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何苦呢(《最后的棒棒》火了之后，导演何苦

称呼何苦为导演，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因为他所拍的成名作《最后的棒棒》犯了太多导演的忌讳，作为一部纪录片，何苦并没有导演应该有的客观冷静的“专业态度”，反而掺杂了太多自己鲜明的倾向。

但若把《最后的棒棒》评为国内最优秀的纪录片，我想是没人反对的。

自主择业的后的何苦想要完成“记录时代变迁”的梦想，所以告别亲朋好友，隐身重庆，成为以苦力营生的山城棒棒军，他想记录下这个时代棒棒大军最后的绝唱《最后的棒棒》很成功，老黄、老杭、老甘、河南、老金等人每一个都性格鲜明，他们生活困苦，但又处处都有一股悲情中的温暖所在。

老黄抠搜，但会拿自己的血汗钱给残障乞讨者；老杭有冒死潜入废墟探查老黄未及时转移财物的仗义；老金会聪明地乔装打扮为老甘讨薪......

这些都是底层人性的星星之火，也是导演何苦想要借纪录片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竭尽所能之后也不能听天由命，要艰难地与生活进行抗争。但从导演个人的角度，《最后的棒棒》又显得很失败，在底层奋斗了500多个日日夜夜，完成了400分钟，13集的纪录片后，片子仅被爱奇艺以2.6万元收购。这个价格，还不够何苦支付摄像大哥的工资。

不专业的导演，稍显刻意的人性，说何苦是个不专业的导演不是我瞎说，而是何苦本来就不怎么认同自己的导演身份。在个人采访里，何苦就说过，自己头戴“导演”身份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片子要申请公映许可证，填表的时候只有导演这个选项。

以何苦自己的定位，他只是一个参与者、讲述者，竭尽全力地去挖掘故事而已。而作为讲述者，何苦导演就有意无意地把所有人的故事都落在了幸福上。

这是因为何苦在以棒棒这个身份生活时，感受到了身为棒棒的快乐。会为今天多挣了五万块钱而感到幸福，而笑得很开心。

比如老甘干了几十年的棒棒仅存有3千块钱，何苦打趣他说你挺不容易，但比我赚得多。老甘却意味深长地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本来是一句最普通的用来描述生活的句子，但在老甘的嘴里却说出了一种知足常乐的幸福感。所以在整个纪录片中，何苦都有意无意地在放大这种幸福感。

对于一些绝望的瞬间，何苦就选择隐瞒了下来。比如河南这个人。片中的河南只是显得有些好吃懒做，喜欢打牌，但结尾处还是找到了一个正经工作，生活似乎在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关于河南背后的故事导演何苦选择隐瞒了下来。

比如最后房东把河南的被子扔到了门外，河南坐在被子上对何苦说：“你能不能拉我一把，我斗地主的技术炉火纯青。你也别拍纪录片了，你只要出5千块钱给我当本钱，赢了钱我们五五开。”何苦没同意，然后河南就把他拉黑了。

《最后的棒棒》火了之后，有家小公司找河南当网红，试录一次给2千块钱，河南去录了两三回，领了五六千的工资就玩消失打牌去了。

输光钱再回来，拿了工资又消失，就这样这家小公司围绕着河南苦苦支撑了一年时间，公司就被搞垮了。

河南就是《最后的棒棒》里人性最绝望的那一部分，也是底层群众最真实的一部分。有些人，即使时代赠予了他很多机遇，但他就是把握不住。何苦刻意隐瞒了河南身上的一些事，因为他想展现的是底层群众发出的光辉，而不是黑暗。但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没有客观、真实地展现这些人性，这确实是何苦不专业的一部分。

《最后的棒棒》火了，何苦却又消失了，2016年，何苦《最后的棒棒》在首届金树国际纪录片节中荣获最佳短纪录片奖。但何苦却又消失了，没人找得到他，奖杯还是后来中国公司回北京寄给他的。在往后的三年多时间，何苦继续与 “棒棒”们朝夕相处，感受着他们的生活。2017年的春节何苦自费请了400个棒棒们来吃团年饭，并且每人都发了一个红包，以铭记自己当棒棒的这段时间。

2018年推出电影版《最后的棒棒》后，走红的何苦并没有选择长期曝光在镜头下，而是一转身又投入了大山，开始了自己新的一部纪录片拍摄。

然后花了整整3年又拍了一部《追山人》，这仍然是一个群体的人物命运，有着典型的时代印记。可以预见的是，《追山人》的故事必定没有《最后的棒棒》精彩，因为《最后的棒棒》中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小人物太能引起普通人的共鸣。但何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大火，他只是想要记录下一个时代的印记，比如《最后的棒棒》里那批从农村到城市挣扎的小人物，比如《追山人》里这批城里人走进农村的大学生。

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意义非凡的时代之变。何苦导演想要做的，就是用这群人的故事，来记录时代的变化。他的初心，从来都没有改变过。