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致敬米歇尔斯与克鲁伊夫(克鲁伊夫小传（上

约翰-克鲁伊夫，一位球风潇洒的球员，一位勇于创新的教练，一位绝对的足球传奇。他用68年的人生时光娱乐着、启发着并激励着全世界数以万计的球迷。2016年3月24日这位荷兰足球大师因癌症与世长辞，在其逝世三周年刚刚度过之际，让我们跟随着《442》著名记者Simon Kuper的文字重新回顾一遍克鲁伊夫所走过的传奇人生路。

当一名被叫做约菲-克鲁伊夫（Jopie Cruyff）的瘦小子刚开始跟阿贾克斯一线队球员共同训练的时候，几位年长的球员就把他认了出来。克鲁伊夫的家就位于阿姆斯特丹东区，与阿贾克斯主场仅有几百米的距离。从4岁开始，负责在俱乐部打扫卫生的母亲就会把克鲁伊夫带进了更衣室，边工作边照看孩子。很快地，这位清洁工的儿子就会让所有阿贾克斯球星们大吃一惊——不仅仅是因为球技，还因为那张大嘴。只要皮球滚落在自己脚下，这位少年就会习惯性地发号施令，指导身旁的各位国脚级球星应该如何跑位。更令他们感到懊恼的是，这小子的“点播”还真挺靠谱。

我们印象中的克鲁伊夫，难道不就是这种形象吗？脚下控制着皮球，面对着对手的层层包围，他却总能像管弦乐队指挥家一般精神奕奕地遥控着全局。无论比赛形势如何，他都要抽出时间来指挥队友（以及主裁判、边裁和球队名义上“主教练”）。偶尔地，克鲁伊夫也会亮出自己的绝活，轻松地盘过防守球员——即便在30多岁的时候，他也依然能开发出一种叫做“冲刺中加速冲刺”(sprint within the sprint)的全新技能，让自己的过人套路变得更为丰富。为了能自己变得更加卓尔不群，克鲁伊夫还练就出了双脚任何部位都能踢球的能力。

与贝利或马拉多纳不同，克鲁伊夫又不能只被视为一名伟大球员，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足球思想家。我们都知道爱迪生是电灯的发明者，然而在足球历史中，你却很难找出某个人说正是他“发明”了英国足球或巴西足球。克鲁伊夫则不然，正是他跟里努斯-米歇尔斯——他在阿贾克斯的主教练——“发明”了荷兰足球。直至今日，两人于上世纪60年代发明出的“全攻全守”足球思想仍在深刻地影响着荷兰国家队与巴塞罗那俱乐部。

约翰-克鲁伊夫（Johan Cruyff）出生于1947年4月25日。父亲马努斯是一名杂货商，阿贾克斯采购水果的买卖就交给了他。可以说，克鲁伊夫几乎就是在这家俱乐部里长大的。他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为俱乐部在上世纪50-60年代雇佣了两任英国教练，训练完毕后他们都愿意邀请小家伙儿去家中共进午餐。“我没上过几天学，”克鲁伊夫在2000年时曾回忆道。“一切都要通过实践来学习。也包括英语。”

马努斯曾预言儿子未来的身价“将会达到1万英镑”，然而他却并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它的实现——在克鲁伊夫年仅12岁的时候，马努斯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的死对克鲁伊夫触动很大。几十年后，已经来到巴塞罗那的克鲁伊夫，依然还会在深夜独自走进家中的厨房，试图跟父亲的灵魂聊聊天……缺少父爱的克鲁伊夫后来开始受到阿贾克斯更衣室成人文化的影响，这也让他变得要比任何人都更加固执、更加好胜。有传闻说，哪怕在跟儿子一起玩《大富翁》桌游时，克鲁伊夫为了取胜都会出手作弊。

“全攻全守”的创造者

1964年11月15日，克鲁伊夫完成了自己在阿贾克斯的处子秀，然而球队却以1-3的比分输给了GVAV（格罗宁根俱乐部的前身），赛后荷兰媒体在报道比赛时还拼错了他的姓名。在正式度过17岁生日之前，克鲁伊夫的母亲一直禁止俱乐部带他儿子参加客场比赛，因为她相信“主场会更安全一点”。

事实上，60年代初期的阿贾克斯在世界足坛并没有太大的知名度，相反它还只是一个仅有半职业性质的俱乐部，所能招募到的球员几乎都来自于阿姆斯特丹的东区。然而这种状况却在1965年1月22日（距离克鲁伊夫上演处子秀不过2个月）发生了改变，那天一位叫做米歇尔斯的体育教师把自己的二手斯柯达轿车停在了训练场外。这位阿贾克斯新主帅拥有一个貌似疯狂的想法：要想让阿贾克斯成为一家享誉全球的顶级豪门。很快地，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瘦小子就成为了米歇尔斯的知音。结果，两人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一愿望。

他们共同创造出了一种被后人称为“全攻全守”(Total Football)的新足球风格。“我们从未这么叫过它，那都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叫法，”当时的阿贾克斯右边锋斯瓦特告诉记者。它要求队员们反复进行一脚出球的传递，无球的球员也要永不停歇地占据球场空位；而每一位拿球的球员，都应该把自己想成是球队的指挥官；哪怕是门将都要具备进攻意识，必要的时候也需参与传控；边锋和边后卫则需要尽可能地通过跑动以拉开横向空间……对于克鲁伊夫的要求呢？他可以随意出现在任何位置上，并随心所欲地指挥全局。通过1966年的欧洲冠军杯，荷兰以外的球迷第一次领受到了“全攻全守”的威力——阿贾克斯在主场用一种“前所未见的奇特方式”5-1横扫了利物浦。

阿贾克斯幸运地同时拥有了克鲁伊夫与米歇尔斯。然而换个角度来看，两人能够在同一个时期内遇到整整一批才华横溢的阿姆斯特丹东区年轻人，这也算是个奇迹了。这些就包括左边锋凯泽尔（一个拥有波西米亚血缘的烟鬼）、堪称“清道夫”位置代言人的路德-克洛尔以及二战期间按在邻居的庇护下才得以生存的犹太裔球员斯瓦特。

然而在这些性格各异的本地球员里，克鲁伊夫却仍是最为显眼的那一个。按照其自传作者施普梅克的说法“其他伟大的球员都只有两条腿，而克鲁伊夫却有四条腿”、“在克鲁伊夫开始用外脚背踢球之前，其他人几乎从未做过这类事情”。甚至在抽烟的频率上，克鲁伊夫也遥遥领先于其他人。“他们习惯的标准时间，对于我而言就太过缓慢了，”克鲁伊夫在职业生涯早期曾如此说道。他对于“速度”这两个字有着独特的见解，“跑得快慢暂且不提，最重要的是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跑”。足球对克鲁伊夫而言“是一项需要使用脑子的游戏”。他宁愿自己被视为一个外星人，他告诉大家：“越是大家习惯做的事情，就越是错的！”

指挥官、病人、叛逆者

克鲁伊夫无视传统，眼前的一切都会激发出他的重新思考。他在阿贾克斯对阵一支业余球队的热身赛时，打进了一粒最能体现其个性的进球——只可惜那场比赛没有保留任何视频材料，我们就只能通过文字来还原其过程了。话说克鲁伊夫获得了一次单挑对方门将的机会，然而他却没有直接射门，而是带球转身奔回到了中圈位置。门将被他遛着跑了好几十米，等到他终于追上克鲁伊夫的时候，却发现阿贾克斯球星脚下的皮球却消失了。原来，在守门员奋力追逐对手的时候，克鲁伊夫已经趁其不备用脚后跟把皮球磕进球门了……

除了要为自己的场上表现负责之外，米歇尔斯还嘱咐克鲁伊夫：“如果哪位队友犯了错，你就该阻止他。”里杰卡尔德在球员时期曾跟克鲁伊夫做过队友、跟马拉多纳做过对手。在比较这两大超级球星时，他给出的评语是：“马拉多纳可以单凭自己的才华赢得胜利，而克鲁伊夫的优势则是可以通过改变全队战术来赢得胜利。”

克鲁伊夫从出生开始就带着时代的印记。与贝肯鲍尔以及那些在1968年聚集在巴黎街头的学生们一样，他们都是战后的“婴儿潮一代”。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藐视权威、急于抢班夺权。在克鲁伊夫出现之前，荷兰的球员都得毕恭毕敬地走进俱乐部老板家的房门，像奴才一般阿谀奉承，只为能讨到一份更好的合同；而克鲁伊夫的做法却在阿贾克斯内部引发了一场地震：他在商谈合同报酬时居然带上了岳父科斯特，而且还授权后者作为全权代表来讨价还价。

他把阿贾克斯队内上上下下的每个人都逼疯了。克鲁伊夫一直都在讲话、一直都在用专属于工人阶级的阿姆斯特丹口音来发音、随意破坏语法并打乱语序、而且还有说话时耸肩的习惯。有一次回忆起自己的足球生涯时，他一直都在用第二人称称呼自己，“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你总能拥有更好的见解。这意味着你就必须要一直讲话，一直纠正别人的错误。”

克鲁伊夫的个性是如此鲜明，以至于米歇尔斯曾为其聘请过两位心理医生，试图帮助爱将打开心结。他不仅愿意跟这些医生交谈，更愿意分享自己的想法。一位叫做格伦瓦尔德的心理专家把“问题”归咎于他对父亲的依恋，“他否认一切权威，是因为他会下意识地拿每个人跟他父亲作比较……如果他能少看到一些（米歇尔斯与其父亲的）不同之处，情况就会变得好一些。”

格伦瓦尔德继续分析道：“如果克鲁伊夫觉得自己遭受了攻击，他会变得更紧张、敏感；但如果他觉得自己被接纳了，他就会冷静下来。他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语调轻柔、长时间地坐着、说话变少、眼角湿润。”

随着米歇尔斯不再相信格伦瓦尔德的结论，克鲁伊夫又被带到了另一位心理专家泽文的面前。克鲁伊夫斜歪地倚靠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有关自己岳父的各种话题。结果泽文给出了一个就连弗洛伊德都不曾发现过的答案：受岳父影响……

这些心理干预或许是有意义的。1971-1973年期间，阿贾克斯连续三个赛季摘得了欧洲冠军杯的桂冠。对于一家球员大部分都来自于一个城区、主场容纳只跟英格兰乙级联赛俱乐部相当、部分球员薪水还赶不上普通店员的俱乐部而言，这无疑是一大壮举。

足球被彻底改变的同时，阿贾克斯却也崩溃了。克鲁伊夫的离队跟他在队内享受到的特权存在直接关系。1973年的某一天，阿贾克斯所有球员来到一家乡村酒店，在这里选举俱乐部队长。结果大部分人把票都投给了凯泽尔，这意味着克鲁伊夫被“废黜”了。一怒之下，他决定转会巴塞罗那，属于阿贾克斯的一段黄金期戛然而止，而克鲁伊夫在加盟新东家后也将与所有洲际赛事的冠军奖杯无缘。

巴塞罗那为了迎娶克鲁伊夫支付了一大笔钱——500万荷兰盾（约100万英镑）——这笔转会支出一度被西班牙政府当局堵截过。最终，加泰罗尼亚的球队以“购买农业机械”的名义才蒙混过关。克鲁伊夫在为巴塞罗那出战的首场比赛里就顺利地打进了两粒进球，并在其效力的第一个赛季（1973-74赛季）帮助俱乐部在时隔14年后重新成为了西甲冠军。联赛刚一结束，克鲁伊夫就马不停蹄地来到西德，准备参与1974年世界杯的争夺。

球场上的教练

那支荷兰国家队凝聚着克鲁伊夫的多种创造力。作为球队的队长，克鲁伊夫甚至拥有了安排中场队友阿里-汉该踢清道夫的位置（“你疯了吗？”阿里-汉曾在第一时间反问道。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安排。）、在队内栽培阿贾克斯小师弟雷普（比赛进行过程中，克鲁伊夫会朝着替补席大吼：“雷普，赶紧起来热身！”)等诸多特权。

事实上1974年世界杯进行的那两个月，根本算不上克鲁伊夫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然而在当年的收视条件下，它却是让全世界球迷了解他的一块最佳平台。对于许多球迷而言，他们对于克鲁伊夫所持有的最多（或许也是唯一的）记忆都来自于那届世界杯大赛。

他是荷兰队内名义上的中锋，但在赛场上却无处不在。他可以在左路走廊尽情冲刺、用右脚外脚背送出传球；也可以躲回到本方半场，让负责盯防自己的防守球员无所适从；有时还会直接跑回到防线前，给防守球员发号施令。一代名帅温格就曾被克鲁伊夫深深打动过，他曾跟记者分享过一则“克鲁伊夫如何球员两名中场球员每隔15分钟交换一次位置”的轶闻。然而温格却并不敢尝试复制“全攻全守”，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手中并没有克鲁伊夫。

荷兰队在半决赛中将卫冕冠军巴西队送回了家。但在随后，该队的剧本却遭到了“篡改”。西德报纸《图片报》在决赛前一天用头版头条刊登出了一条名为《克鲁伊夫，香槟与裸女》的重磅新闻。文章声称荷兰球员曾在所驻酒店内安排过一场美女半裸泳池派对。克鲁伊夫的妻子很快就看到了这一报道，为了向妻子解释这是一个谎言他一直把电话打到后半夜。毕竟克鲁伊夫不是乔治-贝斯特，对于一个12岁就失去了家庭安全感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按照他弟弟亨尼的说法，那通深夜来电就是导致克鲁伊夫在决赛中踢得“像块抹布”的罪魁祸首。他还说：“如果父亲没死得那么早，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我们必须实话实说，决赛的一开始，克鲁伊夫踢得并不“像块抹布”。他主动后撤到清道夫的位置，拿球通过半场，在禁区边缘迫使德国人对自己犯规。当值主裁判杰克-泰勒，来自沃尔汉普顿的屠夫，错误地做出了点球的判罚。虽然荷兰人幸运地取得了领先优势，但克鲁伊夫却开始罕见地留在本方半场，兜起了圈子。西德球员福格茨因此一战成名——他不仅最大程度地限制住了克鲁伊夫的发挥，而且还创造出了（比克鲁伊夫）更多的得分机会。最终，西德队以2-1取得了胜利。在赛后的招待会上，克鲁伊夫在面对荷兰皇后时不仅没有寒暄任何客套话，反而请求她能给自己减税。

通过在巴塞罗那度过的另外4个赛季，克鲁伊夫感受到了更大的压抑。他参加了不少比赛，却始终无法获得显著的荣誉，久而久之，压力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了。“如果不喜欢足球，你是不可能承受住这种压力的，”他在后来曾如此评论道。

当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日益临近的时候，年仅31岁的克鲁伊夫却准备挂靴退役了。许多人曾误认为克鲁伊夫缺席这届赛事是为了“抗议阿根廷的军事独裁政府”。事实截然相反，真正的原因还是四年前的那场“泳池风波”，克鲁伊夫为了解决“家庭原因”只能留在欧洲。

一家广播公司曾尝试过让克鲁伊夫收回成命，并组织了一场“把克鲁伊夫拉回来”的请愿活动。克鲁伊夫考虑了一阵子后，提出了要带着老婆参赛的要求。最终这场活动也只得不了了之。就像体育作家大卫-温纳在其著作《绚丽的橙》（Brilliant Orange）所描述的那样：“一场泳池风波影响了荷兰人的两届世界杯。”在1974与1978年的两届世界杯中，荷兰队都倒在了决赛赛场。

1978年10月份，克鲁伊夫踢完了自己计划中的最后一场比赛。那是一场阿贾克斯对阵拜仁慕尼黑的友谊赛，结果阿贾克斯以0-8的比分遭遇了惨败。告别了球员身份的克鲁伊夫，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养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