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年份的活动往往容易被人忽略，这就是1936年长征结束后红军在西北重建根据地的活动。实际上，这一活动的过程并不比长征轻松，为此亦付出了巨大代价。

众所周知，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仓促实施战略转移。湘江一战，8万大军损失过半。继而在西南转战半年之后，仍无法立足。当时东面、西面、南面皆不能发展，北上成为唯一出路。1935年9月，中共中央俄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打通国际路线，获得物资援助，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于是，大军直指中蒙边界。

偶然发现的根据地

1935年9月20日，当进驻甘南小镇哈达铺的中央红军主力正准备抢渡渭河时，毛泽东偶然从一张报纸上获悉：陕北尚有一块苏区和一支有相当实力的红军。于是当机立断，改变原定计划，转向陕北苏区。这一带有极大偶然性的决定，开始改变红军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进程。

10月中旬，近万人的中央红军主力同陕北根据地的5000余人的红十五军团会师，队伍得到壮大，给养得到补给，伤员得到安置。一举改变了中央红军一年来无根据地作战的困境。然而，陕北根据地的贫困又使红军面临新的考验。

当时的陕北根据地(亦称陕甘根据地)是30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发动武装起义后创立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它包括延长、延川、保安等6座县城及附近地区，游击区扩展到陕北和陇东的17个县。这里地处三省边界，自然条件差，山多，塬多，地接沙漠，干燥寒冷，降雨稀少，年无霜期仅5个月。土地亩产高的一斗，低的半斗。而当时维持一个人的生存每年至少需10斗粮食，整个根据地粮食收获量与人口消费大体相当，几无余粮。而突然增加一个万人左右的红军军团，每天就需1.72万斤粮食。

不仅如此，这里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15.2人，最低为5.4人，是当时陕西人口密度的1/4，与南方根据地的人口密度更无法相比，这给红军的兵员补充带来极大困难。以上情况表明，陕北根据地的物质基础不仅无法保证红军的发展，连维持红军的生存都十分困难。

扩大根据地物质基础的东征和西征

当时陕北根据地北面是长城，长城外则是荒无人烟的沙漠；西面是地瘠民贫、人烟稀少的宁夏、甘肃回民区；南面是物产和人口条件优越的关中、渭北地区，但国民党西北大本营就设在西安，有重兵驻守；东面隔着黄河，与山西遥遥相对。

面对特殊的环境条件，当时党和红军领导人围绕红军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激烈争论。其主张大致有三：一是“巩固求发展”，即以巩固陕北苏区为主，逐步向南发展，伺机同国民党军作战；二是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与日军争先机，并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三是毛泽东主张的，集中主力渡黄河东征山西，在晋西建立新的根据地。他认为，陕北地瘠民贫，兵员缺乏，不能一般地采用巩固求发展，而应以发展求巩固。他指出：“目前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都不好做，只有向东。”

1935年12月的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在未来6个月中东征击破阎锡山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5个县以上的初步的苏区，扩大红军，筹集资财，再作进一步发展”。于是，到达陕北仅3个多月的中央红军于1936年2月东渡黄河，挥兵山西。

当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虽拥有号称10万的晋绥军，但分布晋绥两省，兵力不集中，缺乏同红军作战的经验。同时，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加上长期没有战乱，民间较为富庶，有利于红军的发展。

红军东征一路顺利，到2月底，已消灭、击溃晋绥军5个团，粉碎其14个旅的反扑，控制长、宽各约500公里的地区，打开了向前挺进的大门。然而，情况突变，阎锡山一改不许中央军入境的态度，同意蒋介石的10万大军分两路入晋，同时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也奉蒋介石指令，准备封锁黄河，进攻陕北根据地，这样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5月初，东征红军撤回陕北。

东征虽取得了歼敌7个团，扩大新兵8000人，筹款30万元的战果，但未能实现中共中央向东发展的目标。为了解决十分紧迫的经济和后勤困难，5月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对向南、向西、向西北三个方向发展的分析，决定挥兵西征，向甘肃方向发展。

5月19日至8月1日的红军西征，开辟了纵横各200公里的新区，俘敌人、枪各2000余。但由于这里与陕北一样地瘠民贫，人烟稀少，红军的经济和后勤困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打通国际路线”

在红军西征期间的1936年7月，终于战胜张国焘分裂阴谋的红军总部率二、四方面军向陕北挺进。两个方面军数万红军的到来，无疑进一步增强陕北红军的力量，但也使红军的供给困难进一步增大。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实现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抗日基础上的“西北大联合”；一方面加紧打通联接苏联的“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

1936年6月，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秘密拟定了“西北大联合”计划，并报共产国际批准。9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援助中共红军，并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宁夏和甘西以接近苏蒙边界取得物资援助的计划。随之，中共中央决定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由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

10月上旬，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南会师。18日，共产国际针对不久前中共中央提出的包括飞机、大炮在内的求援清单，通知中共中央：派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中蒙边界的定远营接受苏联援助的550-600吨左右的物资，但无飞机、大炮。于是，宁夏战役开始实施。

10月24日夜，正当红四方面军之三十军按计划西渡黄河并控制了河西一片土地时，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旨在消灭红军于会师后立足未稳之时的“通渭会战”也同时发动。胡宗南部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猛扑，连占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地会宁、通渭、静宁地区，进逼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26日，随红三十军到达黄河渡口的红九军经中央军委同意后过河，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一起过了河。30日，负责看守黄河渡口的红五军在国民党军突击下无法东移，奉命撤至河西。这样，河东、河西红军被国民党军割断。随之，国民党军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宁夏战役已无法实施。红四方面军3个军2.18万人孤悬河西，处境艰难。

此时，情况有变，在通向中蒙边界的绥远，日伪军与国民党傅作义部紧张对峙，绥远抗战一触即发。此时如果继续执行原定的进军中蒙边界的计划，让红军向正准备同日伪军奋战的国民党军背后发动进攻，在政治上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于是，11月4日，共产国际电告：从外蒙援助已不可能，改从方向运送1000吨物资到哈密。

西路军失利

11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河西部队2.1万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至少要到明年夏天才能到达安西，而安西到哈密还有1500公里荒无人烟的沙漠。9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河西部队向西挺进。11日，中共中央将其改称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此时，甘北隆冬已到，苏联援助遥遥无期，贫困的西北又难以大规模就地筹措。除正在顶风冒雪向西挺进的西路军外，黄河以东数万红军的衣、食、药皆成问题。无奈，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款60万元救急，同时，再三向共产国际求援。共产国际得悉后，由美国分两批汇寄20万美元到上海宋庆龄处，并告知中共中央：苏联方面还准备援助中国红军8万美元以上。但远水不解近渴，无奈，中共中央又向张学良借款10万元。

奉命打通外援通道的西路军，在隆冬之际身着单衣艰难行进，一路坎坷，11月中旬已减员至1.8万人。他们致电中央，当地地形不便打运动战，群众斗争不易发动，扩大队伍与筹款困难，人员、弹药有减无增。12月底，全军进至河西走廊300余公里的狭长地带时，陷入敌军重重包围之中。由于天寒地冻、弹尽粮绝、补给无路，虽经中共中央多次援救，终于1937年3月失利。

西路军的失利，使中共中央从打通国际援助通道的计划落空。但此时，西北的统一战线工作却取得极大成果。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部发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赴西北指挥“剿共”的蒋介石，局面为之一改。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1937年2月，国民党政府首次拨给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应得饷银的2/5，即30万元。4月起，又开始供应粮食、被服。随后，经国共谈判，确定将陕北根据地扩大为长近500公里，宽约200公里，总人口200万的陕甘宁边区，并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人民军队抗日战争物质基础初步确立。

实践表明，红军在1936年重建根据地的过程是十分艰辛的，并付出沉重的代价。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运筹帷幄，终于在贫困的西北建立起了保证人民军队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