与“弗洛伊德案”极其相似的是，事后关于受害者的负面信息被不断爆出：

家乐福员工在警方证词中称，贝托前几日来过超市，当时有喝醉的迹象，并且没有佩戴口罩；在《圣保罗页报》的采访中，两名涉事警卫的律师提出，“阿尔贝托当时的行为可能是受到吸毒影响”，并认为殴打不是直接致死原因，而是心脏病发作。据警方称，阿尔贝托还有家庭暴力、威胁他人和非法拥有武器的犯罪记录。

无论是邻居和家人口中的“好人”，还是当事人和警方眼中的“潜在犯罪分子”，或许都是阿尔贝托的真实面貌。但无法改变的结局是，就在“黑人觉醒日”前夕，他如同弗洛伊德一般死去。

“种族民主”：欲盖弥彰的歧视

事情发生后，20 日联合国在声明中确认，“贝托之死”在巴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一举动反映了巴西社会的诸多种族主义和不平等问题”。

然而巴西总统却直接否认了种族歧视的存在。在21日的G20峰会上，博索纳罗没有直接谈论此案，但提出“混血是巴西人的本质，种族歧视是个‘进口’问题”，他认为巴西并不存在歧视问题，这些游行总是被伪装成“为平等而斗争”或“社会正义”，其实是想“争取权力”。

博索纳罗的看法反映了巴西社会存在已久的一种“国家骄傲”。上世纪 30 年代，巴西社会学家吉尔伯托·弗莱雷提出了“种族民主”一词，在他看来，巴西和美国的黑人处境是完全不同的，即便是在 1888 年废除奴隶制之前，白人家庭与黑人奴隶虽有等级上的差异，但生活中产生一种更深切的情感联系，而且葡萄牙殖民者对异族混居高度接受，通婚普遍，因此巴西社会具有一种“超越种族性”的特征。

这个“神话”一直持续到今天，主流观点仍然是巴西人不会通过种族的眼光看待彼此，也不会对彼此产生种族偏见，巴西人的社会流动性可能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包括性别和阶级，但种族歧视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素。

然而事实是如此吗？尽管“种族民主”观点被白人为主的统治阶级推崇，但一直以来，不少学者以实际调查证实了被忽视已久的种族歧视情况。

正如巴西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莉莉亚·施瓦茨（Lilia Schwarcz）在她的《种族奇观》（O espetáculo das raças）一书中提供的一组非常讽刺的调查数据：

你有种族偏见吗？

99％的人回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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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识任何有种族偏见的人吗？

98％的人回答“是”。

暴力制造者？暴力受害者？

与“弗洛伊德案”完全相同，贝托在事件发生前是否有过挑衅或潜在暴力的表现成为争议焦点。

在《圣保罗页报》报道的下面，有巴西网友否认这是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受害人不是因为黑人而遭到殴打，而是因为他威胁要殴打一名超市雇员，并在被驱逐时反过来殴打两名保安人员。”

他特别强调：“在多种族社会中，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大多数情况下这与种族主义无关。快速搜索‘受夜总会保安袭击的年轻人’一词，就能发现各个种族的人都遭过袭击。”

但现实中，不同人种遭受暴力执法的概率差异之大无法忽视。超市已经成为经常发生冲突的地点，许多案件中黑人由于被怀疑偷窃而被暴力执法，“贝托之死”并非个例。

据巴西发行量最大的《圣保罗页报》估算，从 2015 年到 2016 年，美国警察每隔 35 小时就会杀死一名黑人，而同一时期，巴西警察每两小时杀死一名黑人。

不可否认，巴西黑人社区中的犯罪率较高，但这并不是歧视性暴力执法的理由。更需要关注的是犯罪率背后，存在已久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根据里约热内卢《环球报》的数据，黑人和黑人混血占巴西人口的一半左右，但他们占了全国失业人数的 64％，文盲中的 75％，而在获得大学文凭的人中，他们仅占 35％。

歧视性暴力执法甚至毁灭了童年生活。贫民窟社区中，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要学习如何生存：当听到第一声枪响时，以最快速度躲在床或桌子下面。

2019年，里约州8岁的黑人女孩阿加莎·费利克斯在警方执法中被误杀，儿童们向当局写了1500封信，要求结束暴力，但徒劳无功。

巴西总统和里约新任右翼州长威尔逊·维泽尔（Wilson Witzel）都没有向阿加莎表示哀悼，也没有向失去无辜亲人的家人表示任何慰问。维泽尔为自己的管理政策辩护，说警察将继续清理“暴力”，并允许狙击手在贫民窟上空从直升机上向下射击嫌疑犯。

包括阿加莎在内，2019年仅在里约州，就发生了6起中小学生在放学路上或家门口死于警方执法的事件，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贫民窟的黑人孩子，而在公认的犯罪天堂，暴力执法“合理高效”。

面对这些重复发生的案件，巴西公共安全论坛的社会科学家丹尼斯·帕切科（Dennis Pacheco）认为长久以来社会的沉默导致了现在的结果：“这背后的信息是，下一个受害者可能是我，可能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每当看到一个新的案件，都好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也随之死去。”

“当我们使用'种族主义'一词时，我们所指的就是这种残酷而持久的不平等的现实，”里约《环球报》评论道，“除了种族主义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因素造成如今社会对待黑人和白人的荒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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