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多少年(对比90年代的社会治安,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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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拿着放大镜,审视过去40年,我们走过的路,似乎每一步都是险象环生,但登高远眺,回顾过去的40年,天佑中国,大方向没有错,庆幸我们闯过了这条充满荆棘的征途。

从现在回头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个阶段。大概是1978到2001年,这段时间,混乱,丛林社会,野蛮生长。

第二个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6年,生产力爆发,成为世界工厂,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的仿佛装上了核动力引擎,一路狂奔,到2006年,我国贸易额的GDP占比,高达64%。

第三个阶段。就是2006年到现在,外贸规模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内需开始爆发,大基建和新经济,重塑了中国经济,把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市场。

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是一个长达40年的漫漫征途。没有前两个阶段农民工的忍气吞声,就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基建狂魔和新经济。没有基建狂魔和新经济,我们就没有产业升级,只能和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一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越陷越深。

跟年纪大的朋友聊起往事,感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与眼前的生活相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短短二十年,变化来得太快,显得那么不真实,今天我们就来聊下90年代的发生在我的社会上的疯狂事迹。

1、国道上处处险象环生,大巴车司机与地头蛇勾结。

在坐大巴车的过程中,每到饭点,司机就会找地方吃饭。有一次,在一个派出所斜对面的院子前,大巴停下,门口竖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停车、吃饭”。院子里一位彪形大汉,牵着一条恶犬,用很严厉的声音命令道:“都跟我来吃饭!”

几乎每次都是相同的情节,菜色凄凉,米饭屎黄,苍蝇乱舞,价格离谱。司机、警察和沿途的恶霸互相勾结,欺软怕硬,压榨乘客。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这就是90年代长途大巴的经典套路。

2、民营企业管理混乱

十年代的民营企业,基本上和黑社会没啥区别。那时候,温州的制革厂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都是,有些民营企业家管理人工竟然用到管制刀具和枪。

3、社会治安、私刑泛滥

在90年代,没有被偷过自行车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人生,我们家前后被偷了至少3辆自行车。当时的温州,盗窃猖獗,警匪勾结,民怨沸腾,结果就是,一旦发现盗窃嫌疑犯,最常见的做法不是报警,而是就地正法!90年代的中国治安,就像现在的南非。

尤其是针对那些外地口音的嫌疑人,一旦被人指着,就高喊“抓贼”!无论跑还是不跑,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比如广州,是当时全国治安的焦点。

1990年代的广州,就是2010年代的南非,去过的人,被偷是习以为常,不被偷才是人间奇迹。《广州火车站生存手册》中作者在广州6年,到广州火车站不超过6次,却已经留下了60年都散不掉的噩梦。他总结了广州火车站的“生存口诀”:不吃、不喝、不说、不问、不答、不停、不理、不管。一直走出广场,以车站为圆心,半径1000米以内所有的陌生人,都是坏人。

如今,跟00后讲这些90年代的往事,他们根本就不信。在我看来,2001年之前的十来年时间,治安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人口结构的巨变,具体原因如下:


1、经济差异:90年代的经济水平远不如现在,城里人的收入不高,外地人的收入更少,还经常被欠薪。走投无路的外地人,为了生活,也只能铤而走险。

2、文化隔阂:当时地域差异比现在更大,外来人口,很难融入城市。尤其是南方,十里不同音,浙江、福建、广东这几个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语言和内地差异很大,风俗习惯也不同。

3、地域歧视:经济上的差异,文化上的隔阂,造成摩擦越来越多,久而久之,造成了地域歧视。在那个年代,法制观念,公民意识,都非常淡薄,受教育的水平也很低。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外地人仇视本地人,小矛盾很容易激化成暴力冲突。 如今回想起来,幸亏当年,城里人和农民工属于同一个种族,一样的肤色,一样的五官。否则,阶层矛盾、地域歧视,叠加种族矛盾,绝对就是干柴烈火,一点即燃!

时过境迁,现在是生活整体上跟之前的明显不同,对于90后和00后的孩子们,完全是在犯罪率几乎为零的环境下成长,相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人,简直纯洁得如同一群小绵羊……天下无贼——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理想,短短十几年,居然在中国得到实现!

在改革开放后这十几年里,中国究竟做了什么?

第一,普及教育。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义务教育的免费原则。2006年起,我国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事件。那一年入学的小学生,如今已经成为社会的栋梁。


第二,取消农业税。

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国为传统的农业国,农业税收一直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国库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收。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2006年废止,农业税实行了整整2600年。


第三,扶贫工程。

最近十年的扶贫工程,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精神面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穷人活得有尊严。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全国上下的教育程度高了,收入增加了,居住条件好了,人就有牵挂了,一旦有了牵挂,就不容易铤而走险。犯罪成本高了,社会就会慢慢安定下来。一无所有的被压迫者,最无所顾忌,也是最有破坏力的,比如中国90年代的小偷,和现在美国的零元购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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