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得来不易的三分(三分法则——毛主席平天下

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共产党，共产党的核心领导离不开毛主席。这是早已被历史事实反复多次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凌，内受封建军阀的荼毒和压榨。国家的希望在哪里？人民的出路又在何方？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产生了共产党，人民拥有了自己的领袖毛主席。中华民族的灾难和中国人民的苦难才最终结束。并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才真正站立起来，中华民族才真正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回顾共产党、毛主席平定天下的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三”这个数字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您看，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一开篇便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两句话中包含三部分人，即敌我友，提出这三部分人是简单的，但分析和识别这三部分人并制定和落实好相互关系的法则。没有独到、高明的见识，却是很难做到的。

分不清这三部分人，革命就不会成功。毛主席进而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没有认清“我”——他没有看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也没有认清敌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没有认清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的一面。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甚至连原来的朋友，国民党的中间派乃至于很多左派也都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由于不分敌我友，陈独秀领错了中国革命的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敌我之间的划分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国民党叛变革命前后的划分方法就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毛主席也认为，国民党并不是铁板一块，除敌我友的人为三分法外。按照客观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来说，还有个上中下的划分法：下层民众以工农为主，是“我”的范畴，中层如城乡小资产阶级则是“友”的范畴，上层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敌”的范畴。在这种划分的情况之下，革命的阵线就是工农联盟，争取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来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但这也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划分。

除了敌我友、上中下的三分法外，毛主席还确定了左、中、右的划分法则。拿这个方法来分析国民党，可以把它们分成左、中、右三个部分，而国民党的左派力量是可以争取作为朋友来团结的，例如1931年12月，国民党的第26路军就是在董振堂的领导下，发动宁都暴动，参加了红军。再比如，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并成立了军政府。这就是一股可以团结合作的力量，但是不幸被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拒之门外。不仅导致了福建政府的很快失败，也使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去了团结十九路军实现翻盘的机会。最终导致了中央红军不得不转入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直至毛主席重新执掌了中国革命的帅印后，他的三分法则才如鱼得水，得以施展其无穷的“法力”。

在政治上，毛主席划分了三种势力，即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反动势力，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团结了朋友，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在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中。毛主席把他们分成左、中、右三派，采取团结和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策略，并且针对国民党右派中的顽固反共分子，采取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针对民族资产阶级，毛主席也将其分为左、中、右三个方面。采取团结左翼，提防右翼的策略。在农村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中，毛主席把除地主以外的阶层分为三部分，即贫农、中农和富农。在各个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除抗日战争时期对地主采取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外，其他历史时期都是采取消灭和打击地主的政策。这里所说的消灭地主的政策，是从经济和政治意义上说的，除罪大恶极的地主执行从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外，其他地主都是给予生路的。而对三个阶层的农民采取的政策则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或有条件地打击富农的政策。直至解放后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才提出了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这种循序渐进的农村土地革命政策是十分高明的，也是非常稳健和高效的。

上文已经提到，无论是敌我友、上中下，还是左中右的划分，乃至阶级成分的划分，都是一个动态的、务实的过程。这保证了划分的科学性，政策落实的有效性。

毛主席平定天下的三分法则所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尽可能多地团结朋友，二是一步一步，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三种划分法，两大原则确保了政治上的团结和稳固，确保了军事上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使革命像滚雪球一样，力量越来越大，最终赢得了天下。这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高明的三分法则，是毛主席战无不胜的一大法宝，是他思想宝库中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正是：三分法则平天下，奇谋妙策归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