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论止盗(为何古有“海内升平，路不拾遗，

防止偷盗与发展生产有何关系？这又跟搞好社会治安有什么联系？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里提到过，唐太宗与群臣议论如何防止偷盗的一短话：

唐太宗李世民，与群众讨论消除盗贼的办法，有的人，要求用严厉的法律来禁止，李世民付之一笑说：“老百姓之所以去行盗，是因为赋税、徭役繁重，官吏们贪婪地搜刮，使他们饥寒交迫，所以才顾不得廉耻了。要消除盗贼，应当去掉奢侈，减省费用，减轻徭役和赋税，选拔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的衣食都有剩余，老百姓就自然不去行盗了，哪里用得着苛刻的法律呢！”

从此数年以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外出不用关门，流动的商人，夜间宿在野外也不用担心会遭到抢劫了。

义理：这里说明，唐太宗李世民，谈了他对消除盗贼，采取的方法，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如何搞好社会治安问题。李世民认为，不能单靠苛刻的法律，他在分析了产生盗贼的原因之后，提出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这样，盗贼自然就减少了。从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发展社会生产对于搞好社会治安的重要性。只要各大生产厂家运转，那么工人不会下岗，不下岗就会有工作，无业游民减少，治安好在于无业游民少，就是这个道理。

话不多说，原文奉上：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以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宗与群臣论止盗》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这本书为何取名叫《资治通鉴》而不是别的名字呢？

其实在这部书里，司马光总结出许多的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曾认为此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才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大约300多万字。

《自治通鉴》因为是司马光一人的精心定稿，统一的修辞，文笔极佳优美，叙事也很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司马光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历年来《自治通鉴》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